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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个与《天涯》关系密切的人来评论这本杂志，可能是利弊参半的事。从利的一面说，因为关系密切——给杂志写稿，经常参加杂志社举办的一些学术活动，而且与编辑都是朋友——所以比较了解杂志的一些基本想法，也就是所谓的办刊宗旨和指导思想，甚至也了解编者们不无个人偏好的思想兴趣、艺术品味；这样，对杂志的把握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从弊的一面说，也是因为关系密切，可能难以保持相当的距离和客观的态度，因而对杂志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视而不见，甚至有可能把缺点当作了优势来肯定，或者相反，把长处误作短处来批评。所以，我要特别警惕，尽量避免把个人的好恶当作普遍的标准。虽然如此，我还是不可能完全克服自己的偏见。这要请《天涯》的编者和读者谅解，同时还望思想界文学界的专家特别是编辑家们指正。 《天涯》的成绩和影响 改版三年，《天涯》的成效是相当显著的。 改版前的老《天涯》，在国内几乎不为人所知；而改版的当年，就被《新民晚报》评为1996年国内文坛十事之一(居第二位)，1997年又被《书城》杂志评为全国十二种精品杂志之一。在短短三年间，《天涯》的特别报道、小说、散文等，分别被《文汇读书周报》、《中华文学选刊》、《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刊物转载多次，各种地方小报、选刊未经允许的非法转载的就更多。1998年10月“上海在线”网上发布的东方书林之旅图书排行榜，《天涯》是上榜图书中的惟一一份杂志。《天涯》现已发行到了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美国哈佛、加州伯克利、日本早稻田、德国哥德堡等三十多所世界著名大学的汉学研究机构，都订阅《天涯》。去年开办电子版后，从反馈的消息看，海外的《天涯》读者，比上网前明显增多了。据我了解到的情况，从改版到现在，国内几乎所有的重要报纸，都发表过介绍《天涯》改版、报道《天涯》动态、评论《天涯》作品、分析《天涯》模式的文章。三年间，来《天涯》访问的国外学者作家，我所知道并且接触过的就有，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安德森，英籍荷兰学者布罗姆，荷兰学者雷马克，法国学者安妮·居里安，美国华人学者李欧梵，旅美学者刘禾，旅加学者谢少波，美国学者靳茉莉，韩国学者申正浩等。1998年11月还接待了著名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伯-葛里叶。至于国内学者、作家和重要杂志的编辑，或顺道、或专程来访的就更数不胜数，他们中的很多人同时也是《天涯》的作者。这些情况表明，《天涯》已经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且引起了海外关心中国文化和文学现状的学者的注意。据编者介绍，韩国著名的杂志《创作与批评》已经与《天涯》达成意向，双方将于1999年约请中韩文学界人士开展双边学术交流活动。 《天涯》正如其名字所标示的，置身于被有的人讥为“化外之地”的天涯海角——海南岛。这个地方的文化发展水平，学术环境和办刊条件，与内地文化发达的“化内”都市相比，有较大差距。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天涯》短短三年取得了上面所说的成绩，是很不容易的。《天涯》的成绩大致可以这样概括：跳出狭隘的旧文学的小天地，走向提倡人文关怀，追求独立自由精神的泛文化、杂文学的大境界。有些人说《天涯》已形成了一种新的办刊模式，我以为是否存在这样的模式并不重要，倒是《天涯》的特征或者经验，确实有探讨总结的必要。因为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传媒业特别是文学类期刊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存危机，不少刊物实际上已经关门大吉。在这种情况下，刊物要想生存，要么在不改变宗旨的前提下靠外部输血，即靠财政拨款、企业赞助或被大的传媒养起来；要么干脆改变刊物性质，从纯文学转向大众文化类读物；那种想继续保持独立姿态，仅仅依靠广告维持的文学刊物，实践证明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纯文学刊物非常有限的发行量决定了商家不可能在这样的杂志上投入巨额广告费用。在这种情况下，要依靠发行量支撑而又不想走商业化的道路，力求坚守独立自由的思想文化批评立场和艺术探索的先锋精神，是相当困难的事。但《天涯》在这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虽然说《天涯》的做法和经验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对于正在探索生存发展新路的众多编辑家们来说，还是有不可忽视的借鉴参考价值。 《天涯》的宗旨和思路 在我看来，《天涯》的成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跳出传统文学刊物的模式，确立泛文化、杂文学的文学文体意识和体裁观。《天涯》在改刊之初，就体现了编者对文学经过深思熟虑的新认识。那就是，文学刊物再也不能按过去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四大板块永远不变的老样子办下去了，必须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来看待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关系，看待文学文体演进的可能和趋势。一方面，文学以外的其他艺术形式特别是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已经侵削蚕食掉了文学原有“市场份额”中的一大部分，很多原先的作家准作家已经放弃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创作而转向这些新的艺术形式；另一方面，文学本身为了适应需求也在不断泛化，衍生出很多新品种，如果固守原先的四大板块，势必要自我孤立，真正成为象牙塔里的东西，而且还未见得是真正的好东西。因此，无论是要关注文学以外的更广阔的世界，还是为传统文学样式探寻改造发展的新路，都必须打破独尊小说的旧观念，在文体体裁上兼容并蓄，把小说仅仅看作诸多文体的一种，而且并不是最重要的一种。在刊物结构上，小说排在了靠后的位置，而思想性的随笔则基本成了每期头条。从1997年开始，原先稍微靠后的“民间语文”更“得寸进尺”，移到了文学(小说散文)之前。这样的位置都表明了编者对原有文学样式的态度。就同一种文体而言，《天涯》的编者也比较重视体裁、风格的多样性。比如散文随笔，并不作刻意的区分，而且尽量消解多年来形成的那种非常僵硬的看法：散文一定要优美抒情，随笔一定要有学术品味。相反，真实，有趣，奇特，鲜活，动人倒成了选稿的主要标准。又比如去年开始推出的“特别报道”，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又不同于新闻报道。这个栏目的文章，具有一定的新闻性，同时又特别注意报道事件的宏观视域和历史文化背景的思考分析。至于“民间语文”，干脆就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各种非文学文体的大展示。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编者相当看重的“作家立场”这个栏目，其特点，用韩少功的话说，就是力求用生动活泼的文学语言谈论社会、思想、理论问题。这样的文章，我们在一般学术刊物和文学刊物中，是很少看到的。我敢说，就文体和文章风格的多样性而言，还没有哪个刊物能比《天涯》更胜一筹。事实上，《天涯》这种文体上的兼容并包并不是它的发明，从清末同盟会的《民报》到五四时代的《新青年》，再到后来的《东方杂志》、《现代评论》、《每周评论》、《独立评论》等等，都是包含有文学的综合性的人文学术刊物。纯文学刊物不是没有，但相比之下是少数，而且其整体影响要远远小于上述杂志。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也了解到，在发达国家，纯文学杂志少而又少，真正有广泛影响的还是那些综合性杂志，比如美国的《大西洋月刊》、《哈泼斯》、《纽约客》等等。《天涯》编者对这种情况是比较清楚的，因此他们一开始就决定彻底放弃五十年来在苏联文艺体制影响下形成的办刊模式，而转向更灵活，更有包容性的综合性刊物。多年前的《文汇月刊》和前两年创刊的《东方》大体也应该属于这样的刊物。但《文汇月刊》的理论色彩显然没有《天涯》浓烈，而《东方》的文学性要远逊于《天涯》，当然这与所处历史时期、刊物具体定位和编者出身、兴趣的不同都有关系。 2.强调杂志的思想含量，突出作家的人文立场。以前大多数作家曾经有一个共同的态度，认为作家要通过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对现实的态度；在小说以外发议论，谈思想，说文化，多少有“越位”和“不务正业”的嫌疑。就是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作家恪守这一原则，他们除了写作品，几乎是沉默不语的。 但从八十年代中期寻根文学开始，作家谈理论谈文化谈思想蔚然成风，到了1994年，随着人文精神讨论的展开，更多的作家批评家卷入了思想论争，其规模和深度以及争论的激烈尖锐程度，都超过了当年的寻根文学论争。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一是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需要作家表明自己的立场；二是作家在社会文化生活中从中心向边缘坠落导致的焦虑和困惑需要寻求解答；三是由于文学本身日益的先锋化，形式化，个人化，和所谓思想感情的零度化，使得作家不愿意或者感到很难在小说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对现实的态度，或者即使表达了，也因为晦涩幽深而不被读者所体察——现在已经很少有人非常认真地研读小说了——因而需要有另外一种非小说的表达方式。《天涯》“作家立场”这个栏目，及时适应了文学界这一需求。栏目名称本身，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提醒读者，作家应该有鲜明的立场，而且应该把他的立场直接表达出来。对此韩少功有一段表述：“我们正在进入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有些旧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消失，比如几千年官僚主义政治和极权主义问题；有些问题正在产生，比如消费主义和技术意识形态的问题；有些问题是中国式的，比如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换和运用问题；有些问题则是全球性的，比如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问题，等等。当然，这些现实问题又牵涉到更多基础性知识原理上的清理和探讨。我以为，一个作家也好，一个文学刊物也好，回避这个问题或者在这些问题上人云亦云，不是自己的光荣；恰恰相反，如果真要关心人，关切大面积人群的生命存在，包括要建设一种能够保护人生和健全人生的现代化文明，时时抗拒某些潮流中的谬论和欺骗是十分必要的。如果说人文知识分子还有什么用处的话，那就是要勇敢抗拒某些不义而且无知的文化潮流。”我们看到，在“作家立场”这个栏目，既有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批判，也有对文化现象的议论探究，当然更有对文学发展的看法意见。一大批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最优秀的中青年学者也在这个栏目中频频亮相，使得作家和学者在《天涯》上形成了一种文学和学术的交流融会。这种交流渲染烘托出的浓重、尖锐而又新颖的思想文化氛围，是读者最为激赏的。这也使《天涯》的文学栏目特别是小说，反倒相形失色，虽然其质量与其他刊物相比并不差——比较高的转载率也说明了这一点。 3.从文学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倾斜。如前所述，作家对理论的兴趣日益浓厚。但他们的理论素养一般说来相对薄弱；就是大多数文学批评家，一旦离开自己熟悉的文学，进入哲学、思想、历史、社会、文化领域，也难免捉襟见肘，犯常识错误的尴尬。如果说八十年代前期是作家批评家在中国思想文化界领风骚的话，那么到了九十年代，他们的这种地位几乎丧失殆尽。他们现在需要向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请教，从他们那里汲取思想资源(有的批评家干脆就放弃文学而转向了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但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刊物，如大学学报，因为其浓厚的经院习气和对现实问题的相对疏远，作家批评家很少阅读。因此，除了《读书》、《战略与管理》等杂志，国内几乎再没有适合文学界人士阅读的切近现实，文风活泼，又有思想深度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刊物。而《天涯》改版向这一方面的倾斜，正好填补了一个空白。一批哲学家、思想史家、社会学家、文学理论批评家，得以用比较活泼的语言，自由自在的行文方式，在《天涯》上谈思想文化和现实问题，给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当代中国文化、思想状况的窗口。自1997年后半年以来，由于刊发了汪晖的长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更使《天涯》成了思想界注目的焦点，成了各种立场观点交锋的主要阵地之一。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如今仍在《天涯》上继续。 4.对民间语文的高度重视。《天涯》开设民间语文专栏，实际上呼应了中国思想界自八十年代末以来对民间社会或市民社会、公共空间、非主流文化或话语这些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天涯》改版第一期(1996年第1期)编者郑重其事地为“民间语文”栏目写了一个编者按，主要内容值得引用： 广义的文学，包括人类一切有创造力的语言和文字，并非作家的专属领地。本刊新开 设“民间语文”栏目，为作家以外更多的人开辟表达空间，展示旧文学标准常常忽略的各 种日常体语文：日记、书信、传说、讲辞、顺口溜、广告、应用文、回忆录以及一切新 方言和新行话，力求获得更广阔的文学视域。 在我们看来，一则精彩的启示，可以比一部乏味的长篇小说更具艺术的力量。一句流行的习语，也可以比一百本矫饰的散文更能成为人们认识社会的入口。 民间语文是文学的纵深，是文化与自然的触面，语言与生命的结合部。作为在人类生存实践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的语文行为，它的自发性属与实用品格，最能呈现出主流话语对生命的定制，也最能呈现出生命对主流话语的消解；它最能揭示传统的滞积，又最能传感创新的勃动。它常常比文人写作更直接更灵敏更鲜明地标示出一个民族特定的文化方位。 这个编者按道出了民间语文的宗旨，从中可以看出编者的思考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这种思考当然不会仅限于一个栏目而与其他板块无涉。对“民间”的重视，实际上也体现了编者在民间语文中揭示历史的别一种真相，为文学开掘文化语言资源的用心和努力。在《天涯》的众多栏目中，读者对“民间语文”的评价非常高。从长远看，一些入时的火爆文章、惊人话题可能会被人们淡忘，但“民间语文”里那些普通平凡没有想像力和文采的书信，民谣，流行语，历史文献等等，将会被一再重读，解释，引用，成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5.编辑的主导作用。如果把《天涯》和其他文学刊物作个比较，我认为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天涯》的编者真正做到让每一期刊物的内容、立场、风格、形象，都尽可能体现编者的意图，而不是按多年形成的成规旧制，进行惯性运作。换句话说，他们几乎是把每期刊物都当作创刊号来编的。在传媒非常发达的信息时代，精神产品究竟是如何产生并且发挥其社会效用的？如果我们把文化作为一种产业甚或工业来看待，作者与编者的关系，就很像电影各部门艺术家(演员美工作曲等人)与导演的关系，工厂技术人员与厂长的关系，流通领域生产厂家与销售商的关系。在作者编者和读者三者间，编辑绝对是轴心。他虽然不是文章的创作者，但他对刊物宗旨和目标的设计定位，对文章的选择取舍实际上间接地决定了很多作者的方向选择。因为除了极少数原创性作家思想家，一般写作者自觉不自觉都要以不同方式适应读者的需求；而编者是读者的代言人，而且很可能是强奸读者意愿的不合法的代言人。但只要传媒仍然处于形态不同的某种垄断地位，或者说掌握着社会的话语权，那么这种不合法的代言角色就将继续扮演下去。正因为如此，传媒就既拥有压制、“封杀”思想和艺术的力量，也有倡导、培育思想和艺术的功能。具体到《天涯》来说，正是因为编者的创造性的构想，才使原先一个了无生机和活力，与他人几乎完全雷同的文学杂志，洗心革面，焕然一新。正是因为编者的不间断的探索努力，形成了《天涯》始终居于思想前沿这样一个形象，才使立场观点有异的诸多作者都来为之撰稿，而杂志因此才能为读书人奉献上有价值的作品。正是因为杂志依赖的是思想创意而不是显赫编委会和豪华作者群，所以它才有底气，有自信坚持不唯名而只唯质的严肃态度。主编蒋子丹说过，“《天涯》宽容一切认真的探讨，惟一不宽容的，是那些出于不认真的文化垃圾，比如不讲道理但大言欺世和恶意搅水的文章。”给《天涯》写稿的知名人士颇多，当然也有很多名流从未在此发表文章。在我看来，对读者而言，《天涯》是严肃的引导而不是媚俗的迎合；对作者而言，《天涯》是平等的诤友而不是恭顺的仆从，更不是高傲的主子。所以它才赢得了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学者的尊重和大力支持，才有一些“圈子”以外或偏远地区的无名者能从《天涯》登上文坛，《天涯》每篇文章末尾的作者简介就能说明这一点。 6.使命感和敬业精神。在中国，缺少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杂志。这种杂志数量之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文化垃圾泛滥成灾的根源。中国缺少的是有使命感、有坚定立场、有鲜明个性的杂志。前文所引韩少功的一段话，就是《天涯》使命感的最好表述。如果说这一表述是观念层面的，那么具体落实在编辑业务上，就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全力投入的敬业精神。《天涯》改版初期，只有两个编辑，加上社长、主编、编务和电脑操作员，不过六个人(1998年取消了专职编务，增加了专职和兼职编辑各一人)。除了组稿编稿、审阅自然来稿等正常编辑工作，还得兼顾下厂印刷和邮购业务。《天涯》为了降低成本，是在大陆印制的，除了直接的邮局订户，大量个人邮购杂志要从大陆运回海口然后再寄出，业务量很大。这样编辑不但要坐班，而且经常得牺牲周末休息时间。主编蒋子丹为了全力以赴办好杂志，三年来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写作。《天涯》的编者是把这个杂志作为个人的事业来干的。没有这样的全力投入，要办好杂志是不可能的。 但是，要办好一个高品位的杂志，光有激情和艰苦卓绝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编辑本人必须站在思想学术和文学艺术的前沿，至少要对文学界理论的问题有足够的关心和相当的理解鉴别能力。然而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几个历来是写小说，编小说的人，现在要大量吸纳社会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史学、经济学、文化、宗教、教育等等领域的专业知识才能胜任编辑工作，其困难可想而知。但这些人还是编好了杂志。其间的窍门只有一个，那就是学习。所以，《天涯》编辑最繁重的任务倒不是编辑业务，而是学习。繁忙的工作，巨大的学习压力使这里的编辑，颇有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之感，而很少有一般编辑的那种轻松散漫，自由快活。韩少功认为编辑的素质决定刊物的命运。所以他特别强调读书和学术交流活动。编辑部不定期地举办天涯沙龙，请从国外和内地来海南的专家学者与编辑座谈交流，或者办读书班请专家讲课。我以前也曾是一家文学刊物的理论编辑，根据我的经验和了解到的其他杂志的情况，我相信像《天涯》这样重视学习的编辑部，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少见的。从内地来的很多作家学者都对《天涯》的文学和学术空气感到惊奇。而这也正是经常有人乐意来《天涯》访问交流的原因。 《天涯》的局限和不足 《天涯》的经验——如果能称其为经验的话，我大致概括如上。显而易见，《天涯》虽然获得广泛好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果然已经非常高明优秀。更客观的估价可能是这样：由于多数文学杂志办得太差了，相形之下，《天涯》和其他少数刊物就显得特立独行。但我们都明白，很多杂志办不好，一是这些杂志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如果每个部委机关，每个社会团体，每个行业，每个阶层都面向社会办自己的文学杂志，情况会怎么样？当然是大大的不妙，很不幸事实正是如此。二是有些杂志本来应该能办好，但由于意识形态的钳制，由于行政领导的干预，由于官僚化业务管理的低效，由于机构的臃肿(一个与《天涯》同等规模的杂志，人员可能是天涯的五倍甚至更多)，由于经费的短缺，而无法办好。三是，社会上有些志同道合的文化人，很想办自己的同人刊物，也有杰出的出版编辑家襄助，他们本来最有可能办出好杂志，但出于中国出版业的垄断性质，这些人不能得其门而入，好杂志就只能在想像中出版。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变化，就像今日一般人都可以办公司一样，任何人都可以办杂志，到了那时，完全有可能出现更多《天涯》这种水平甚或更优秀的杂志。当然也必定出现比今日更多的文化垃圾。 如果说《天涯》尚有不足，我以为有以下几点： 1.个别栏目的质量不高。特别是艺术板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好文章不是很多。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实际表现出了编者对文学以外整个艺术领域的现状和问题缺乏深入全面的了解，没有像对文学那样，有自己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看法，因此不能形成鲜明独特一以贯之的编辑思想，常常是有什么稿就发什么稿。编者不知道什么人能写这类文章，而能写的作者也不知道刊物究竟要什么样的稿子。 2.文学板块特别是小说，与作家立场、解读与批评等栏目相比，特别优秀的作品不多，从已发表的小说看，比较多的是那种语言干净简练，讲究叙述技巧，味道比较平淡，而风格近于干枯的作品。虽然也有以叙述故事为主的作品，但又似乎比较直白，缺乏深度。从客观原因看，好小说特别是好的短篇小说现在非常难得，这是许多文学刊物都面临的共同困难。从编者自身说，他们的注意力显然更多在作家立场和相当学术化的研究与批评等栏目，对小说重视似乎不够。而在我看来，这除了编者对整个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前景不乐观因而所抱希望本身就不高外，相应的还有一个矛盾的心态或者说持有一个理想化的小说标准。他们遇到的两难常常是，比较好看的小说缺乏深度，艺术上也似乎没有新意；讲究技巧的又空洞苍白。我设想他们理想的小说大概是：既要有精彩的故事，奇绝的构思，又得有现代的技巧，深刻的内涵。这些要求本身当然没有错，但以此衡量大量来稿，可以说合格者极少。这里就反映出了一个矛盾：一方面，编者主张泛文学，杂文学的文体观和体裁观，另一方面又对中短篇小说有理想而严格的要求。如果我们真的面临一个文体解放时代，面临绝大多数作家再也不把短篇小说当作艺术精品去字斟句酌地经营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固守一个近于理想化的小说标准，又有多少现实意义呢？在我看来，如果要在可读性与新颖深刻之间选择，我宁愿读好看的小说。《天涯》的绝大多数文章不是消遣性的(散文随笔偶尔有轻松文章)，如果编者不肯降格以求，那是否可以考虑干脆不发表小说——可是这样一来，《天涯》还能算一个文学刊物吗？现在的人包括《天涯》的编者，大概都有一个模糊而又坚定的观念，综合性文学刊物少什么都不能少小说。所以，我们在《天涯》看到的小说，并不是编者十分满意的，但既然没有精品，只好退而求其次。那么，这到底是文体解放思想不彻底的表现，还是为了迁就照顾读者情绪和要求的无奈选择？如果说《天涯》小说栏目还有待改进，我以为恐怕有一个对小说概念和标准进行反思的问题。 3.《天涯》的一大优势，是在文学创作与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之间发现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作家谈理论，学者谈文学，总能给人以新鲜锐利不落窠臼的良好印象。但这里也有潜在的危险。其一是，作家批评家谈非文学的理论问题，容易犯“情胜于理”的毛病，激情有时候好像得不到应有的控制，结果讲理而难以理服人。一般说来，在学术领域，人们可以容忍、理解偏激的观点，但很难认同偏激的情绪。情绪化始终是学术理论研究的大敌。偏偏文学界人士最容易情绪化。大多数作家批评家不可能是非常理智的学究，但如何在理论化的言说中抒发激情，或者用比较抒情的方式讲理论，这是应当引起编者高度注意的一个问题。其二是，文学批评家在进入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发表议论时，知识储备不是非常充分，容易把问题简单化，甚至犯常识错误。当然，我们不能用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的标准去要求文学批评家，非要有新发现新观点才能说话；但至少不能犯明显的低级的知识错误，否则，既可能误导读者，又会被专家所笑。《天涯》的个别文章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有人已经提出了批评(见《天涯》1999年第1期任剑涛的文章)。 一点担忧 如果从较长历史尺度来衡量，《天涯》的三年，一瞬而已。已经取得的成绩，达到的水准是否能较长期的维持呢？会不会昙花一现呢？纵观中外，固然有很多极有影响的杂志是非常短命的，但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作出重大贡献的，一般说来总是那些具有悠久历史的杂志。近代以来的中国，由于历史变迁过于迅速激烈，要办那种以稳健甚至保守态度，经过长期积累产生巨大而持久影响的杂志几乎是不可能的，现代出版史著录的成百上千的短命杂志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我的印象中，现代中国好像没有一种连续不间断出版五十年以上的杂志。这也许正是中国现代文化未能繁荣昌明的一个证据。 也许是寄望过高，我对《天涯》的发展前景不无担忧。从生存环境看，海南经济并没有许多人想像的那么繁荣，海南的文化人也随着开发狂潮的消退而纷纷逃离，当年下海淘金的成百上千的文化人，如今已经所剩无几，而且还不断有人离去。这就使《天涯》的读者主要在大陆，但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一个杂志和它的注册地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时时都可能左右杂志的命运。多年前红极一时的甘肃的《当代文艺思潮》和福建的《当代文艺探索》的命运，以及后来更多风云一时而又迅速夭折的著名杂志，一再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历史不可能重现，但只要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原则和体制不变，现实就有可能一再“模仿”历史。 文学性的杂志，从编辑者的构成来看，历来有两种，职业编辑办刊和作家办刊。凡作家办刊物的(只挂名者不能算办刊)，鲜有能长久主持其事者。原因有三：除非他半途而废，不再写作，否则总要身在编辑心在创作，不能死心踏地为他人作嫁衣，此其一；大凡作家，在思想、立场、趣味上总要保持某种偏激甚至极端的态度，而这容易形成他在编辑方针上过于强烈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会因为社会思想潮流、文化趣味的转变，而失去原有的部分读者，最终对杂志的存在构成威胁，此其二；作家立身处世，待人接物，总有一个情字在，在编辑业务中自然不能排除情绪化的东西，长此以往，或难以与人相处，或以情绪化态度处理本该理智对待的业务问题，最终影响到刊物的质量和存亡，此其三；现代出版史上那么多文学性杂志的忽生忽灭，就与作家主政有很大关系。而相对稳定的刊物大多是由邹韬奋这样的职业编辑家主持的，当代像《读书》这种相当稳定的刊物之所以长盛不衰，很大程度上就因为主编是地道的职业编辑。但《天涯》的主政者正是两个作家，而且是两个并不想中途放弃写作的作家。毋庸讳言，《天涯》的成功，韩蒋二人起了决定性作用。韩少功的思想就是《天涯》的办刊方针和指导思想。国内外众多学者作家能全力支持《天涯》，就是因为韩少功以其小说、思想随笔和翻译作品，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信赖，就是因为蒋子丹在其长期编辑生涯中和作家们有良好关系，而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试想，如果没有这两个人主持，即使有同样的办刊方针和思路，一个不为人知的《天涯》，在1996年改版第一期，能组成那样“豪华”(多家报刊评论《天涯》改版时用语)的作者阵容吗？我们不能说《天涯》现在就是一个成熟稳定的杂志，它还在探索自己的道路，塑造自己的形象，因此主政者的眼界、思路和号召力、影响力，对杂志仍然至关重要。那么从长远看，《天涯》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有非常优秀的编辑家在将来逐渐接过韩少功和蒋子丹现在承担的任务。如果我们以十年以上的长程来考虑问题，将来《天涯》能否长期维持其水准并不断发展，就是一个未定数。以中国之大，优秀的青年编辑大有人在；但以中国办刊受制之多，《天涯》所处环境的困难之大，以我浅见，接力者不要说更上层楼，就是萧规曹随都颇不容易。这是我的一点杞忧。 我衷心希望《天涯》能长盛不衰，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界一个充满思维活力和艺术新风的精神家园。 [作者简介]单正平，评论家，现居海口。 主要著作有《行走在边缘》。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