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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比喻都可能是蹩脚的，可人类永远都需要各种各样的比喻。推土机就是我对那些能写出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作家的一种比喻。这个比喻恐怕也是蹩脚的，但我还是愿意把它公布出来。我的意思是说，长篇小说的反映对象往往是整体的、开阔的、长河般的社会生活和历史画卷，而中短篇则更多地截取横断面、某些局部乃至细部的人物、场景，是生活长河中的一道涟漪、一个漩涡或几朵浪花。因此，中短篇作家总是以灵巧、精致和速度取胜，而长篇作家则必须依靠力量、吨位和气势擅长。准此，则还可以把中、短篇小说作家比喻成漂亮的中巴和轿车。如果顺此思路再作发挥，把一个时代的文学比作一座都市的话，那么，推土机类的作家创造了都市的主体框架，中巴和轿车类作家，则使这座城市充满了活力和生机。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衡量一个作家、一个作家群落乃至一个民族文学水平的重要准绳是长篇小说。长篇小说是一种基础、一种高度、一种标志性建筑。 关于推土机，不用再多说了，因为任何比喻要求的都是意会。也许有人会说契诃夫、梅里美、欧·亨利、鲁迅这些轿车型的大师也是他们所处时代文学世界的标志性建筑，指责我不能自圆其说。我不争辩，只想说一句：中外文学史也只有这么几个特例，或者依我个人偏爱，这个队伍里大约还可以加上一位茨威格。声明一下，本文这种说法不涉及诗人。 这个比喻，我在柳建伟《北方城郭》研讨会上公开了出来，这次因做给柳建伟的创作定位的文章，就顺理成章地用了出来。把这个比喻放在开篇，无非是为了吁请中国多出现一批推土机型的作家。谁都能感觉到，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学都市里，中巴和轿车已经发展太多了，早就车满为患，亟需推土机奋力拓展都市的生存空间，使这个都市早日能与国际接轨。 言归正传吧。 两栖作战：在创作和批评中寻寻觅觅 1 1989年春到1990年春约有一年的时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也停笔了，评论颗粒无收，倒是围棋的棋力长了约有两子。教学工作当然还是按部就班进行着，生存第一嘛。第三届学员入校后，我和后来成为军旅文学农家军歌领唱人的阎连科等学员交往密切起来。1990年春节过后，阎连科交给我一篇署名柳建伟的稿子，说是他一个朋友写的一篇评论，想请我鉴定一下。文章的名字叫《伟大的夭折》，内容是解剖八十年代最负盛名的长篇小说《古船》的得与失。论点放在承继与借鉴上，批评话语老道熟练，洋洋一万五千言从头至尾笔力不衰，常有别人批评文章中看不见的独特刀法刺人眼目。实话说，我颇感意外，并有所触动。不久，我又在《昆仑》杂志上看到了柳建伟的万字长文《瞄准生死劫》。这篇谈论军旅文学困境的论文，立意宏阔，切中当时创作时弊，很见作者的理论基本功和独到的尖利眼光。 这是一个能在批评方面浮出水面的作者，我对他产生了第一个判断。就在这年春天，我给远在四川大邑苦苦操练文学剑术的柳建伟发出一封劝他报考军艺的长信。劝他来北京读书，出于两种考虑，一是作为一个评论家，一个文学系教师，看到一个可有大造就的苗子，应该主动伸手扶他一把：二是军队文学界批评队伍严重萎缩，年龄逐步老化、后继无人之虑已迫在眉睫，需要培养新人。这样，1991年秋天，柳建伟就成了军艺文学系第四届学员。徐怀中创办军艺文学系距今已有十五个年头了，其间已有六届学员两百来人、从这里毕业，文学系的毕业生已经成了中国文坛一支重要的方面军。我做了一届学生，当了五届学生的老师，对文学系的发展历史可以说了如指掌。在这两百多个学生中，柳建伟是惟一一个被老师劝来就读文学系的学生。 钩沉这段往事，是为了给柳建伟寻找第一个定位的坐标：可以成就一个相当出色的批评家。这也是作为他师友的我对他的期待。 2 我接着再谈谈柳建伟的评论。 八年过去了，柳建伟在评论上应该算是有成绩的。三十余篇文章，二十余万字，在中国当下文坛，也可以博得一个青年批评家的名头了。从质量上讲，他的评论大都在相当的水准上，关键是他的评论在现象论、作品论、作家论方面都有拿得出手的代表作。《瞄准生死劫》、《长篇小说中的哲学观念与结构》、《五十年光荣与梦想》这些研究创作现象的文章，视野开阔，气势不凡，涉及军旅文学创作的根本问题、大型体裁作品在中国的全方位存在境况等方方面面，都力求与创作不隔，对操作富有启发意义。作品论有《伟大的夭折》、《关于〈马桥词典〉的若干词条》这种找到一个突破点，穷追猛问直到把最深层的真实披露给公众的毫不留情面的小刀型文章。这类作品论因略嫌其不够厚道，素不被我重视，但却未因此而忽略文章独特切入视角背后的才情。 他的作家论也富有个性和挑战性，常因切入视角的险峻和对论点的反复强调而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他的这些文章采取的擒贼擒王方略与我的套路庶几相似，故从个人喜好上我对它们有偏爱。《文化背景、个性视角、时代精神》、《孤独玄想创作道路的终结》、《立足本土的艰难远行》可视为这类文章的代表。后两篇文章分别评说军旅文学两个不同时期主将朱苏进和阎连科的创作，发出后颇有反响。他对朱苏进创作道路的解构，虽不能全面说服我，但我不能不说柳建伟关于朱苏进的创作存在“一突出”说确实言人所未言。他的对阎连科从本质上回归本土的呼唤，确实也看到了阎连科创作的深层危机。阎连科在内在精神和具体操作上全面向西方现代主义靠拢，在当今的文坛引起广泛注意和一片叫好，并为他赢得了真正的全国性声誉，但这条路真的能把他带进大师的聚义厅吗？柳建伟对他这种呼唤是必要的。《文化背景、个性视角、时代精神》是他借研究我的批评对新时期军旅文学史的一次重读，切入当然也极为独特。因涉及到我个人，这里不好详做评介。它问世后被军队文学界称为一篇奇文，自有它的过人之处。 凭以上这些成绩，柳建伟基本上完成了军队评论界接班人的形象塑造。可能是因为缺乏竞争吧，他在这个位置还能坐一段时间。因为就我的视野，军队还没发现比柳建伟更为年轻的实力派评论家。然而我对他的这一点成绩很不满意。先人曰：弟子不必不如师。 我则认为只有培养出超过自己的弟子的老师才是好老师。柳建伟在这方面让我感到失望。 作为一个军旅批评家，他还生活在我们这一代批评家的阴影之下，和全国新进的批评家摩罗、吴义勤、谢有顺们相比，他的影响力也无法望其之项背。这种状况的出现，并非是因为他才力不逮，不够刻苦，而是因为他的精力分散了。 3 以柳建伟的聪明和早熟，他该明白人一生只能干一件事的道理，然而他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采取两栖作战的方针，创作和批评都在不紧不慢地进行着。 接着，该说说柳建伟的中短篇小说了。 自1985年到现在，柳建伟共发表中篇小说十二部，短篇小说六篇，也有六七十万字。这些作品我基本都读过，有一点发言权。他的短篇小说基本上乏善可陈，放在当代中国文坛也只能属于刚过了发表线的三四流水平，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他的中篇小说倒是值得一提的，主要作品有《王金栓上校的婚姻》、《都市里的生产队》、《苍茫冬日》和《九哥是一片风景》，这些作品刊发在《当代》、《收获》、《昆仑》等重要刊物上，也曾被选刊选载，并收入中国作协创研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中篇小说年选中。应该说这些作品还是产生过相当影响的。 为写这篇文章，我又集中阅读了他的这些中篇小说，印象比单发时深多了。上述几篇作品都能经得起重读，这一点很重要。近年来，已有很多名噪一时的小说今天已不堪卒读了，这种现象值得文学界研究和反思。柳建伟这几部作品都是着力写人物的。那个利用军规不断结婚、离婚，把一个个农村优秀的女青年带进都市的可怜又可敬的王金栓；那个早年被人陷害入狱，后来又因私设公堂再度入狱的可悲可叹的生产队长张东升；那个穷其大半生精力，只做娶妻这件事却一直没能做成的九哥；那个在一座神秘的阁楼里为一种念想活了一生的奇女子曼丽，都能显示出一个趋于成熟作家的功力。这些文学人物放在新时期的文学人物画廊里，应该说是血肉丰满的。这次重读，引起我很多思索。思索的焦点之一，就是十多年来流行的批评，是不是过分注重对现象和思潮的关注了。以军旅文学为例，平心而论，能和王金栓的概括力和生命力相若的人物形象并不是太多，而《王金栓上校的婚姻》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确实很有限。总的来讲，目前，柳建伟的中篇小说还算不上最优秀的。他作为一个中篇小说家，在文坛处在一种将出线未出线的尴尬状态中。1997年以前，我发表的百万字批评文章中，几乎没有涉及对柳建伟中篇小说的定量分析。他没有进入主流批评家的视野，也是自然的事情。 对柳建伟中篇小说的遗漏，还有他自身的原因。十二部作品，分散在十年时间发出，数量上也无法引起关注。他的这些作品题材过于广泛，根本形不成优势兵力的打击力。在他的创作历程中，没有出现一个喷发的阶段，批评家对他的创作力自然也就没有信心。九十年代在军队小说创作中浮出水面的阎连科、陈怀国、赵琪，都是因为有井喷式的创作阶段才引起注意的。因此，柳建伟1997年前在创作上默默无闻，主要原因也不是他文运不佳，同样是精力分散。 4 到了1993年，柳建伟的两栖作战又一次拓宽了，战线又延伸到了战争纪实。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这已经不是不务正业，而是一种慢性自杀。一个有潜力的学生对自己这样放纵和不负责任，让我扼腕叹息。我对1992年以降汹涌而来的商业大潮对纯文学的打击早有自己鲜明的立场，较早地用《我为什么反对下海》、《工商时代文人何为》等文章吁请作家们要坚守。柳建伟随波逐流和二渠道联姻，自然是我反对的。道不同不相与谋，此后几年，我与他的个人关系也变得疏远了。他去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的举动，在我当时看来也没有浪子回头的意味，更没有想过这是补什么学者化的课。 一年一年过去，他的纪实作品的量与时俱增，可惜我没见过一本，不好评介。从他从不署真名的举动分析，大约这些东西都是属于速朽的一类，可能也有些为稻粱谋的不得已吧。也常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消息，譬如他和谁谁谁合作的《纵横天下》发行百万册，在二渠道掀起一次持续一年多的纪实文学热云云。我也就听听而已。作为教师，该做的我做了，该说的我也说了，还能怎样？谁还能管谁一辈子呀! 1995年，他署真名出了一本《红太阳白太阳》的纪实，迄今为止，他没送我，我只在《当代》杂志上读了几万字，不好全面评价，只是觉得他的笔还没写坏，为他庆幸。本书据说在纪实文学界影响颇大，也有评论界同仁激赏。这里我也不想转述别人的品评。说心里话，这种四面出击会不会有好结果，我一直很怀疑。再说，他在京城厮混了五六年没能修成我所希望的那种级别的批评家，已经太让我伤心了。他一不留神成就一位纪实文学高产作家，实在不值得当老师的咧嘴一笑。 1997年前，我对柳建伟有这样一个定位：一个求全的有才华的聪明人，善学习，常求变，做什么都能做到像模像样，成绩或叫成就是评论第一，中篇小说第二，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第三，短篇等而下之。可以说文坛已经有了这么一个人物，但以当时的重量，刻薄地说叫有他不多，无他不少。 然而，我又从没有对他的前途彻底绝望。 支撑这种信念的理由有三：一、从本质上讲他是一个极有主见的人，采取两栖作战的方略似有深意，这种人不易受环境的左右和影响；二、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若想在文学上有大的创造，两栖作战的能力必不可少，二十世纪中外的小说大师，大多都能写一手漂亮的理论文章；三、从他的评论作品和中篇小说来看，只要他能集中精力，化蛹为蝶不是难事。 我在静等他回头是岸。 《北方城郭》：开始浮出水面 1 雪莱有一首小诗：“爱我者我致以叹息，恨我者我报以微笑，无论头顶是怎样的天空，我将迎接任何风暴”。柳建伟认为这首小诗很能表达他十几年在文坛行走时的心态。我想，1985年以后能杀出重围的作家恐怕都得有类似的心境。稍欠定力的人，早就被追新逐异的浪潮甩到爪哇国去了。 1997年9月，我才知道柳建伟对文学的真正追求，并为实现这个追求进行的一场豪赌。原来他的志向一直在长篇小说上，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创作长篇小说做准备。 9月初，多日不见的柳建伟来了，把一块砖头一样的书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淡淡地说：“《北方城郭》出来了，送你一本看看，看这回有没有可说的话。”我也淡淡地收下了这本书，自然也说了几句祝贺的话。这些话我常说，说多了也就有点言不由衷了。何故？这几年长篇小说出得太多了，每年近千部，早就烂了市烂了街了。1993年后，长篇小说热兴起，每年我收到的学生、朋友和素不相识的人送来的长篇小说有大几十部。据说，中国作协几位同行每年收到的长篇小说新著有上百部之多。粗制滥造的长篇看多了，败坏了胃口，同时又把胃口吊起来了。说心里话，当时我并没对这部书有太高的期望，并不排除柳建伟赶潮跟风的可能性。 没想到这部书竟然占用了我差不多一个星期的工余时间!或许是我对他在评论上的期待过于持久的缘故吧，这样一部书出自柳建伟之手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接下来，我接受了这个事实，有了对柳建伟的全新的定位：他是一个已经真正具备驾驭长篇小说能力的作家。《北方城郭》无疑使他成为了一位全国性的作家。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做的文章，有三分之一与《北方城郭》有关，字数超过了三万。 我对《北方城郭》的基本判断是：第一，这是一部全方位、多层面描画中国当下生活的重要作品。它以对现实的多维性接触，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做了艺术性的未完成表达，充分显示了长篇小说历史诗学的力量。第二，《北方城郭》又一次让我们真正领略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巨大魅力，对这几年议论纷纷的已有趋向“现时主义”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给了一次拨冗和支撑。第三，它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贡献了一个名叫李金堂的典型形象和欧阳洪梅、申玉豹、林苟生等一群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第四，它用火热的激情和冷静的理性之犁切进现实生活的原壤，凝重大气，深刻尖利，呈现出一种混沌感，把杂语的现实世界表现得十分到位。第五，它浑然一体的庞大结构和色彩斑斓、个性鲜明的人物对话，体现了作者对长篇小说这一体裁已具备了全面把握能力。第六，小说师承关系清晰，接续着曹雪芹、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中西现实主义传统，并取到了真经。 我在《’97中国文坛回眸》一文中，毫不犹豫地把《北方城郭》和《尘埃落定》称作1997年长篇小说的双璧和压卷之作。在北京召开的《北方城郭》研究会上，此书获得了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有人认为该书将会是下届茅盾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可以预计，这部书的影响还会越来越大。正是基于以上的判断，我才把柳建伟看作一台推土机。当然，《北方城郭》也有明显的不足，比如欠打磨、显粗糙，甚至还有某些笨拙之感。然而，这恰恰是“推土机”的特点，其长不在精巧，而在力量。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超乎常人的力量，才使得柳建伟在1997年高手如林的中国文坛“浮出水面”、“突出重围”。 2 一部作品是否真正优秀，只有时间能够做最后的裁决。评论家不是算命先生。不过，一些重要的问题必须由批评家及时提出来并加以研究，得出具有相对真理性的结论。 柳建伟撰写《北方城郭》时，刚刚三十出头，这样一部丰厚复杂的作品怎么会诞生在他手里呢？作者简历只能提供这样一个单调得几乎乏味的流程：零至十五岁在南阳盆地镇平县城乡生活读书，十五岁多入伍并入学，读计算机系，以后八年蛰居四川大邑工作并读书写作，之后几年辗转北京几所学校再次读书。据柳建伟披露，在写作《北方城郭》前，他没有和一个中国的县级官员有过接触。这些材料似乎都不能证明深入生活这种说法的真理性。长篇小说曾被看作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如果作家必须体验完社会生活的所有科目后，才能写作，世界上恐怕就不会有长篇小说这门艺术了。关键问题肯定在别的地方。 作家本体研究在中国一直不发达。因为种种原因，我想做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感到有点巧妇难做无米之炊的尴尬。五年前在写《新军旅作家三剑客》时，曾尝试引入作家本体研究，效果不错。这里再次做一尝试。 体裁选择作家的性格、气质、才华特点和学养准备。体裁也选择作家的志向、胆识和投入成本时的出手。肖洛霍夫一出手就是《静静的顿河》第一卷，那年他不足二十岁。鲁迅四十几岁就想写长篇小说《杨贵妃》，五十几岁病故，《杨贵妃》还是个腹稿。 柳建伟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在地道的河南农村，但他身上却揣着一个城市户口簿。身份和生活空间的严重错位，使他注定只能是生活的一个观察者。这一点和其他的农民出身的作家不同，也与知青作家相异。十三岁得大脑炎没死没残，又为他的心理蒙上了郁忧和悲观的阴影。大学读的是工科，做的却是文学梦。再次到京求学，目的是想进入专业文艺团体，六七年阴差阳错最后又让他回到了原地。人生的错位长达几十年，生活在别处的观念自然就根深蒂固了。性格内向，气质忧郁，促使他导向多疑和悲观。这种性格和气质加上悲观，使他接近了以表现未定型现实为己任的长篇小说的本质。据我的考察，很难有性情豁达、乐观粗放的人能做出漂亮的长篇小说。 消弥人生的错位感，应该是柳建伟生命的第一要旨。但错位一直存在，反复的抗争就成了必需。长期的搏击和磨砺，心灵更加敏感，想像力也随之飞扬起来。欲望的不断膨胀，压力必然随之增大。实际上人生的错位根本无法消弥，西绪弗斯的命运便是这类人的前定。他们必须不停地工作，才不会有闲暇陷入无垠的悲观。童年的苦难，凄苦的初恋，如果再加上沉重的家庭负担，就必须依靠自己玄想出快乐来慰藉自己。 我对柳建伟的隐秘所知不多，再分析下去就有些想当然了，但我确信一定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支撑他前行。 3 凡是取得成就的长篇小说作家，极少有早慧的天才。柳建伟的天分，应该说是中上。直到现在，我还认为他缺乏过人的艺术感觉，对语言和形式的绝对重要甚至有些麻木。这些先天不足，从根本上限制了他在中、短篇领域内的发展空间。除去出身和经历这些偶然赐予外，我认为他表现出的长篇能力都是后天苦练出来的。恰恰是这一点，对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更具有研究和借鉴的价值。 或许是学理工的缘故吧，他的文学之路早已被他预先设置了。几个月前他曾披露说：“二十岁时，我开始为写长篇小说做全面的准备。那时我为自己规定了一个期限，如果在四十岁时，还不能以长篇小说的形式证明自己存在过，那就终结生命。现在看用不着这么做了。”他是拿二十年做赌注的。有这种计划的作家，在中国比较少见。 这样看来，他写评论、写纪实、写中短篇小说，都只能算是阶段性准备了。在操作上，他可以算作一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怎么有用怎么来。短篇小说无法承载他的思想，三十岁后便再也没有尝试过这种体裁。中篇小说可以磨练结构能力，于是，他并不在意把《金铃铛》和《苍茫冬日》写成长篇梗概或缩写。纪实作品可以锻炼对历史和现实的把握能力和表现能力，他就可以用一两年的时间沉溺其中，甚至不在这类作品上署真名。他的批评文章，用意也很清楚，经常操作可以锻炼自己的理性，更重要的是用这种形式把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经验教训纪录下来，以为备忘。 同时，他笃信任何一位长篇小说大家都是有师承的。于是，他便为自己早早地选好了几个师傅，中国的、西方的都有。据他自己说，自1996年开始，他投入了大量精力破译西方现代主义经典文本的密码。我在他的硕士论文里，看到了他的学习方法。在这篇论文中， 他详细解构了《喧哗与骚动》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把这两部在中国声名远播的文本拆解成了一个个可以学习的小单元。他发现了《喧哗与骚动》是先有完整的故事，再进行剪碎重组的秘密。他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找出了在速度上与弦乐四重奏存在的对位关系。早些年，他在学习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曾经对照读过三种陀翁的传记，目的只是想证明陀翁娶了安娜后，在创造力上是升了还是降了。这是一种实证精神很强的学习方法，自然容易接近学习对象的本质。 我不知道中国那些现代派和先锋姿态招人眼目的作家，关着门是如何向大师们学习的，看到他们夫子自道式的创作谈中，流行的都是采气说。有的把一本卡夫卡或一本福克纳放到马桶边，以备在排泄时补充营养。有的则是关起门来看外国原版录相带，寻找感觉和调子。这两种方法的优劣，我不好评价，但采气派迄今没能写出中国有经典意味的现代主义长篇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柳建伟用十五年时间做准备、练内功，是该浮出水面了。 《时代三部曲》：第一座标志性建筑 1 在阅读《北方城郭》时，我有这样一个预感：这可能是柳建伟井喷的开始，今后若干年他将持续保持创作高峰。一年后，柳建伟用实绩证实了我的预感。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长达四十四万字的《突出重围》由《当代》杂志选发前半部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这是一部军事题材的小说，是借一场注入高科技因素的演习，描画中国军队在二十世纪末存在境况的。多年来，我一直在进行对军旅文学的追踪研究，老实说，这样一部作品的出现又让我颇感意外。 军旅文学自从“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和平时期军营生活、当代战争和历史战争)作战”的基本格局于1987年前后瓦解之后，军旅文学在八十年代初的赫赫声威似乎在一夜间销声匿迹了。进入九十年代，除了个别人如朱苏进等偶尔发出几声叫喊之外，就剩下阎连科为代表的一批农家子弟在哼唱着一支支多少显得有点儿单调和沉闷的“农家军歌”。 当代文学已经很难在这里听到相应的反响与回音了。1994年、1995年，军旅文学出现一个小高潮，出现了《醉太平》、《穿越死亡》、《孙武》和《末日之战》四部比较突出的作品，我也及时给予了声援。这四部作品，我觉得除了《穿越死亡》和《醉太平》有突破之外，其余两部都没让我有些许激动，原因是这两部作品都未能超过作者的代表作。1996年到1997年，解放军文艺社和北岳文艺出版社搞了两次集团性冲锋，出版了十一部军旅长篇小说，我还做了北岳那套丛书的主编。现在看来，这两次战役最突出的战果恐怕只能是《遍地葵花》完成了“农家军歌”的集大成式演奏，其他的收获恐怕就说不上太多了。作为一位穿军装的批评家，我感到无奈。朱苏进的《炮群》难道真的成为现实军营题材长篇不可逾越的高峰了吗？如果这部“半部杰作”真的成了绝唱，那实在是作家们的悲哀。 因此，在读完《突出重围》后，我感到一种喜悦。当然，我对它语言方面过分平直有些不满，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对这部作品的基本判断：它是一部全景式描写部队当下存在境况的厚重作品，对新时期以来和平军旅小说的整体水准作了一次冲击。二、它的内在精神是属于正宗军旅文学的，在高扬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同时，充分展示了其他声部的强有力的存在。三、它是一部着力描画人物群象的作品，几十个人物分布在从普通士兵到大军区司令这一广阔的空间里，错落有致、浓淡相宜。方英达、朱海鹏、范英明、黄兴安等人物形象，富有独创性。四、它是一部忧患之作，体现了中国作家对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认识水平和表达能力，呈现出的沉郁、激越的美学风范，暗合了转型社会的时代精神。五、它是一部在接受方面称得上雅俗共赏的作品，结构完整、情节丰富。 对柳建伟的创作来说，《突出重围》的出现有力地证明了他确实是一部推土机。它虽然没有出现堪与李金堂比肩的重量级人物，但却以与《北方城郭》完全不同的品格，显示出了作者巨大的创造力。从《北方城郭》一下跨越到《突出重围》，创造空间之大，军旅作家难有人做到。军旅作家在创作上的过分本色化，一直是困扰这一文学门类难有突破的根本问题之一。而恰恰在这一点上，《突出重围》对其他军队作家是有借鉴和启示意义的。 还有一个值得披露的事实：据我所知，柳建伟至今没在野战部队生活过一天，而他却能把野战部队的生活表现到这种程度。如何深入生活，确实是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 2 两年前，柳建伟在一篇创作谈中公开表示他要像巴尔扎克一样，做一名社会的书记员。如今他正在沿着先哲走过的路，我行我素，扎扎实实地前进着。 几个月前，他来信披露自己正在全力撰写名叫《英雄时代》的长篇。他说这部《英雄时代》其实与《北方城郭》和《突出重围》的内在精神相一致，三部作品合成《时代三部曲》，基本上能概略表达出对当下中国的基本判断。 我感到这个信息很重要，便向他索要了一份《英雄时代》的提纲。顺便指出，柳建伟每写一部作品，都要先写一个几万字的详细提纲。据他说这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学到的笨办法。这里把提纲的提纲泄露出来，以便使《时代三部曲》能显出完整的骨骼。 《英雄时代》是一部以正在急剧变化的中国大都市为主要舞台的长篇小说。它将以一个红色大家族展开结构。主要人物的选择和设置，基于作者对中国当下现实这样的认识：这是一个多语意识构成对话关系的中国，社会在多种意识相互斗争、相互渗透的过程中逐步前进。作者认为，多种意识的存在，是因为中国社会深层结构中三方文化会谈的正在进行。他把三种文化看成是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共产主义文化。共产主义文化在社会外在结构和意识形态领域占有主导地位，传统文化在中国人的深层心理层面仍有主导性影响，而西方文化则在个体的人在采取生活方式、建立价值观念方面有导向性诱惑。作者的判断是：社会深层文化结构的不变，社会的外在结构也不会有本质的改变，这种状况自实行改革开放后开始出现，并将持续五十到一百年。因此，作者选定了这样几个中心人物：史天雄，一个为政权的稳固探索新的可能性的人，作为革命者的遗孤，作为健在革命家陆震天的女婿，所有行为似都有前定，他从副司长的岗位上主动离职搞个体商业零售，目的并不是重做一个亿万富翁的梦，而是希望能在迅猛发展的个体经济中掺入更多于政权有利的因素，当国家大型企业需要管理人才时，他又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自己新开创的事业；陆承伟，作为革命家的后代，童年、少年时代便饱尝了社会动荡带给个体的苦难，待家族重新在社会上复出后，他也踏上为维持现实不再变化寻求方略的不归路，他在美国学到了聚财的本领，回国后便借家族的影响和法治社会刚刚启动的空间，大量敛财，在他看来，国有资产在社会转型时既然避免不了流失，那就最好流进自己这种人的银库里，惟有这样才能避免社会革命变化时再度流落街头的命运；陆承业，作为烈士遗孤，为保江山出力是他命定的选择，在主持一家大企业的漫长岁月里，他曾创造过大辉煌，然而当市场经济真的来临后，又是他使一家万人企业陷入崩溃，最后他受责任和义务的驱使，选择了以死谢天下的道路。这部小说将正面涉及当下中国政治经济领域最重大的问题，私营经济的崛起，国有企业的困境，国有资产的流失等，都将有艺术化的描画。 现在来看这个《时代三部曲》，它的价值就显示了出来。可以预想，它可能会成为柳建伟文学世界的第一座标志性建筑。在这座建筑中，人们将领略当下中国从乡村到大都会，从地方到军营的最重要的风景。 《时代三部曲》将成为柳建伟的阶段性总结之作。这一阶段，他对社会生活水平的表达，采取的是个性视角。十五岁以前的生活，收获的是《北方城郭》，二十年军旅生活，收获的是《突出重围》，十五年都市生活，收获的是《英雄时代》。在这一阶段，作者还没有力量表现出他在文学上的全部可能性。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作者的体验中生长出来，尚无法表现出超验世界的风貌。形而上的超拔不够，存在于《北方城郭》、存在于《突出重围》，同样也会存在于《英雄时代》。以我对柳建伟的了解，可以断定，他对《时代三部曲》的缺失是能看得见的。我把他的完善和成熟，寄希望于他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期。据说，他早已把第二季的种子播了下去。 3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篇文章对柳建伟创作中缺失的批评太少了，多少有点护短。我不想反驳，因为这不是一篇定量分析的批评，而柳建伟的不足恰恰都出现在细微的地方。一个有力的辩护理由是：推土机很难把活儿做得干净漂亮。最后我想着重探讨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正是因为柳建伟已经和将要问世的几部作品的出现显得更加醒目了。这个问题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到底应该接续哪种传统。 立足本土，基本上已用不着争论了。拉丁美洲文学的爆炸已经充分证明了立足本土的重要。同时，我们又必须重视拉丁美洲文学是怎样向西方学习的，在学习过程中都做了哪些扬弃。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考虑到哪些东西根本不值得借鉴。 十年前，柳建伟在《瞄准生死劫》一文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文学的形态和社会的形态存在着深层的对位关系，相似的社会形态，其文学形态内在精神也必然相似。他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大革命后的法国和废除农奴制后的俄国，在深层结构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文章中，他吁请作家们对这两个时代的文学给予特别的关注。这种声音在1990年，实在太难让很多人入耳。但他就是身体力行这么学过来的。这种观点被淹没在追新逐异的浪潮中，也与作者的阐释不力有关。如今，现实主义冲击波渐渐陷入现时主义的泥沼了，重提这个话题就更有意义。 当下中国在深层结构上与上述两个时代有哪些重要的相似之处呢？需要做点对比。一是政治形态有内在的相似处，都有从专制走向民主，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诸多表征。二是经济形态都处在革命性的转型期，都属于经济变好上升的时期。三是文化形态，在内在精神上也有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多元文化并存。概言之，因为政治的开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多元，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都有注重个体选择的趋势。欲望实际上成了社会前进的直接驱动力。俄国的开放自彼得大帝时期就开始了，但走的是改良之路，直到1861年才把农奴制废除。法国进行的是革命战争，直接进入了呼喊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期。加上种族的差异，俄罗斯文学先出现的是多余人形象。这种多余人形象的出现，在欧洲也有个参照，社会形态与开放后、废除农奴制前的俄国很相似的德国魏玛时期，也出现了少年维特这种多余人。于连和拉斯蒂尼出现三四十年后，俄国也出现了同一类型的拉斯克拉尼科夫、斯塔罗夫金。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 这两个时期，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学先后出现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潮，很值得中国的文学工作者重新研究。从这个角度看，1996年在中国出现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完全可视作社会形态对文学形态的深层呼唤。惜乎，直到目前，中国的批评界显然对这些现象的本质认识不够，仍在“革命就是潮流、就是进步”的泥潭里打转转。 我认为已经到了清理1985年以来中国文学得失的时候了。十几年时间把西方二十世纪所有重要文学流派演习一个遍，是表明胃口极好呢，还是1958年赶美、超英思想感情的阴魂没散？时逢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应该找准自己的起点了。 把逸出的思绪打住，回头再说柳建伟。现在看来，柳建伟在十年前选择批判现实主义道路，是有点先见之明的。但仅向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和《红楼梦》学习，难成大家。任何一个真正的集大成者，都有不缺乏开先河者的胆识和能力。整个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包括拉美文学)，在一些新领域把世界文学的水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无法绕过的巨大存在。我感到遗憾的是，柳建伟目前的作品中，还没有出现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良性浸淫。中国的转型发生在二十世纪末，是伴着信息高速公路、克隆技术、核武器的阴影和艾滋病毒开始的，与一个多世纪前法、俄的转型也还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无视这些存在，柳建伟的文学之路不可能走得太远。我个人认为，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为内核，以现代主义的方式方法为武器，以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为依托，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出路所在。柳建伟还在成长变化中，人又年轻，没有理由不对他的未来寄予厚望。我耐心地期待着。 [作者简介]朱向前，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大校副教务长。主要著作有《寻找合点》、《沉入生命》等文学评论集多部。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1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