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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于当代的作家，还是对于当代的读者，“政治”始终都是他们无法回避的话题，甚至有时候成了他们无法逃离的“陷阱”和无法逾越的“障碍”。 1980年代人们讥讽中国是“政治国度”，1990年代人们认为这个“政治国度”已经解体，到了新世纪，人们更是觉得中国早已变成一个只讲经济的“经济国度”，所以在此起彼伏的“告别革命”的声浪中，也隐约地包含着“告别政治”的音符和旋律。可事实并不像人们说的或想的那么简单，近年来思想文化界“新左”的出现以及由此引起的诸多纷争就是一个信号——它至少提醒人们：“政治”并没有离开我们，“政治”还在我们身边，我们是躲不过“政治”的！ 对于浩然的评价即是明显的一例。尽管围绕浩然已经集结了那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但往里边看，所有的言说和被言说、所有的批评和反批评都未能逃出“政治”的运作和掌控。若打一个比方，这真有点像孙猴子耍戏法——孙猴子纵然有七十二般变化，却终究逃不脱如来佛的手掌心。 当代文学的政治化至少是由两方面构成的，一方面是作家创作的政治化，另一方面是读者阅读的政治化。两相比较，前者的特点和表现形态往往是即时性的、浅表性的，譬如官方发布的政治动员或倡导的文艺准则，虽然会对作家的创作产生“立竿见影”的作用和影响，但这种作用和影响大多附着于作品的表层，随着历史的时过境迁，很容易被新的政治气候所取代或被新的审美时尚所淘汰。但后者的情形则有所不同。阅读是一种内在的心理活动，带有很大的模式化和惯性化特征，即某种阅读心理模式一旦形成，便很难轻易改变，它总是会把后来的与原来的大相径庭或大异其趣的阅读对象，持续纳入其既定的“编码程序”和“识别系统”。并且更为严重的是，“阅读”从发生学和传播学的意义上说原本就不是“个体行为”，它既是相互“传染”的又是顺延“遗传”的，也就是说，一代人（不是一个人）的阅读心理模式，通常情况下是不会随着那一代人的消失而消失的，它将沉潜、绵延到后来的几代人的阅读记忆、阅读想象里而得以长久的存活，并对其阅读方式、阅读习惯继续发挥“指导性”、“规约性”的作用。 毫无疑问，政治性的阅读心理是为当代读者所普遍接受和认同的，由此而导致形成了当代读者最基本、最主要的政治化的阅读模式和阅读习惯。 若追根溯源，这当然可以追溯到“文以载道”的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文学阅读传统，也可以追溯到近代“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和现代“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的新的文学阅读范式，但要说到最直接的根由，则不能不归之于“当代政治”，不能不归之于“当代政治”与“当代文学”二者之间难舍难分、唇齿相依的“复合型”结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当代文学史，骨子里乃是一部当代政治史。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对文学的“宠幸”和文学对政治的“依附”均不乏其例，但能够达到像当代社会这种“一体化”程度的并不多见。 从作家／读者两个维度考察，当代文学的政治化进程当然首先是从当代作家创作的政治化开始的，关于这一点，浩然当年在谈到他分别创作于“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两部长篇小说时说得很清楚。 一是谈《艳阳天》的创作体会：“1962年是我创作道路上的一个关键时刻。我已经出版了七八本小说集，很想把自己的作品质量提高一步，又苦于找不到明确的解决方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像一声春雷，震动了我的灵魂。”[1] 二是谈《金光大道》的创作体会：“《金光大道》这样的作品题材，早在1955年我就想写，也曾几次构思过。但是由于没有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度来概括生活、提炼生活、塑造典型，只是就事论事，越写越觉得题材平淡，英雄人物不高，甚至感到有点像马后炮的新闻报道，于是都成了废品。”[2] 因为浩然创作的政治化（方式、过程）在当代作家里是最具代表性的，所以他成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谈论文学与政治关系话题时的一个焦点，甚至成了新时期批评语境中带有讽刺意味的文学政治化的一种符号象征。但细细想来，这其实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则是，阅读浩然的政治化在当代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可惜这一面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反思和警醒，以至于对浩然的言说差不多一直浮在“政治”的层面上，而没有对其创作的成就与不足、价值与地位作出文学性、学术性、专业性的评价。说得严重一点，我们在很多时候、很大程度上，没能把浩然当作作家对待，没能把浩然的创作当作文学作品对待，这就难怪已经到了晚年的浩然不怕“触犯众怒”，坚持要“自己把自己说清楚”，并不无悲愤地质问文艺界：“我是不是一个作家？”[3] 一个作家的创作居然要由这个作家自己来说清楚，这件事本身就说明我们的阅读和批评肯定出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有必要从“源头”上说起。阅读浩然的政治化，虽然从逻辑上说是产生于浩然创作的政治化之后，具体说应当是在浩然1964年9月写出（出版）《艳阳天》第一卷之后，但若往前延伸，从阅读的模式化和惯性化角度观察，这种苗头其实早就露出端倪了。大家知道浩然是在1956年登上文坛的，以《喜鹊登枝》崭露头角，其后又相继发表了上百篇与之风格相近的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分别结集为《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新春曲》、《蜜月》、《珍珠》、《杏花雨》等。浩然的早期创作如清水芙蓉，给当时的农村小说园地吹进一缕含香带露、清新可人的风，受到包括老作家叶圣陶在内的许多读者的喜爱。现在回过头看，这些作品尽管也反映甚至“配合”了当时的“政治”，比如歌颂所谓“新人”、“新事”“、新面貌”等，但它与建国初期乃至整个50年代绝大多数作家的创作一样，本质上是对中国大地上、中国民众中普遍兴起的政治热情、政治气氛的一种真实、客观的记录，而非来自于作家本人、来自于创作本身的政治化取向。也正因为如此，浩然的早期创作并没有得到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青睐。不过一个与之相悖论的现象是，在当时的推介浩然的文章中，推介者竭力从浩然作品中寻找和挖掘的却恰恰是那种“来自于作家本人、来自于创作本身的政治化取向”（需说明的是，当时的作家里也却有此种“政治化取向”，李准就是一例），比如，就连老作家叶圣陶的文章中竟也夹带着这样明显的“借题发挥”的文字：“光就收在集子里的11篇短篇看，已经可以从多方面见到，在被革命唤醒的农村里，受合作化的实际教育的新农村，人的精神面貌怎么样焕然一新，人与人的关系怎么样发生了自古未有的变化。”[4]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50年代逐渐升温的政治化阅读心理和阅读模式，对年轻的浩然的政治化创作道路的选择和形成，起到了引导和推动的作用。 浩然在60年代逐步走上政治化的创作轨道，到了70年代其创作中政治化的程度几乎达到了“饱和”、“巅峰”的状态。如果说《艳阳天》还是一个由“生趣盎然的形象与外加的观念，回肠荡气的人情与不时插入的冰冷说教，真实的血泪与人为的拔高”所构成的“奇妙的混合体”[5]，那么，《金光大道》和《西沙儿女》的写作动力，则直接来自“学习了‘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提高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从而使作家“更自觉地把自己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想象，整合到‘文革’时期的规范性的历史叙述之中”。[6]洪子诚先生在分析浩然60-70年代的创作时，有一个很精辟的见解，认为“当时控制文艺界的力量在浩然小说中，‘发现’体现其文学观念的创作例证；而浩然的作品，也可以说有意识地应合了这种文学观念的基本要求。因而，‘发现’是相互的。”[7]用相互“发现”来形容60-70年代浩然创作的政治化和读者阅读浩然的政治化之间的关系，可能同样是贴切的，因为把浩然推向“政治”的“饱和”、“巅峰”状态的绝不仅仅是“当时控制文艺界的力量”，还应包括当时无以计数的高度政治化的广大读者，往根上说，是蔓延于当时广大读者中的高度政治化的阅读心理、阅读模式和阅读习惯，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作品在民间拥有大量读者的事实。 关于这一点，只要浏览一下当时那些“读后感”似的文章（作者多为普通读者，而非“当时控制文艺界的力量”），便可感受到60-70年代来自中国底层民间社会的狂热的政治激情。比如，《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形象化教材——小说<艳阳天>读后》、《阶级斗争的赞歌——读<艳阳天>》、《路线斗争的生动教材——喜读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生动画卷——读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应当说，60-70年代，特别是“文革”开始后，文学的政治化和文学阅读的政治化，已经是同步运行了，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相辅相成了。正是这种“混沌”状况，导致浩然被“政治”湮没了，未能得到一个作家理应得到的文学性的阅读和阐释。所谓“‘文革’十年只有一个作家”的现象，对浩然来说不是荣幸，而是不幸，因为它意味着浩然从文学视域、文学场地里消失了！ 问题的真正的严重性更在于，当“文革”结束后，当50年代就已开始的由于各种原因促成的离开文学视域、文学场地的作家们陆续“返回”之后，浩然却依然湮没在昔日的“政治”的烟尘里，他仿佛被人们永久地“宣判”给那个时代了，而这在当代作家里又几乎是唯一的。由此可以看出，阅读浩然的政治化与浩然创作的政治化是同样顽固的，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从“文革”结束至今，重新阅读、评价浩然大体经历三个时段，一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二是90年代，三是2008年2月浩然去世以后。 谁都不会忘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是伴随着“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政治潮流展开的，或者也可以说是“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政治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它的特征和方式必然表现为：用新的政治标准推倒旧的政治标准，用新的政治思维替换旧的政治思维。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浩然的命运可想而知。当时所发表的那一批“批判”（而非“批评”）浩然的文章，几乎不包含任何文学上的意义和理论上的价值，如《且看浩然的“幸福”和“自豪”》一文[8]，把浩然定性为“风派文学家”；《这是谁家的“儿女”——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一文[9]，把浩然的作品定性为“毒草”等等。 在延续政治化的阅读模式、阅读习惯这一点上，90年代对浩然的评价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改变。与前一时段比较，唯一不同的是由一种声音变成了两种声音，不过由于商业炒作因素的介入，使得争执的双方都带有几分表演性。第一次争执，是由1994年《金光大道》全四册的出版（京华出版社出版）引起的，第二次争执是由1998年《环球时报》刊载《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的长文引起的。 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是，翻阅90年代这批仅仅才过去了十几年的文章，感受却像是又回到了二十几年前的80年代，甚至是又回到了三十几年前四十几年前的“文革”。那种绝对单一的政治评判的标准，那种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的方式，那种带有攻击性的政治批判的文法、文风，那种不留余地的政治斗争的气氛、色彩，我们曾经是何等的熟悉！ “曾被钉在文坛耻辱柱上的《金光大道》，在人们不经意之中再度粉墨登场。”[10] “《金光大道》与其说是在表现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的正确、伟大，还不如说是在为‘文革’历史粉饰、唱赞歌，否则，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这部《金光大道》绝不会一枝独秀，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11] “农民遭遇的坏事没你（指浩然，引者注）的份，农民没碰上的好事你全碰上了，‘文革’中和江青同看一出戏，同吃一桌饭，提名为文化部副部长，出行有直升飞机，病了可住北京三0一（高干医院）……”[12] “1974年我军收复西沙群岛，你（浩然）荣任江青同志‘亲自委托’的两名特使之一，由广州、海南去西沙时，一路上受到‘国宾’般的接待……你以超常的速度赶造出来的《西沙儿女》，究竟是歌颂谁的？”[13] “浩然吹嘘的他在‘文革’中的‘贡献’，实际上是一种犯罪和出丑。‘四人帮’祸国殃民，浩然成为他们的亲信和‘御用文人’，这是不是犯罪？”[14] 令人遗憾的是，面对“反方”挥舞的“政治之矛”，“正方”亮出的居然也是“政治之盾”，结果使得一开场就偏离了文学轨道的两场辩论赛，后来几乎完全变成了政治上的相互攻讦。 “批浩然表面是对作品，实际上是对解放以后共产党领导农民走集体富裕道路的否定，他们把反映合作化的作品与后来我们党的人民公社、大跃进混为一谈。……互助合作化的道路是不能抹杀的，它是我们党领导农民走集体致富道路的一种探索，它是带领农民都富裕起来，绝不是要把农民推向苦难的深渊。……他们表面是批浩然作品，实际是对我们党17年农村工作的彻底否定。邓小平同志主持下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党17年的工作已有了科学而准确的评价和结论。”[15] 浩然去世后，再次掀起的“浩然热”是从网络上开始的，乌有之乡和左岸网站最早举办了专题研讨会，随之一些报刊也编发了专题性的稿件，如《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3期增设了“浩然研究”栏目，《南方文坛》2008年第4期的“批评论坛”办成了探讨“浩然现象”的专栏。批评家雷达、李敬泽、程光炜、贺桂梅、李云雷等相继发表了带有反思性质的重评浩然的文章。应当说，这一组文章站在历史的“远点”上，在反拨“文革叙述”和“新时期叙述”所建构的浩然——“浩然形象”“、浩然现象”方面，特别是在把浩然纳入浩然的时代，把浩然的创作纳入当代文学史研究方面，给人以颇多启迪和“开导”，但其总体上未能跳出政治化视角和政治化思维的局限，及由此必然带来的“重评”的难度、困境和捉襟见肘也是十分明显的。 其中程光炜先生的文章最具代表性，他的立足“低端”——“历史体验”、“阅读记忆”、“文学教育”所作的“重评”，可能道破了多数重评者“重评”的共同的来路和缘由：他们“先是在浩然那里受到最初的‘文学教育’，从他作品中汲取了基本文学的营养和启示；到新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阻断，又对他产生了‘负面’认识，甚至比较‘厌恶’的感觉；但是，通过‘浩然之死’，尤其是通过连续二十年的文学界的‘去政治化’运动，通过对左翼文学的重新认识……他们对浩然的看法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6]那么，“重评”的去路、目的、意义又何在呢？程光炜先生作出的解释是，浩然“所记录的时代生活，无可否认是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的生活，假如我们一律采取‘断裂历史’的方式怀疑进而否定这种生活的‘真实性’，并以‘新时期’为参照，而把我们变成没有‘前史’的一代人，这样的历史反思是否值得？……浩然小说不光记录了历史的虚构性质、神话性格，与此同时也记录了我们所经历的激情、追索、困惑、眷恋和生命冲动，尽管这些在今天的主流叙述中被盖上了‘愚昧’、‘无知’的符号印记。”[17] 记得新时期之初，我们曾通过对“文革”文学的政治性反思和重评，得出了“文革”文学是“假大空”的政治性结论；之后不久，又通过对前“文革”——“17年文学”的政治性反思和重评，进一步得出了“文学主体性丧失”的政治性结论。那么这一次，在反思新时期“连续二十年的文学界的‘去政治化’运动”的语境下对浩然的重评，特别是其内里牵连着的对“文革”文学和“17年文学”所要进行的“反思的反思”“、重评的重评”，又将得出一个怎样的新的结论呢？如果前提是政治性的，是不是意味着这注定又是一次“轮回”和“重现”？ 这就使我们自然而然地又回到了本文开篇即已提出的那个话题：无论是对于当代的作家还是对于当代的读者（也包括批评家）“，政治”始终都是他们无法回避的东西，甚至有时候成了他们无法逃离的“陷阱”和无法逾越的“障碍”。 这也就是浩然评价的“两难”，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和当代文学阅读的政治化，使大家都困在二者的“夹缝”之间——而这似乎又不仅仅是针对浩然一个人的，整个当代文学的评价和研究的难度，可能都来自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 注释： [1]《<春歌集>编选琐忆》，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通讯》1973年第3期。 [2]《发扬敢闯的革命精神》，《出版通讯》1975年第1期。 [3]《浩然答本刊记者问》，《名家》月刊1999年第6期。 [4]叶圣陶：《新农村的新面貌——读<喜鹊登枝>》，《浩然研究专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330页。 [5]雷达：《浩然“，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个歌者》，《光明日报》2008年3月2日。 [6][7]洪子诚：《浩然和浩然的作品》，《北京日报》2000年11月22日。 [8]熊德彪在《且看浩然的“幸福”和“自豪”》（《湖北文艺》1979年4期）一文中说：“曾经‘显赫’一时，风头出尽的‘名’作家浩然，就是‘风派‘’文学家’的典型代表。” [9]石国仕在《这是谁家的“儿女”——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解放军文艺》1978年5期）一文中说“：中篇小说《西沙儿女》，是在‘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大搞篡党夺权活动的政治气候下出笼的一株毒草。” [10]叔绥人：《关于“名著”<金光大道>再版的对话》，《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4期。 [11]杨扬：《痴迷与失误》，《文汇报》1994年11月13日。 [12]焦国标：《你应该写的是忏悔录》，《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6期。 [13]章明：《浩然的确是个“奇迹”》，《今晚报》（天津）1999年4月3日。 [14]袁良骏：《“奇迹”浩然面面观》，《中华读书报》1999年8月25日。 [15]《管桦对“争议浩然”现象的一点看法》，《名家》双月刊1999年第6期。 [16][17]程光炜：《我们这代人的文学教育——由此想到小说家浩然》，《南方文坛》）2008年第4期。 *本文系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B08WX02）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林学院人文学院）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9年第5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