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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个人追踪式的阅读体验而言，我以为，在2010年，应该引起我们充分关注的长篇小说，主要有宁肯的《天·藏》、田中禾的《父亲和她们》、杨争光的《少年张冲六章》、秦巴子的《身体课》、刘亮程的《凿空》、韩东的《知青变形记》、迟子建的《白雪乌鸦》、李师江的《中文系》、孙慧芬的《秉德女人》、刘维颖的《血色码头》、须一瓜的《太阳黑子》、王璞的《猫部落》、葛亮的《朱雀》、柳营的《淡如肉色》、笛安的《东霓》、麦家的《风语》、刁斗的《角色与情境》、关仁山的《麦河》、六六的《心术》、刘玉栋的《年月如草》、陈河的《布偶》、范若丁的《黑眉毛》、王刚的《福布斯咒语》(Ⅱ)、李伯勇的《旷野黄花》、马步升的《革命切片》、何顿的《黑道》、李学辉的《末代紧皮手》、尼玛潘多的《紫青稞》、王海鸰的《成长》等。只要稍微认真地端详一下这份名单，就会发现，近些年来一直活跃于文坛的那些重要作家，比如王蒙、莫言、王安忆、铁凝、阎连科、阿来等，在本年度内并没有推出自己的长篇小说新作。在我们所列出的如上长篇小说中，诸如《天·藏》《父亲和她们》《凿空》《知青变形记》等，即使放置在新世纪10年的长篇小说坐标中，也都是毫不逊色的。而且，更进一步地说，如果从一种作家队伍更新换代的角度来考虑，如此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实际上还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认真地考察一下2010年长篇小说作品，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虽然具体的书写对象不一，但是这些作家在多样化的小说文体营构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努力，给读者留下了殊难忘怀的深刻印象。在这一方面，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两部作品，是宁肯的《天·藏》和秦巴子的《身体课》。 把自己的长篇小说径直命名为“身体课”，并不意味着秦巴子要如同当下的流行时尚叙事一样去展示表现人的欲望世界。恰恰相反，紧紧地抓住身体，通过对于身体的深度解剖，在充分强调身体的肉身化特征的同时，把身体的肉身化之外的更其复杂的精神内涵也有力地揭示出来，正是秦巴子这部长篇小说的一大根本特征所在。《身体课》的叙事重心远离了传统长篇小说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命运，取而代之的，乃是叙述者对于笔端人物形象所进行的那些堪称精彩的心理精神分析。 如果说宁肯此前的几部长篇小说比如《蒙面之城》《环形女人》等作品中，已经在小说的文体上有所探索，那么，他的这一部《天·藏》，无疑标志着作家在小说的文体与精神内涵的双重探索实验方面，已经走向了某种极致的状态。在我看来，《天·藏》叙事层面上的双重结构与情节层面上双重故事，如同坛城的布局一般相互缠绕纠结在一起所构成的立体艺术图景，可以被看做是这部极具探索性的长篇小说文体上最根本的特征所在。正文部分与注释部分不断地相互交叉碰撞，不断地离离合合，二者实际上是以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式携手前行，以此来推动小说的叙事不断向纵深处发展演进。这样看来，注释部分的实际功能其实已经不再是注释，而是作者一种带有极大创造性的叙事手段。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在小说所采用的双重叙事结构之外，还有对于感性和智性双重叙事话语的混杂运用。 田中禾的《父亲和她们》是一部通过对人性与革命之间尖锐矛盾冲突的捕捉和表现，对于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历史进行深入反思的长篇小说力作。双重多视角后设叙事方式的熟练采用，可以看做是这部小说最根本的文体特征所在。所谓双重，第一重指的是最早出现的第一人称“我”，也即子一辈的叙述者马长安，第二重则是指马文昌、林春如以及肖芝兰这三位父一辈的叙述者。马长安开始叙述的时候，被叙述的20世纪已经彻底终结了。这个时候的马长安，也已经远离故国，已经置身于异国他乡的美国了。从文本接受的角度来说，我们自始至终所读到的全部是马长安讲述给我们的故事。虽然其中的主要内容是马文昌他们的回忆性叙述，但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这所有的叙述内容，我们都是通过马长安的转述才得以获知的。而这也就意味着，读者所接触到的马文昌他们的叙述内容，实际上已经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受到过马长安的主观筛选。所谓的后设叙事，一方面指的是马文昌、林春如以及肖芝兰这三位父一辈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当他们开始叙述活动的时候，都已经是在他们所叙述的一切全部结束之后了。相对于已经发生的那些历史事件，马文昌他们的叙述当然就只能被看作是一种典型的后设叙事。但是，在这三位叙述者之后，却又出现了马长安这样一位子一辈的叙述者。相对于马文昌他们这一批历史事件的当事人，马长安的叙事当然就是一种后设叙事的后设叙事了。虽然说马长安并不是小说中最主要的人物形象，但是这一人物的存在从叙述学的意义上来说，却实在是至关重要、不容忽视的。事实上，小说的所有故事、小说的基本艺术走向，都全部严格地操控在兼有第一重叙述者重任的马长安这个人物手上。 就对于历史的审视与表现而言，韩东的《知青变形记》同样是一部不容忽视的长篇力作。虽然这部小说通篇采用的都是我们所惯见的写实手法，但令人格外称奇的却是，当所有的这些元素组合到一起之后，我们却又能够明显地从中感觉到一种形而上的类乎于表现主义的艺术况味。虽然说与卡夫卡的《变形记》相比，韩东的现代变形故事似乎具有更多的日常烟火气，但严格地说起来，一个人活生生地被迫变身为另一个人，并且此后只能以这个人的方式存在于这个苦难的世界上，却也实在是够荒诞的了。介乎于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之间，正是《知青变形记》最突出的文体特征所在。 具体到小说的文体特征，《少年张冲六章》最突出的一点，恐怕就是对于“互文性”艺术表现手法的成功运用。杨争光互文性地结构着张冲的故事，六章六个视角讲述了六遍。同样的情节，在不同的章节里以不同的面目重现，相生相应。而且这种互文不仅是章与章之间，还贯穿在章节内部。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应该是小说的第五章《课文》。杨争光主要选取了从一年级到九年级之间语文课上所讲授的若干课文，通过老师、家长以及张冲自己对于这些课文的不同理解，极有力地凸显出了我们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上存在着的根本问题。在这个部分，我们能够非常新奇地感受到一种巴赫金式的复调意味。杨争光通过这样一种巧妙的方式，强有力地揭示出了中国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乃至现实社会所存在着的根本问题。 作为优秀的散文家，刘亮程的这一身份特征，在《凿空》的文体上留下了鲜明的痕迹。只要认真地细读这部小说，我们就会发现，那些边陲西域特定的自然风景，仿佛只要一到了刘亮程的笔端，就沾染上特别的灵性，就会特别地显得摇曳多姿，就具有了一种鲜活的艺术生命力。这是《凿空》文体上最鲜明的一种特质。同样值得特别称道的，还有刘亮程的语言功力。以优秀散文作家而名世的刘亮程，其语言的把握运用水平，在当代的中国作家中，堪称一流。无论是散文语言，还是小说语言，都给读者一种清水洗尘的感觉。他用这样的一种语言来描摹再现新疆地区独有的自然景物，抵达很高的审美境界，以其如同油画般的质感给读者留下极其难忘的深刻印象。刘亮程通过他那特别传神的动植物描写，对于现代化与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表达。 孙惠芬的《秉德女人》与刘维颖的《血色码头》，是2010年度优秀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秉德女人》中最主要的内在文本张力，实际上正是所谓民间伦理与政治伦理之间一种不失尖锐的矛盾冲突。如同地母一般虽然饱经磨难但却依然保留有过人生命力的秉德女人，所长期持守的是一种朴素的民间伦理。坚守民间伦理，在与风云变幻的政治伦理的长期对峙中，充分地彰显出自身强大的生命力，正是秉德女人这一人物形象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刘维颖的《血色码头》所具体透视表现的，是抗战与土改时期发生在山西吕梁著名的水旱码头碛口镇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就我个人的阅读感觉，作为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血色码头》的思想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突破了传统史学观念的束缚，生动形象地展示出了一幅全民团结抗战的历史图景，尽可能地还原了历史真相。其二，相对成功地刻画塑造了若干有血有肉、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诸如程璐、冯汝砺、李静、河田秀子、程珂、盛慧长等，都能够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但相比较而言，小说中最具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恐怕还应该是马有义。能够通过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历史生活细节，把马有义的人性复杂性有力地揭示出来，正是小说的一个突出成就所在。在文体方面，刘维颖采用了一种拒绝聚焦散点透视式的形式，显示了作家的高远艺术追求。就阅读的直觉而言，刘维颖似乎在追求一种混沌的艺术境界。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较之于2009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一家独大的局面，2010年的长篇小说在文体上确实呈现出了一种多样化的格局。几种不同类型的小说文体的共存，使得2010年中国的长篇小说呈现出多元化的艺术品位。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24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