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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需要高扬理想，文学之所以为文学，需要审美的表达，这本属常识。如今常识也需要重新强调，反复言说，只能说是文学所处的时代出了问题，与时代同行的一些作家、批评家们也出了问题。 一 还真得从常识说起。文学理想与文学中的理想主义不同，文学理想，我以为应有两层含意，即文学中的理想主义，以及创作者的文学理想。两者既相关联，又有所区别。一个有文学理想的创作者，是不会轻易放弃文学中的理想主义的，放弃了文学中的理想主义的作家，是没有文学理想的作家。 在今天，强调文学中要高扬理想主义，是基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潮涌着物质化的人群，争先恐后要“先富起来”，先富未富都崇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哲学，于是道德雪崩……作家本应以强大的精神力量超越现实存在，唤醒民众，用灯与火引导沉沦中的人群，以净化人的心灵、塑造时代灯塔为己任。相当一部分作家却陷入滚滚红尘，不再仰望星空，而认同世俗，加入了喧嚣的时代同声歌唱。 作家有无文学理想，取决于他对文学做着怎样的梦。写出文学的经典，这是每一个有理想的作家应该做的梦。套用一句俗语，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写出经典的作家也不是好作家。作家千千万，能写出经典的则廖若星辰。事实本当如此，文学经典对作家的要求本当如此。经典的高度难以企及，至少，应该梦想写出震动人心、传之久远的作品。20年后，还有人重读，读出了新意；或者，10年后，还有人读……在无情的时间里法官检验着作品的优劣，也考察着作家是否有文学理想。一个有文学理想的作家会不断地问自己：你的作品经得起重读吗？10年后还有人读吗？20年后呢？可惜，很多作品发表在刊物上，除了编辑，当时就已经没有人读，或者，读过之后迅速地被忘却。作家本人若有机会收集子时都不好意思收进去，收进去了招来的也是嘲讽。有的作品，作家的梦想也就是一时的热闹，迅速地收获版税，热闹过去就像轻烟一般地随风飘散。 由此，强调文学理想是多么地重要！ 二 文学之道千万条，通往经典的道路却很窄，一条是对社会的深度解剖，向往着美好的生活，一条是对人性的深度透析，赞美着善良而美好的人性，追求合理的人生。还有被称为经典的作品离开了这两条路吗？恕我无知，起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 向往与赞美的同时是批判。放眼世界，文学的批判性不可缺失，批判，是作家的权利与责任，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本质存在方式。文学丧失了批判精神也就丧失了文学中的理想主义。有的作家写出了与现实生活同一个价值层面的作品，自以为客观地描绘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美丑，还认为生活本就如此，我只不过是如实地描写了真实的生活。作家不能照相式地反映生活，作品对生活的表现总是通过作家自己的心灵来折射现实人生，通过文学去追求理想的人生。有理想，就有不认同，作家的主体精神中是否存在着对理想人生的追求，是否具有对现实人生的批判力量，成为一部作品成败优劣的关键。 沈从文在小说中吟唱他理想的乡村牧歌，是以不认同现代都市文明对传统社会的入侵为前提的，他着重表现湘西世界的淳朴和宁静，他将田园生活理想化，美化，作为与现实对立的武器。他的理想主义基于对现实的批判，现代的都市文明入侵乡村，理想生活成为过去，沈从文感到失望和惆怅。不读《八骏图》等沈从文写都市文明的小说，是不会理解《边城》与《长河》这类写乡村田园的小说的。 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直接剖析现实，揭露生活中的种种弊端。制度的缺憾，人性的丑恶，社会发展中的复杂性，以资本主义发展为背景，留下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等说不尽的经典作品。它们以其理想主义的光辉，引领着人类走出沉于物欲的泥潭，有力地较正着社会发展中的偏差。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中国作家，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之下，创作出了至今令人常读常新的优秀作品，《阿Q正传》等无疑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 现代主义文学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后又重新回到中国作家与读者的阅读案头，最初被误解为现代化所需要的“现代派”，全然不懂得它的本质正是对现代化的批判精神。之后又逐渐地与后现代主义合流，而且强化了它文体的创新、形式的实验性，以营造语言的迷宫为乐趣，以叙述招数的花样翻新洋洋自得。终于被有着自己上千年传统审美意识的中国读者所抛弃，现代、后现代、先锋等都渐行渐远，给读者留下了模糊的背影。然而，现代主义文学中可贵的批判意识，后现代主义中的怀疑精神却没能存留下来，成为中国作家宝贵的精神财富。一二十年的时间，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文学，浪潮过去了，中国当代文学没有留下一部可以称为经典的作品，少有的几篇常在文学课上讲述的作品，也只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有价值，却不具备文本的经典意义。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没能接受其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 三 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的转型时期，生活为文学提供了空前的精彩与荒谬，数百年的人类历史进程被压缩成一堆，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间轰然降临于中国社会，它的丰富性、复杂性在世界史上也是少有的。 我们的城市在爆炸式地膨胀，城市里每天都在发生着朴实的乡村青年进城打工，挣扎一段时间后，却走向了人性的堕落，为什么没有中国作家写出今天的《骆驼祥子》？乡村的女孩子进城之后成为“失足妇女”，为什么没有出现类似老舍笔下的《月牙儿》，在凄凉的诗性文字中，写出那一步一步非那么不可的逻辑。她们经历了怎样的梦想与挣扎？他们在生活的起伏变迁中，灵魂经历了多少次磨难？读老舍的作品，我们读出了他深厚的悲悯，这一美学境界基于他内心深处的人道主义精神，更基于他对底层深度的认识与理解，对他们的生活烂熟于心，有来自心灵的体验，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老舍当年若对底层的了解也来自“采风”时住星级宾馆，警车开道，他还会知道骆驼祥子的生活与心灵吗？他还会写出《月牙儿》吗？ 你可以用“跨省追捕”一类的事件来为自己灵魂的麻木开脱，但是，文学并非只有纪实性的报告文学一类方式，虽然那也是一种批判的方式。恰恰相反，文学正是要超越纪实的层面，指向精神的内核，以富于个性的虚构，重塑形象，囊括、涵盖以此相关或相似的人物与事件。在虚与实之间有所指而又非确认，相似与相关的人物从形象中挣不脱又扯不上。连姓氏也没有的阿Q，是国人的缩写，他生活的未庄，你我就存活于其间。当年读连载的《阿Q正传》就胆战心惊，怕明天的内容会写到自己的人，谁能去法院起诉鲁迅呢？在一个最应该产生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时代，却没有出现现代主义批判精神的伟大作品；在一个到处充满了人间喜剧的社会，没有出现具有批判精神的“时代的书记官”。缺的不是艺术构思的能力，叙述的技巧，缺的是见微知著的洞察力，更缺的是文学中的理想主义，写出推动社会进步，震动人心的作品文学理想。 四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需要具有批判精神的作家参与其历史进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其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都会发生严重的不公正、不平等现象，道德滑坡，腐败丛生，环境遭到破坏，资源浪费。知识分子的责任就在于对社会发展中种种不道德、不公正、不公平、非正义、反历史、反人性、庸俗化等现象发言，维护社会的良知，以理想主义的光辉匡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偏向。中国读者希望作家保持自己的良知，以自己的优秀作品积极地参与社会进程，对那些沉迷于互文叙事、戏仿、拼贴、热衷于叙事迷宫，开掘纯个人的直觉、梦幻的作品没有多少人有兴趣，他们把这样的作品推向了边缘。 面对读者的冷遇，有人惊呼：文学被边缘化了，文学快死亡了。把原因归之于时代的变迁，消费文化的强盛，而看不到相当一些文学作品远离现实，远离读者的要求，关注现实的热情降温，批判意识淡化。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平等、不公正，作家采取了超然物外不作为的态度，身处现实生活中的读者为什么要关注你的作品呢？电影中的一两句台词因为与现实相关，或者引发观众对现实的联想，立刻引来观众不顾影院的环境要求而鼓掌赞赏，可见观众与读者对文艺作品贴近现实生活是多么地渴望！ 诚然，关注现实的作家，批判意识强烈的作品，在我们今天的文化语境中必然地会承担一定的风险，但我们又必须看到，今天的创作环境已经远远好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否是最好的时期，看使用什么标准，从什么角度。不能回避的现象是一些作家已经变得非常聪明，过于聪明，一有风吹草动，甚至不待风吹草动，只是影子般地晃了一下，迅即逃离。他们内心的束缚往往比上级主管更加严格。在一个文学的研讨会上，我亲耳聆听了一位老作家“配方式”写作的经验介绍。他说的是关注现实的文学的写作，要像中药铺里抓中药，非常准确地配出领导同意、迎合读者，有市场卖点让自己获利的“药方”。这样的写作放弃的当然是文学的理想，或者说，他本身既没有文学理想，因而说不到“放弃”。 一些作家作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转向了对人性的探索，在承认人性中天使与魔鬼并存的前提下放弃了对人性恶的批判意识，认同了人性中的丑恶，如把人性中的逐利与自私看做是不可改变的客观存在，从而理所当然地宽容了现实生活中人性恶的泛滥。 有文学理想的作家，都是勇于担当、直面现实的作家；经典性的作品，往往是正视人生、洞察人类困境的作品。他们保持着对社会与人性的批判意识，不断地匡正和改造着社会，张扬着人性的美与善，使人类前行的步伐更加坚定有力，人活得更有尊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21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