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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田(1906-1968)集散文家、诗人、小说家、诗评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民间文艺工作者于一身，是中国现当代史上一位涉猎相当广泛、业绩相当突出、地位相当重要的文化人。虽然在其谢世之后有过多种选集、文集出版，但是至今却未见有一套搜罗相对齐备的全集。近日，《李广田全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编者李岫教授为李广田先生之女，穷多年之力，广泛搜集，细心耙梳，终于编成此六卷本，其中，有不少佚文、日记、书信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每卷前配发不同时期的照片和初版封面照。 李广田生前在云南工作生活了21个年头(其中，西南联大5年，云南大学16年)，其生命中的四分之一余是与云南联系在一起的。云南理所当然地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在这个意义上，《李广田全集》的问世，应该是“第二故乡”对这位文化游子和文化创造者的最好纪念。该全集出版的最重要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迄今为止有关李广田所作的最为完备的版本，借此，读者和研究者可以全面了解李广田的文化创造的实绩，去深入感受和体味李广田的文化意义。 李广田是一位诞生于齐鲁大地、曾经深受传统农业文明浸淫的“地之子”。1933年，他在一首名为《地之子》的诗中曾深情地吟诵道：“我是生自土中/来自田间的/这大地，我的母亲/我对她有着作为人子的深情”。“地之子”的自谓自然说明了他与农业文明的精神联系，而这种“地之子”的精神情愫也不可避免地决定了其为人处世的风度和在创作中观照生活的范围。但是，在李广田的这一自谓中，却仍然包含着全新的因素。1924年春夏之交，他因宋明理学的桎梏而大病一场，以此为转折点，他开始了思想上蜕旧变新的历程。在嗣后山东省立一师特别是北大6年求学的生涯中，“五四”新文化传统对他产生了主导性影响，重构了他的文化立场和价值系统。可以这样说，作为一个“地之子”，他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现代的，也是传统的。《李广田全集》作为一个现代“地之子”文化创造的结晶，使我们看到了“传统”和“现代”两种文化因素的有机融合给文化创造者带来的巨大活力，而文化创造者也只有在这样的融合中才可能形成自己为他人所不能取代的鲜明个性。 以李广田的散文和诗歌创作为例。从1930年代的《画廊集》《银狐集》《雀蓑记》、1940年代的《回声》《日边随笔》到1960年代的《花潮》《山色》等，他一直倾心于散文创作，留下了大量的散文名篇。在其最负盛名的1930年代散文创作中，在价值层面上，他继承“五四”“人的文学”传统，汲取了“五四”启蒙主义的思想乳汁，关注人生，弘扬健康人性，表现出了以文学的道德力量重塑民族性格的热情；而在对象的择取和表现的风格上，则常常弃那些“现代”含金量可能更高的现代都市题材于不顾，而以一个“住在都市里的乡下人”的眼光和忆旧视角，饱含深情地反观并以静美的笔触描画出了沉淀在记忆深处的乡间朴野中的风景、风俗和人物，写下了《山之子》《投荒者》《五车楼》等传世之作。这种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散文创作，成就了李广田的独特性，使他不但迥异于同时代的左翼散文、“论语派”散文，也明显区别于同属“京派”的沈从文、何其芳等其他各家。 与其散文一样，李广田的诗歌创作也显得相当独特，这同样得益于“传统”和“现代”的有机融合。1930年代，他与何其芳、卞之琳出版了诗歌合集《汉园集》，因而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汉园三诗人”的美誉。其中所收的“行云集”中的诗作以及与之几乎同时的集外诗，不管是在情思的表达上还是在情思言说方式上，均极具张力，均呈现出中外兼蓄、土洋结合的特征。在情思内容上，一方面，他受西方象征派诗歌的双重影响，通过对失掉根基、无所归依的现代“游子”形象的描写和对“秋”、“寂寞”等状写游子心境的主题意象的呈示，表达了空虚、哀伤的情思内容；另一方面，则又通过对充满“喜悦”和“新鲜”的理想之境的描写和追求，表现出其作为“地之子”的立足大地、不断进取的人生态度，而迥别于醉心于表现非理性主义情绪的西方象征派诗歌。他学习西方象征派重意象、象征、暗示的方法，形成了以间接抒情为主的情思言说方式。虽说这种言说方式很现代、很“洋气”，但他又运用质实的语言和口语化的节奏、韵律，使其“言说”本身显得很质朴、很“土气”。所有这些，都使李广田的此期诗作成了无法复制的“这一个”。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19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1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