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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初，我收到韩晗的邮件，附件里是一部书稿，《新文学档案(1978-2008)》(以下简称《档案》)。近几年学界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势中，对新时期三十年文学的讨论有不少成果，但尚无系统的成果面世，韩晗的书稿颇出乎我预料，可谓喜出望外。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乐见我们这个群体有更多的青年学者加入，同时，我也愿意就我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表达我的一些想法。 应当说，我和韩晗是两代学人，当我们面对一段共同的历史时，我自然关注他对待历史的态度或立场。近三十年来，文学史观，当代史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参与了打破历史统一论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韩晗这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他们如何看历史，无疑值得我们关注。从这个角度看，韩晗在《档案》一书中，表达的是他对文学史的“三重立场”。 首先是“当代性”的立场。 长期以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认识一直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当代文学因为其开阔性、当代性而时常被赋予很多不同的定位与评价。而从1978年肇始的“新时期文学”，则又构成了当代文学中最重要的部分。 当代文学，是大陆学界的一个特定名词，专指1949年之后的文学，英文一般译作Contemporary literature，最明显的本质则是“当代性”。如何从“当代文学”的“当代性”来叙述“文学史”，则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 在《档案》中，韩晗力图从“当代性”来反思自身的价值及其规律，在他看来，当代性的意义在于文学主体中两个命题的呈现，一个是文学的生产，另一个是文学的传播，两者殊途而同归。最关键之处在于，“当代”的切入点是在“生产方式”上的反应——即以“大众性”作为一个出发点进行审理。当代性、生产方式与大众性构成了韩晗对于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逻辑框架，从这一点来看，韩晗的思路是清晰的，视角也相对敏锐。 就《档案》一书而言，韩晗秉承了“大众性”的当代文学观，对1978年以来当代中国的文学现象、文艺思潮与作家作品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与探索。确实，进入到1978年以后，文学刊物、图书出版的市场化，电视剧、电影与互联网的兴起，以及畅销书的出现等等，这些带有“大众性”的文学现象都是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新现象与新问题。批评界将这些问题都归结于文学批评的领域当中，但是很多文学现象已经出现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纳入到文学史的考量范畴当不过分。韩晗在《档案》中，就对于电视剧、电影与畅销小说的生成与本质做了较为细致、系统的分析。从这点来看，韩晗对于当代文学的理解，有着从时代出发的学术意义与研究价值。尽管将“当代性”落实到“大众性”仍然有众多可以检讨之处，但确实从一个关键侧面呈现了这三十年文学的特征。 其次，关于“文学本体”的立场。 长时间以来，文学史的书写一直被作家与作品所困扰，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流派都统统地被一揽子放到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之下。人们认为，所谓文学史，实质上就是一部作家作品史，但是作家作品只是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组成，而无法构成文学史的全部。尤其是进入到后工业化时期，知识生产、文化生产成为了文学之所以被“呈现”的方式，再单纯地从作家作品出发，很难抵达文学本质所强调的真实。 韩晗在《档案》中没有按照传统意义上的“作家作品论”进行文学史叙事，而是积极地寻求当代文学的生成机制、生产模式与发展规律——只要是与文学相关并带动文学本体发展的，都可以列入文学史的考量范畴——这既是对于文学史的一种重新解读，也是对于文学本体的另一种重新认识。 在他看来，“文学本体”就是可以反映文学、服务文学的一种文学存在形式。文学是抽象的概念，但文学本体却是真实、客观存在的概念。在《档案》中，文学本体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被扩大化了——作家、作品、思潮、现象、文学批评甚至文学生产模式，都成了可以分析的对象。强调文学本体的多元化，恰恰是当下文学评论与文学理论最需要的一种研究范式。 尤其对于新世纪以来的文学，韩晗所主张的文学本体多元化起到了较有意义的分析效果。譬如韩晗试图审理“文学市场化”语境下“作家”、“文本”与“批评家”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他采取的就是“文学本体多元化”的方式。 一言以蔽之，所谓“文学本体多元化”，就是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书写这三者之间寻求一个交集。而这种交集的最好立足点，就是事关当代文学的研究——“当代史”既是历史，也是现实，重要的是，如何用多元化、历史性的眼光来观照“当代”，这是韩晗在《档案》中力图去阐释、厘清的一个问题。 最后，“人”的立场是韩晗这本《档案》中的核心观念。 “以人为本”是近年来社会的主旋律，韩晗在《档案》中，主动寻求中国文学传统中“人”的发展脉络，试图从当代文学中将“人”寻找出来并加以放大。他祛除了“现代性”这个长期以来在文学史研究中既热门又模糊不清的概念，在他看来，当代文学最重要之处，仍是将“人”予以发现并重新定位，这才是当代文学在今后发展的理路，也是当代文学史书写最为核心、关键的立场。 从改革开放至今有三十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有了六十年历史，但“五四”至今却有了九十年的历史。或许正如怀特海所说，数千年之后的后人反观我们，仍从属于“柏拉图时代”。无疑，谁也无法否定，我们超越了“五四”的精神与文学传统——即人的意识，可以这样说，无论我们怎么求变、如何颠覆，我们的骨子里，仍然延续着“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是韩晗的敏锐之处，“人的意识”也是新时期文学史的关键之处。从早期的人道主义论争，到后来的重写文学史，及至“新写实主义”的泛滥，最后再到作品题材的“民生热”，这些都反映了三十年里中国文学的发展与进步，这也是为何当代文学史以“新时期文学”为主的原因，因为“新时期文学”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发现并继承了“五四”的文学传统，并试图为这种传统做一层“当代性”的注解。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10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1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