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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革”，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五七干校”。当年，那些和知青一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五七道路”的干部们，在广阔天地里努力改造世界观，收获的苦难与思考应该不少于知青吧，可为什么“干校文学”的成果远不如“知青文学”那么丰硕？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自1994年起，李城外就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对于“五七干校”的研究。这一方面与他生活在湖北咸宁这一当年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旧址有关；另一方面，他的研究也显示了文化界研究“文革”的新动向——不再局限于从政治批判与文化反思的角度审视“文革”，而是全面了解“文革”中人的复杂心态与真实生活。他从挨个采访曾经下放向阳湖的文化名人、约请他们写回忆文章入手，在《咸宁日报》开辟相关专栏陆续发表。此后，又将那些专栏文章结集为《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和《向阳湖文化人采风》出版，成为国内最早记录“五七干校”生活的回忆录。2000年，李城外发起成立了咸宁市向阳湖文化研究会，创办会刊《向阳湖文化报》。近年来，他更是下工夫将有关的回忆录重新包装，并连同他编辑的《向阳湖诗草》、他记录自己研究向阳湖历程的日记《城外的向阳湖》和他汇编的有关研究成果《向阳湖文化研究》，共计300余万字，编成煌煌七册“向阳湖文化丛书”，为向阳湖文化的研究、也为“文革”文化研究立起了一座具有纪念碑意义的文库。 作为一位“旁观者”，李城外以大量的宝贵资料努力还原了当年的“五七干部”的复杂心态：“种种酸甜苦辣不一而足”——有动辄得咎的无奈，也有苦中作乐的“有趣”，还有贫贱不能移的士大夫风骨(也可读作“革命者”的坚强)，当然，更多的也许是困惑——对于被批斗、被劳动改造的困惑、不满，以及饱经了折腾以后的逆来顺受、欲说还休。我常常想，那些经过了多次政治打击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为什么在经历了“文革”以后没有像知青一样写出厚重的文学杰作(如韩少功的《回声》、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王安忆的《69届初中生》、史铁生的《插队的故事》、老鬼的《血色黄昏》等)，是否与这种“欲说还休”的心态有关？在这样的心态中，我们可以体味出多少辛酸、多少淡定、多少刀枪不入的厚实！虽然，他们中也有郭小川、绿原、牛汉那样在“文革”后期已经有了怀疑、不满，并且悄悄开始了“地下诗歌”写作的思想者，还有韦君宜那样在“文革”后写出了《思痛录》那样敢于反思极左源流的回忆录的文化战士，但总的看来，可以称得上厚实的力作显然不够多。 然而换个角度看，能够在苦难中磨炼自己、在底层随遇而安、笑对磨难，不也是中国士大夫的一个悠久传统吗？从孔子、墨子到“竹林七贤”、苏东坡，一直到许多现代知识分子，都是在这条路上跋涉过来的。如果说，知青一代是“吃狼奶”长大的(虽然他们从小受的是革命教育，但“文革”的磨难使他们在“地下读书”活动中受到了西方“异端思想”的影响，又在上山下乡接受了民间朴野文化的“再教育”)，因此多了许多敢于怀疑、敢于叛逆、敢于探索新路的野性，那么，“五七干部”那一代则可以说是“吃牛奶”长大的(从青年投身革命时起就立志“俯首甘为孺子牛”，经过从延安整风到“文革”的政治考验更学会了如何“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群众”)，因此自然能够通达处世、淡然生活。从这个角度看，他们那些真情回忆“干校”生活、笑谈往事的记录又具有了另一种思想意义：无论什么风暴，都摧毁不了中国文化人的生命意志与豁达情怀。能够在风雨中谈笑取乐，能够在放下了专业以后从头开始学做农活，能够以“阿Q精神”去疗治心灵深处的创痛，不能不说也是生命的奇迹！对于那些能够经受住政治磨难活下来的人们，我觉得应该持理解的态度。我们不可能要求大家都成为鲁迅那样的斗士，虽然，在文学的思想界，鲁迅那样的斗士的确太少。 我同时觉得，这套“向阳湖文化丛书”的出版不应该是一个结束，而应该是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新起点。作为“文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干校文化”具有怎样丰富的历史意义？那些老一代文化人在“五七干校”中经历了怎样的思想蜕变？除了那些回忆录，他们的日记、书信、诗词中还流露出怎样复杂的情感？他们是如何保持了士大夫传统的？他们是怎样应对政治风浪的冲击的？……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的研究。我期待着有新的成果不断产生。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14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