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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文学源自于战争的出现，而战争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它是政治的延续，那么所谓的军事文学，并非只是普通的文学创作，可以说，军事文学的成立，正是因为它先天具有对于和平与安宁生活的向往与呼唤，对于代表正义与前进力量的战争生活的歌颂与赞美，以及对于代表邪恶与非正义力量的反抗与鞭笞；而这也正是一切军事文学创作的起点。因此，在我看来，所有的军事文学创作都必须具有一种高屋建瓴和气派非凡的大气象。所谓“大气象”，简单理解便是“气象万千，非可以泛观而肤测也”。(缪钺，《论辛稼轩词》，《古典文学论丛》，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版)我以为，拥有大气象的军事文学作品，是决不可以被轻视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文学创作的大气象，一方面是因为它与社会及政治具有密切的联系，从一部军事文学创作中便可以洞见社会与政治的深层风貌，也从一部军事文学作品中可以间接而敏感地触摸到历史具有质感的真相。我们今天读唐代诗人杜甫的那些表现家国离乱的诗歌作品，则不难感受到唐代中后期因为政治的腐败与黑暗，而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生灵涂炭，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灵伤害，诸如他的《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的名篇，都是战争带给人民巨大伤害的血泪诗篇，也是对于作为上层建筑的统治阶级祸国殃民的讽刺力作；另一方面则正是因为军事文学的创作者远远超越了作为个体的趣味与胸怀，以一种对于整个社会、世界乃至于全人类的关爱与关怀，将这种具有诗性气质的美学追求融汇在自己的作品之中，而并非只是简单的口号与宣言，也并非只是十分狭义地追求所谓的史诗性效果，因此，古希腊的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以及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是具有“大关怀”的军事文学作品，中国诗人杜甫的诗篇《春望》、辛弃疾的《摸鱼儿》、岳飞的《满江红》以及毛泽东的绝大部分诗词作品同样也都是具有“大关怀”的军事文学作品，因为他们都有一种宽阔与壮美的心灵关怀存在。由此，我想到前苏联军事小说作家肖洛霍夫在诺贝尔奖的获奖演说中所讲：“我们生活的时代充满了动荡，可世上还没有一个民族渴望战争。但是将所有民族抛入战争熔炉中的力量却是存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那难以言表的硝烟和骨灰曾使作家们痛心疾首，难道这一切不是不可以避免吗？一位诚实的作家难道没有义务站起来反对那些希望把人类引向自我毁灭的力量吗？”(《诺贝尔奖讲演全集·文学卷II》，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尽管我们如今正处在一个相对和平的年代，但并不意味着战争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承担起用文学来避免战争和关怀人类心灵的胸怀。因为拥有这种超越个体的书写历史真实与时代情怀的大气象，而绝不是将笔触局限于一个狭隘、封闭与荒谬的自我世界，这才是军事文学所具备的美学品格之一。 军事文学以战争作为创作的中心，那么如何表现战争本身则是非常关键的美学追求。我以为，真正的军事文学在表现战争上，是对于战争中的正义、和平、理想、智慧以及胜利等因素的追求与向往，在文学的创作美学上则是洋溢着一种阳刚、向上、积极、青春和充满力量感的战争美学追求，这种美学追求拒绝对于战争所带来的邪恶、暴力、丑陋、失败、绝望、死亡等内容的嗜好，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在给肖洛霍夫的颁奖词中曾有这样的评价：“他所描述的战争中有大量的流血牺牲。但他的叙事文体有血有肉，朝气蓬勃，这使我们的心获得了补偿。”(引文同上)遗憾的是，在文学创作中，值得我们深切关注的则是一种对于暴力美学的泛滥化赞美与追求，试图通过对于战争中的杀戮、血腥、暴力以及阴谋、权术等场景予以赞美式甚至仪式化的集中描写，以期望引起一种阅读后的生理快感与想象力的猎奇享受，试图震撼与触动读者的神经系统。这种创作美学达到一种极致，便是被苏珊·桑塔格所称之为的“法西斯美学”，在她的论文《迷人的法西斯主义》中，曾这样总结在纳粹盛行时流行一时的美学特征：“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它来源于一种专注的状态(并证明这种状态的合法性)，专注于控制的局面、顺从的行为、夸张的努力和对痛苦的忍耐；它同时认可自高自大和奴颜媚骨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倾向。统治与奴役的关系以一种独特的庆典形式表现出来：人群的集结，人的物化，物品的增生或复制，以及人与物在全能的、有催眠力的领导或力量周围聚集。法西斯主义者的演出集中表现为位高权重的领袖与身着戎装、数量不断增加的信徒之间的狂欢式交流。演出的舞蹈动作时而变化多端、纷纭不息，时而又定格为凝固的、静止的、阳刚的姿态。法西斯艺术使屈服变得光荣，使愚笨变得崇高，使死亡变得有魅力。”(见《世界文学》，2005年1期，周颖译)苏珊·桑塔格的这篇论文是关于德国纳粹时期著名的导演瑞芬施塔尔的纪录片《最后的努巴人》的分析，而更令人惊叹的是，这种“迷人的法西斯主义”美学不但没有消失，而是在今天的文学创作中若隐若现地呈现出来，甚至成为一种流行的创作时尚。拥有属于正义与和平意义的战争之美，而不是带有“迷人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暴力美学，这正是军事文学所具备的美学品格之一。 军事文学以战争作为创作的中心，那么其一是我上述的对于如何表现战争本身所进行的一种创作上的美学追求，另外一种则是如何对于战争中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怀与观照。战争往往是因为各种政治力量最后碰撞的结果，因此带给文学的叙述现场往往是最复杂也是最交集的。如何表现在这种充满着胜利与失败、战争与和平、死亡与生存、光明与黑暗等等对立因素并存的复杂环境中的人的处境，可以说为军事文学的创作者们带来了极大的书写空间。如何表达这一空间，则是在美学追求上的一种美学品格，我以为真正的军事文学则是对于在军事活动特别是战争中的人的生存境遇给予一种人性的关怀与观照，是对于人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美好品质的歌颂，是对于人在困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柔弱与伤害给予观照和理解，因此它关注人性中所具有的一切足以让人感到温暖和敬佩的美好品质，由此为文学创作散发出一种人道主义与人性色彩的美学光芒。因此，我以为在某种程度上说，军事文学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人性光辉。诸如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在小说《朗读者》中所写到的主人公汉娜，她原本是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建立的犹太人集中营的女看守，但在战后的审讯中，她拒绝在作为罪证的笔录上签字，因此使得她背负他人的罪名而被宣判为终身监禁，而她的拒绝，并非因为对于自己罪行的供认不讳，而是她根本就是一个文盲，但她拒绝承认这一点，即使去承担漫长的牢狱罪行；后来在牢狱中，她学会了识字和读写，但她写给入狱前情人伯格的回信，却从无回音，最终在出狱后，她选择了自杀。她用沉默和谎言维护了心灵的卑微尊严。令人感动和惊叹的是，作家并没有给予人物以简单的批判，而是把一个在邪恶的战争中被赋予“平庸的恶”(阿伦特语)的普通罪人，将她卑微的心灵，通过聆听朗读而从愚昧与荒谬中逐渐苏醒并试图获得拯救，作者正是将她在这期间背负和承担的巨大的煎熬与折磨给以精神的观照。在世界军事文学的历史长河中，诸如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米哈依尔·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鲍里斯·利沃维奇·瓦西里耶夫的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军事文学名篇无不是充满了仁慈的关爱与怜悯在其间的，那些在战争中的卑微灵魂却散发着一种让人尊敬的人性光芒，这也是军事文学所具有的独特的美学特征，也是它所独有的客观优势。对于陷入困境与绝望之中的人物，给以人道主义的关怀与观照，把人性中未开垦的荒原开拓到更为深远的空间，而不是失之简单的予以丑化、贬斥、嘲讽甚至是默然处之，这正是军事文学所具备的美学品格之一。 在军事文学创作中，需要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对于战争中出现的英雄人物给予“神化”的美学追求，使得英雄人物变得毫无人性的面目，而成为一尊尊完美无瑕的神灵之物，这大概是因为战争这种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往往由于英雄人物的出现，则加速了它的推进与结束，因此创作者常常会带有一种情绪化的写作心理；另外的一种情况则是，因为政治与社会历史等因素，使得军事文学常常在文学中扮演着一种意识形态宣传品的替代作用，从而使得创作的英雄人物不但“神化”，而且常常会出现模式化和类型化等特征。实际上，在真正的军事文学创作中，这是一种伪写作。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大致为文学人物形象的完美、信仰的坚定以及欲望的纯洁等特点，这种文学创作在中国的“文革”中曾经一度集中出现，形成一种独特的“英雄崇拜”的美学特征，完全失去了人性所具备的基本光环。评论家张炯在《关于中国军事文学的审美反思》中这样写道：“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意识与英雄造型，乃是军事文学最重要的本质性的规定之一。我们今天要反对将英雄形象的创造‘模式化’，过分‘理想化’以至‘神化’，而非笼统地贬斥英雄意识与英雄造型，否则就无异于否定了军事文学。军事文学固非篇篇都要写英雄，但高扬英雄意识，尽可能真实地描绘不同时代具有鲜明个性与历史特征的英雄形象，无疑是军事文学不容推卸的责任。因为只有这样的军事文学才具有传统的特殊魅力，才能满足人们需要英雄、向往崇高悲壮的审美追求。”(见《解放军文艺》，1989年7期)由此可见，真正的军事文学创作，在塑造人物的英雄之美时，既要有英雄人物的崇高与肃穆之美，又必须有常人的狭隘与脆弱甚至是可以理解的缺憾，正是因为如此，这样的人物才可信才丰富才饱满，也才充满了无限的文学魅力。能够拥有充满人性光辉的英雄之美，而不是被“神化”与扭曲成为病态或非正常的英雄美学，这正是军事文学所应具备的美学品格之一。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29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