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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一篇论述陕西当代女性文学的文章中说过这样的话，就整体而言，20世纪后半期陕西的女性文学是一种不自觉的女性主义文学。这是因为在陕西当代女性作家的主观意识中，她们还未真正地从女性主义立场上对女性的生命样态、生存体验、人生遭际、心路历程以及男女两性关系等方面进行有意识地拷问与探寻。这种状况，在历史进入21世纪以来已有所改变。一批年轻的女作家能自觉地站在现代女性主义的立场上，对女性的生存状态、身心欲求进行追寻与思考，并力图予以艺术的展现。[1]在这些女作家当中，就有本文将要论及的陕南女作家杜文娟。杜文娟从1997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有数量不菲的诗歌、散文、小说等作品问世。2005年年底，她的中短篇小说集《有梦相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作者精心打造并向读者奉献出的她的第一本小说集，其中作品的内容，用作者自己在“自序”中的话说，有“用心灵和情感凝练出的第一小辑——心灵故事；有直面惨淡的第二小辑——巴山故事；有荡气回肠，欲罢不能的第三小辑——西藏系列小说。”[2](P02)杜文娟生活视野开阔，小说创作题材宽泛，具有自觉的女性意识，其大胆率真的心理描写，诗意灵动的写作风格，体现出她敏锐的生活洞察力和较好的小说艺术功力。 杜文娟小说中自觉的女性意识，主要是通过她所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表现出来的。所谓女性意识，按照人们现在的理解，指的是女性对自我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主体存在的地位与价值的自我意识。杜文娟所塑造的一些女性形象，情感丰富，自主意识强，敢做敢为。在作家的男女爱情的叙事中，女性往往与男性不期而遇并顿生好感，在情感的相互慰籍中靠近，擦出爱的火花。在这种突如其来的爱的交流中，女性经常处于主动地位——不仅是艺术结构或情节安排上的“主动”，而是人格或精神上的主动。这种主动应该看作是当代女性真实生活的反映，体现出作家的女性情怀。这些女性人物，敢于大胆地追求爱情，甚至于能冲破世俗的道德界限而宁愿冒被指责为“第三者”的风险。但是，她们却没有像人们惯常所认为的“第三者”那样完全依附男性，充当男性的附庸，更不愿意把自己沦落为男性的玩物。她们在与男性的交往中，大胆而主动，从不曾迷失自己或失去自我，而是表现出自身存在的价值和独立的人格。中篇小说《我们的洪水》中的年青女子慕容玉在与丈夫的无爱的婚姻还未解体的情况下，就近乎于痴狂地爱上了有妇之夫万漠。小说就是通过慕容玉急不可耐地冒雨乘车去见情人的路途中的所见所感所忆来塑造她的形象的。表面上看，作品叙写的是一个“第三者”插足的故事，似无新意可言。然而，随着女主人公慕容玉心灵情感的逐渐敞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感情丰富，具有独立意识的现代女性形象；我们感受到的，是由她而引起的心灵感动和情感震撼。对这样一位“第三者”我们不仅不会谴责，而且还会肃然起敬。在作者的笔下，慕容玉是这样一位女子：“她把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温馨可人，她觉得不能让自己再受吃亏，不能再压抑，不能再前怕老虎后怕狼，想让身体和心灵同样飞翔，同样舒坦，同样沐浴在自由和欢乐之中。”“让身体和心灵同样飞翔”，这是慕容玉的生活愿望，也是她的生活理想。与丈夫的不如意的婚姻生活，加剧了她对真爱的追求，虽然所爱的是一个有家室的男人，但她爱得热烈缠绵，爱得毫无保留。小说中，作者以慕容玉回忆的形式，用了较多的篇幅，写了慕容玉与万漠的爱情生活景象，从中反映出慕容玉的热情和积极主动。应该说，这是一个富有现代观念的女性。也许是经历过无爱的痛苦，她对万漠的爱没有那种轻浮和势利，她更不图虚名。她的爱心坦荡，她的心地善良而具有正义感。当她在大雨中远远看到心爱的人的作秀式的表演时，看到他由于官僚作风而使老百姓屡次遭灾被愤怒的巴子所打时，慕容玉惊醒了，这时她看到的并不是一个令她日思夜想的充满热情的万漠，而是一个虚伪丑陋的万漠。显然，慕容玉并没有在爱中迷失自己，她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和万漠的爱的过程，也是她心灵情感成长成熟的过程。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没有描绘男女主人公相会的场景。当然，这样的场景已经永远不会出现了，因为“他们的洪水真的来了”。小说如此的结尾具有令人感叹唏嘘的悲剧意味。在短篇小说《秦陵石榴》中，主人公“我”——一位30岁的未婚女子为了寻找10年前邂逅相遇并一直爱恋着的画家泽疆，10年里苦苦寻觅而未得见。“我”的那种对爱的执着，那种痴情，是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得以表现的。这篇作品的结尾同样耐人寻味。读者仍然没有看到相恋男女激情相拥的感人场面。只是从“我”与小男孩商讨买画的情景中得知那位画家就是小男孩的父亲。由此，一个单相思的爱恋故事就这样在主人公惆怅的情境中结束。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力图展现的，是一位女性追求真爱的情感历程。短篇小说《圣诞节那天》中的“我”——雁音，也是一个在不断寻找真爱的现代女性。她对自己的情感归宿亦表现出挑剔的不懈努力。她选择的第三任男友，仍然是一个有妇之夫。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雁音并不是出于功利目的与远在广东的李捷亲密相处，而是完全从情感上爱恋对方，她追求的不是爱的结果，而是爱的过程。雁音一直是清醒的，她意识到这种爱没有结果，但她却十分投入地体验这份真爱。这或许有些在情感上不道德的嫌疑，而作为一位追求真爱的女性，她的初衷以及对爱的渴望还是值得肯定的。同样，在中篇小说《西藏归来》中，也是一位女性“我”——觉萨与龙达爱得热烈，在这样的爱的过程中，觉萨是执着的，她全身心地爱着对方，龙达也爱她，但相比之下，他是有所保留的，因为他在爱她的同时，还有别的女人。觉萨爱得热烈，也爱得很苦。在这场爱情游戏中，她是真诚的，是积极主动的，尽管她最终是爱的伤害者。从以上这些女性形象我们可以看到，杜文娟赋予了这些女性一种自觉的女性意识，作者对这些人物追求爱情的过程没有做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注重描绘这些现代女性的情感向往和心灵轨迹，表现她们在男女交往过程中的积极主动和独立自主意识。她们坦荡而真诚，热情而独立。正像《秦陵石榴》中的“我”所说的：“我就是我了，没有谁能驾御我，自己是自己的主人。”生活对于她们未必全是阳光和美好，有时近乎于残酷，但她们仍然在向往，并在不断地追求中历练自己，使自己成熟起来。尽管她们的追求所演绎出的是一出出无果而终的爱的悲剧，有情人难成眷属，但在她们的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女性传统中的那份对真情的执着，其中又多了几分现代女性的清醒与睿智。作者是用一种现代女性真正的自我敞开和主动叙述来塑造这些卓然独立的女性形象的。 杜文娟小说创作中女性意识的自觉，还体现在她对男权文化的颠覆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女性被轻视，被放逐。女性的依附性、女性的弱势地位似乎是定型了的不二法则。尽管在当代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已经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女性受压抑的情况已大为改观，但是，在男女关系中，女性还是常常受到歧视，被边缘化。男权文化在很多时候仍然发挥着作用和影响，女性被作为花瓶，作为摆设，“出得厅堂，下得厨房”是不少男性选择女性对象的标准。然而，在杜文娟的艺术世界里，女性不仅是她关注的主要对象，而且是男女情感关系中的积极主动者。与这些具有自主意识的现代女性相比，杜文娟笔下的那些男性形象就要逊色多了。他们都是出现在女性的视线之下，处于被女性审视的地位。他们要么精神卑微，目光短浅，虚伪懦弱；要么愚昧粗鲁，萎琐浅薄，自私小气。《我们的洪水》中的万漠，无疑属于前者。在与慕容玉的感情关系中，他总是从自己的利益方面权衡得失，在情感与仕途的天平上，他明显地看重仕途。他有妻子和孩子，但又毫无愧意地接受了慕容玉的爱，虚伪地周旋于两个女人之间。他为慕容玉离婚给了她三万元钱，又要慕去找同学开一张能报销的发票。虚伪、小气又官迷心窍。与万漠相似的，还有《我把一朵鞋花丢在了拉萨》中的晨夏，《作陪》中的王空，《西藏归来》中的龙达等等，在这些人物形象身上，有的是势利，是虚伪，是薄情，是自私，是灵魂的萎缩和生命的苍白。就后者而言，有李红兵(《我们的洪水》)，“二姐夫”(《作陪》)，李红军、刘关昌(《填火》)，大贵(《挂在树上的灵魂》)，“实聋子”、社宁(《我是山上一株菊》)等人物形象。他们不仅生活地位低下，性格卑微，可怜而又显得可憎可笑。当然，杜文娟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没有对人物作绝对化的单一描绘，她写女性形象，也写她们的性格缺陷，写她们的弱点缺点。同样，在她塑造的男性形象中，也有性格朴实思想闪光的人物形象，像巴子(《我们的洪水》)，田康、二贵(《挂在树上的灵魂》)，骑三轮车的“脸色黢黑的小伙子”(《我把一朵鞋花丢在了拉萨》)等。虽然这些人物显出了男性群像中的些许亮色，但就总体而言，作者是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来审视男权文化的，在塑造男性形象时流露出对男权文化明显的颠覆倾向。 杜文娟的小说题材具有相当的宽泛性，这体现出她驾驭多种题材的能力和潜在的写作张力，是他女性意识的自我张扬。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发展中出现了“个人化写作”潮流，叙写个人的私生活一度成为不少女性作家的主要创作内容，也成为文学上的一大“卖点”。这种“个人化写作”其创作题材、叙述角度多来自女性作家个人的生活。在取材上，她们疏远公共空间，更关注个人生活的私密性；在叙述上，她们的小说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杜文娟的小说也常常通过主人公一段奇特的经历，展示其作为“女人”的情感经历，或是一段充满挫折感的“回忆”来作结构。这从表象上似乎与“个人化写作”无异，实际上，杜文娟并不是完全在写自己，因而她的小说不具有“自传”色彩。她的小说的题材选择范围是相当宽泛的，这同时也反映出她生活视野的宽广。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她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窄的生活圈子以内，而是对各种生活充满了好奇，并及时捕捉创作灵感和生活细节。杜文娟生活在秦巴山地，性格豪爽且充满灵气。贫穷艰苦的成长经历使她难以忘怀，必欲一吐为快，而且，她站在故乡的土地上，视野还常常在注视着山地以外或职业以外的生活天地，期盼着更宽广、更博大、更新奇、更深厚的生活体验。她说：“我是个野性十足的女性，常常在生活轨迹以外奔腾，…常常打起背包走天涯。…在身体和心灵的飘游中，进行着一次又一次激烈又磅礴的心理征程，从一种艰辛走向另一种艰辛，从一种感受跳跃到另一种感受。”[2](P02)眼睛的好奇和心灵的不安分，使她的足迹不仅印在了秦巴山的县城、山村，而且延伸到了关中平原，她还跨越天山，沉睡塔里木，甚至越过青藏高原踏上了西藏的神秘土地。因此我们看到了：小城里现代女性的心灵故事，山地农民艰难的生活境况，西藏的风俗民情和旅人的异域感受，……从这些不同的生活情境的描摹里，你会惊叹女作者的勇气和胆识。 杜文娟的小说在艺术上也有着自己的特点。其一是饱满的情感性。坦率地说，她的小说故事性并不强，作者似乎不大善于或不注重编织故事。她是在用情感结构小说，因此，在她的每一篇小说的字里行间，都蕴涵奔涌着浓烈的感情，人物或喜或悲，情感或急或缓，作者都能较好地加以把握，使小说达到以情感人。其二是细节的精确描绘。杜文娟的小说比较耐读，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的精确的细节描写。无论是写人物的心理活动还是生活细节，精到而不流俗。其三是注重结尾。杜文娟很在意小说的结尾，并进行了别致的构思。这样的结尾，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如小说《我们的洪水》中慕容玉好不容易做通了万漠的工作并千辛万苦地来见他，她的急切和渴望，她的焦心与难耐，被作者作了浓墨重彩的渲染。但是，小说的结局却是两人相互看见了对方，近在咫尺又变得行同路人。这样的结尾使小说陡然升腾起一种悲情的意绪。小说《作陪》的结尾更有意思。整篇小说基本上都是写女主人公上官樱煞费苦心地为联系昔日的恋人而寻找约见的理由，冠冕堂皇的理由找到了，短信发出了，自己也作了精心的打扮准备赴会，这时，她得到的回信却是——他在北京出差。这种结尾具有戏剧色彩，又有反讽的意味。小说《秦陵石榴》的结尾也令人颇感意外。女主人公寻找了十年的自己爱恋的人，如今却已为人父。这种结局同样充满了悲剧性，使人难以释怀。 当然，作为正处在发展期的年轻作者的创作来说，杜文娟在小说中尽管涉及的问题相当尖锐，如当代社会中爱情与道德的问题，农民的生活苦难问题等，但在一些作品中对生活的发掘尚欠深刻，有些作品的结构也显得松散了些。我相信，有对文学的忠诚，有对生活的激情，有对艺术至高境界的向往和不懈追求，杜文娟一直会“有梦相约”——在文学的道路上不断采撷更为缤纷的花篮，一路走来，一路芳香。 注 释 [1]李晓峰。文学重镇中的女性写作——陕西女性文学现象考察[J]。陕西文学界，2005,(3-4)：030-032. [2]杜文娟。有梦相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9年09月25日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9年09月2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