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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是郭文斌多年的一个心愿，为中国的农历做一个“传”。前几年，他断断续续写出了《大年》《点灯时分》《吉祥如意》《中秋》《端午》等作品，而且，作品中的人物也差不多，一对本分的守着自己几亩地的夫妻，大儿子分出去了，大闺女也嫁出去了，膝下还有俩儿女，大些的是个女孩儿，叫五月，小些的是个男孩儿，叫六月，都在刚记事的天真年纪。现在，这一对夫妻牵着这一双儿女，从那些短篇故事中走进了长篇《农历》，他们要用一年的时间为我们演示中国农村原汁原味的日常生活，给现代化中的人们讲述他们生命的节奏，生活的原则，感情的寄托，他们的价值和他们的根。 这部长篇从“元宵”开篇，到“上九”结煞，刚好一个轮回。中间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年、中秋，但也有我们非常陌生的龙节、中元，有的是农历的节气，有的是农历的节日。人们，尤其是都市的人们，现在对农历已经不那么看重了，有多少人还按农历安排自己的生活呢？农历是中国古人发明的，据说最早诞生于夏朝，后来经过了多次修正。它是根据太阳和月亮运行的规律总结推衍出来的，因为太阳的运行产生了季节的变化，农事的安排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古人据此设置二十四节气以指导农业生产。农历文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话语系统，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表，而是包含着天文、地理、宗教、习俗、生产、生活等许多方面。在古代，二十四节气对农业生产具有强制性指导意义，而每一次生产行为都包含祭祀、禁忌、庆祝、劝勉以及实际生产行为等许多程序和仪式，每一道程序又都包含着它的起源、沿革、传统等文化增殖。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笔丰厚而宝贵的文化遗产。 当然，作为文学，作为长篇小说，《农历》并不是一部有关历法的科普读物，或者说，郭文斌要表达的比单一的农历、传统世俗节日要多得多的文化释义与文化情感。他试图以农历为依傍、描绘出一个自满自足的生活环境与人伦关系，来演绎传统文化对生活的意义，塑造较为典型的传统文化人格，叙述个体在这个文化系统中的养成。作品的父亲与母亲显然是传统文化人格的典型，父亲不过是一个农民，但这个农民有着全面而朴素的文化传承，他熟悉农事，勤劳、本分、善良、聪明，受过初步的识字教育，对传统文化的几部启蒙经典如《三字经》《百家性》《千字文》《太上感应篇》《朱子家训》等谙熟于心，大体遵守着儒教的礼教，但同时又对道教、佛教以及其他民间宗教与风俗习惯也十分了解，所以，在作品中，父亲实际上扮演着一个榜样，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母亲在作品中的地位和角色与父亲相仿佛，只不过她更典范地显示出中国传统农村女性的文化身份，同时，由于教育的程度与方式的差别，她对下一代的启发更多的是情感，她对孩子的教诲有时也会借助于语文典籍，但这些典籍并不是典型的经典文本，而是传说、民间故事、歌谣以及戏曲等等。也许是为了突出传统乡村中文化传承的方式，郭文斌没有刻意地点明现代学校的存在，这样，我们可以对作品中五月、六月这两个孩子的文化接受与人格养成途径进行梳理。节日是重要的教育契机，因为节日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有时隐藏在生活的背后，隐藏在人们思想的深处，而节日就是人们定时选择的时间，将文化与传统集中地、强烈地表现出来，过节的每一个步骤与细节都有着具体的规定与释义，而节日的气氛则可以使人们沉浸在不同的情感体验中进而受到感化。《农历》以较为典范的传统节日与节气使五月、六月对一年的生活以及如何过这一年的生活有了大致的了解。结构则是父与子的对话，上一辈在传统文化传承中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晚辈在接受中也责任重大，父亲的示范与讲解，儿女的询问、质疑、接受与思考形成了总体的对话结构，这种结构既体现在家庭中，也体现在家庭以外，从而形成一个统一体，以保证这一结构的同一性，只有具备这种同一性，文化的传承与接受才是畅通的。而内容与材料则是多样的。最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国民俗节日本来就产生于农事，是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服务的，所以本身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不过在一个特定的日子，人们的日常生活增加了内容，或原有的内容增加和增强了表现形式，但它并没有终止日常生活的流程，因此，日常生活最能彰显文化的根基，也最能使人从中得到浸染与化育。《农历》说到底是一家人过日子的书，但文化即在其中。除了日常生活，就是各种各样的文化文本与文化符号，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经典与民间传说故事外，表演作为一种虚拟的方式在作品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中元》一章即是现实叙事与传统皮影戏《目连救母》的交叉，《目连救母》几乎是全本，因为它是传统敬畏文化的典型象征，所以很好地解释了六月有关“孝”、天、地、人、地狱、报应、轮回等等许多的疑惑。 我以为郭文斌的这次传统文化叙事颇费心事，有两个方面值得一提，一是它的形制显然受到了中国古代“变文”文体的影响。当初，在一些短篇写作中还不太看得出来，现在变为长篇，其特点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书中的四个人物既是故事的主要人物，又是叙述人，特别是五月六月，更兼有结构性人物或线索人物的功能，有了这样的人物，再以日常生活作为背景，抽象的文化叙事就一变而为生动的文学叙事了。第二个就是跨文体的组合形成的复调，《农历》的文本是复合式的，以农历时节为线索的叙述是一个文本，它具有不可逆的线性特征，以保证农历节气的完整性。五月一家的生活是另一个文本，它是现象层面与故事层面的，它的意义在于提供传统乡村生活自满自足的画面。典籍、传说、戏文是非连续性的，它镶嵌在上述两层叙事中，形式灵活，可以是植入性的原始文本，也可以是转述，可以是完整的，也可以是片断的，它们代表了传统文化的权威，使农历的时间形式获得内容，使故事的日常性获得升华。这三重文本的呈现方式不同，叙述形态不同，语体风格不同，语义层面也不一致，从而制造了作品的复调，形成了另一种深层次的对话关系。 郭文斌这次写作的意义在哪里？有关传统文化的式微的判断已成定论，有关保护传统民俗节日的呼声也与日俱增，甚至进入了“申遗”的范围，但《农历》并没有多少的悲怆，更没有多少声嘶力竭的呼告，相反，它写得很安静，很平和。确实如此，随着生产方式的变更，建立在农耕文明上的传统民俗节日的瓦解也许是必然的，而随着社会的转型，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可能也要退出主流，《农历》讲述的是一个看不出明显的时代印记的乡村一年的生活故事，而在现实中，乡村早已破败，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早已解体，不管是农历的规定性时序结构，还是代与代之间的文化传承也早已断裂。我们虽然有足够多的理由来阐述传统文化在乡村重建中的作用，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申说乡土文化的地位，但在狂澜既倒之时转换一种方式也许是冷静而现实的，比如完整的呈现与原味的讲述，它使正在逝去的事物能本真地存现在话语中。郭文斌在《冬至》这一章有一情节，父亲说先人们常用“春泉垂春柳春染春美，秋院挂秋柿秋送秋香”的对联推测这一年的雨水的多寡和收成的丰歉，当六月追问如何推测时父亲说他记不太清了，六月顿不觉遗憾：“爹当时应该把它记在本子上才对。我可一定要记牢，到时传给我的儿子，再让我的儿子传给我的孙子，再让我的孙子传给我的重孙，子子孙孙，孙孙子子……我可不愿意让他们遗憾。” 也许，这就是郭文斌的心事。他要写出过去的故事，一幅完整的风俗画，而且要写得美丽，吉祥，为的是让未来不再遗憾，有一份美好的怀想。 2010.12.14，南京 (《农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汪政，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创研室主任，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始，从事文艺理论和当代文学研究，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良好的评论作风和独特的批评眼光赢得了作家和读者的信任，是国内有较大影响的评论家。先后在《读书》《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人民文学》《上海文学》《钟山》《作家》等刊物发表论文及评论三百万字，许多论文被《新华文摘》《文艺报》《文学报》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艺理论》转载复印，并入选多种书刊，出版评论集《涌动的潮汐》《自我表达的激情》等，并获得多种文学奖项。 原载：中国作家网2011年02月22日 原载：中国作家网2011年02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