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台湾文学研究概况 长期以来，由于台湾与大陆相互隔离，台湾文学对大陆人民还是个陌生的领域。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和平统一、台湾回归祖国的正确方针，打开了大陆和台湾思想和文化交流的闸门。从此，大陆对于台湾文学的研究开展起来了，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据不完全统计，九年多来，大陆刊载台湾文学的杂志有七十多种，有十多家出版社，出版了台湾20世纪20年代以来各个文学流派的一百五十多位作家的作品。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台湾小说选》，收集了16位作家的22篇作品。该书发行十万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开了出版台湾文学作品的先例。以后，福建人民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又先后出版了《台湾小说新选》(毕朔望选编)和《台湾小说选讲》(陆士清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以编年体出版了四卷本《台湾作家小说选集》(张葆辛编)，选收了1926年至1981年55年间86位有代表性的台湾作家的161篇中篇和短篇小说，反映了这一时期台湾文学创作的发展和概况。近年来出版的台湾文学范围更加拓宽，诗歌、散文、戏剧和电影诸方面都有作品出版。还出版了很多位有影响的台湾作家的选集和代表作。 台湾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版，为研究台湾文学提供了条件。据我们知道，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和厦门大学早就设有台湾文学研究室，广东暨南大学、中山大学、汕头大学也已建立台湾文学的研究机构。现在，大陆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从事台湾文学的研究队伍，并在积极开展研讨活动。1982年，由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台港文学研究会，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福建人民出版社和中山大学、华南师院、暨南大学的中文系联合发起，在广州召开了“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海内外专家学者五十余人参加了会议，共提交论文四十余篇。这次会议对研讨台、港文学起了先锋和促进作用，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1984年和1986年又分别在厦门和深圳召开了“第二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及“第三届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讨论会”。讨论会上，大陆和海外学者共聚一堂，交流学术体会和经验，探讨如何进一步开展台湾文学研究工作。 目前，台湾文学作为现、当代文学的一个分支，已进人了大学的课堂。1981年，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开设了台湾文学选修课，以后兰州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大学、辽宁大学等十多所高等学校也相继设课。 台湾文学的研究也渐趋深入，除了作家作品的研究文章外，还出版了台湾文学研究专著和论文集，主要有：《台湾小说主要流派初探》(封祖盛著)，《台湾小说作家论》(汪景寿著)，《压不扁的玫瑰花——台湾乡土文学初探》(武治纯著)，《乡恋 哲理亲情——台湾文学散论》(张默芸著)，《台湾当代文学》(王晋民著)，《台湾新文学概观》(黄重添、庄明萱、阙丰龄著)，《柔美的爱情——台湾女诗人十四家》(古继堂著)，《一夜乡心五处同——台湾名著选评》(梁若梅著)，《台湾短篇小说选讲》上、下册(汪景寿著)，《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首届台湾香港文学 学术讨论会专辑)，《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全国第二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专辑)等等。 《台湾小说主要流派初探》是大陆第一本系统研究台湾文学的专著，它虽然写得比较早，但是起点是相当高的。《文艺报》在“新人新作栏”内，曾向读者推荐这本书，认为该书对深人研究台湾小说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有利于海峡两岸作家评论家之间的交流。《台湾小说主要流派初探》也是国内外研究台湾文学较有影响的一本书。美国出版的《台湾与世界》杂志称该书是“评论台湾近代文学发展的佳作”。美国《知识分子》杂志和香港《晶报》也曾发表文章评论该书。1986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上，该书被评为优秀著作，作者受到大会表彰。 《台湾当代文学》和《台湾文学概观》从宏观角度对台湾文学史进行了研究。《文艺报》称《台湾当代文学》是“国内不多见的一本材料比较丰富，论述比较持平的台湾文学发展专著”，“是作者经过多年潜心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 《压不扁的玫瑰花——台湾乡土文学初探》的作者武治纯，在海外被誉为“大陆研究台湾文学的拓荒者”。他在十年动乱、贫病交加的困境中，学习台湾乡土作家钟理和“倒在血泊里的笔耕”精神，写出了这本有特色的著作。香港《新晚报》曾载文，称这是作者的“心血力作”。 《台湾小说家论》是一本研究台湾作家的专著，海外学者认为：“书中所见资料之繁富，观点之较能切合实际，使这部著述具有不能低估的学术价值。”据悉，该书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增订版，除原有的赖和、吴浊流、杨逵、钟理和、林海音、於梨华、白先勇、黄春明、杨青矗九名台湾作家外，又增加了对聂华苓、陈映真、钟肇政三名台湾作家的研究。 《乡恋哲理亲情——台湾文学散论》是一本独具风采的评论集。香港《文汇报》用《洋溢爱和激情的台港文学评论集》为题，赞扬该书说：“作者是抱着一种爱，一种激情来评论作品的，在需要冷静和理智的学术领域中，这样的出发点，固然常引起偏颇，可是，在曾经存在文风僵硬、观点刻板痼疾的内地评论界，洋溢爱心和激情的评论的出现，毕竟是一种‘突破’，这‘突破’带来的一股熏风，在‘解冻’的时候，是有一种特殊的温暖的，它之有益于沟通的加速有目共睹。”香港《明报》认为：“作者每每用轻松优美的笔触来阐发她的论点，一反目前台湾文学评论中枯燥乏味的材料堆积或干巴巴的说教，让读者从轻快中受到启发和感染，这是难能可贵的。”该书作者是一位活跃于台湾文学研究领域的女评论家，她对台湾女作家有着细微观察和特殊感情，论集中多数文章是对台湾女作家的评论。据悉，她正在写作《台湾女作家评传》。 诗歌在台湾文学研究中比较薄弱，《柔美的爱情——台湾女诗人十四家》填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诗人雁翼在该书序言中说：这是一本“很值得阅读，很值得赞许的书”，该书“精心挑选了14位台湾女诗人，并选出她们有影响的作品”，撰写了“14篇有分量的文章，对她们的生活、创作以及她们各自的艺术特色进行了分析和论述。”该书作者近年来一直从事台湾新诗研究，他撰写的《台湾新诗发展史》稿，已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 由上可知，大陆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已经从拓荒、开垦进入开花、结果的季节。对于这种勃勃生机，香港一位学者颇有感慨地说：“环顾香港，对台湾小说作全面研究的学者，似不多见。由此更加使人觉得国内学者努力的宝贵。” 二、关于台湾文学流派研究 台湾文学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间经过日据时期、光复时期、国民党退据时期，共有六十多年历史。在这六十多年间，台湾政治、经济动荡，台湾文学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现象。可以说，思潮叠起，流派众多。20年代初，在大陆“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台湾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台湾乡土文学随之产生。30年代，台湾新文学内部展开用台湾话写作还是用白话文写作的论争。在论争中，有人正式提出“乡土文学”的概念，明确乡土文学“是代表老百姓说话的”。日据时期，殖民主义者推行“皇民文学”，强迫用日文写作，设置皇民奉公会文化部、台湾文艺家协会等御用文学机构，收买台湾作家，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制造舆论。1949年后，退据台湾的国民党统治者，提倡“战斗文艺”，“反共文学”，“怀乡文学”，其内容大多是描写所谓国民党的“忠贞”的反共“志士”，在大陆“沦陷”前后，如何和共产党进行斗争的故事，以及所谓大陆沦陷后人民的悲惨遭遇，以此煽动群众对共产党的不满。60年代初，台湾现代派文学兴起，他们提倡“纯文学”、“超现实主义文学”。70年代，台湾乡土派与现代派展开论战，导致震动台湾文坛的“乡土派事件”。80年代，台湾文学出现多元化现象，乡土派与现代派共存，言情派与武侠派涌现，还有政治小说、监狱文学等等。 在众多的台湾文学流派中，乡土派和现代派的作家、作品最多，历时最长，影响最大。大陆学者对这两大流派的研究也比较充分和深入。 关于台湾乡土派文学的源流。论者多数认为，台湾乡土文学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有的论者认为，“五四”以前，台湾没有反映地域特色的文学，有的只是满清官员的唱和诗词和游记。有的论者认为，从“五四”运动至台湾光复期间的乡土文学，是发源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个支流。它走的是“五四”运动的道路：始于语言改革——提倡白话文；进而抨击旧文学，主张建设新文学。有的论者认为，台湾乡土文学，也就是爱国的台湾新文学，它萌芽于20年代，生根、开花于30年代，经过四五十年代的耕耘和60年代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于70年代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与以上问题有关的是台湾乡土文学的创始人问题。一般认为，台湾乡土文学的鼻祖是赖和。有的论者说，台湾乡土文学的诞生应从赖和开始，赖和奠定了台湾乡土文学的基础。有的论者指出，赖和用白话文写作的《善讼人的故事》，描写了殖民主义统治下台湾农民悲惨的生活状况，揭示了日本统治下台湾人民的苦难，为乡土文学树起了第一面旗帜。也有论者把杨逵说成是台湾现代乡土文学创始人，但有的论者不同意这种意见，说：杨逵曾称赖和与林幼春是台湾文学的二位开拓者，杨逵还说赖和是他写作智慧的开启者。因此，把杨逵当成台湾现代乡土文学的创始人，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关于台湾文学的特色，台湾乡土文学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那么它有哪些特色呢?多数论者认为，抒发爱祖国、爱家乡、同情劳苦大众的乡土情怀，现实主义写作手法，以及浓郁的乡土色彩，是台湾乡土文学的主要特色。有的论者指出：台湾乡土作家大都受到闽南风情的影响，从而衍成乡土文学的如下特色：(1)广用闽南话。台湾乡土文学作家善于运用闽南方言，注意撷取流传于群众中的口语，提炼加工，气韵横生，富于表现力。(2)饶有闽南风味。流布于台湾各地的风俗，多由闽南延伸而来。乡土作家常以闽南特有的情趣，在作品中再现当地民间的宗教信仰和节庆活动。(3)富含闽南人情。乡土作家笔下的下层人物，爱像闽南称呼那样，附上“阿”或“仔”，以示亲呢。乡土作家往往揭示世居台湾的闽南人念祖怀乡的胸臆，把表现闽南民情推向深处。还有论者认为，台湾乡土文学特色的基本构成：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现实主义，民族风格。这几个要素形成了台湾乡土文学的传统。 关于台湾“乡土派事件”。70年代末，一度沉寂的乡土文学掀起新的文学高潮。乡土派作家们坚决反对部分现代派作家倡导的“纯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要求回归乡土，反映现实，揭露矛盾。他们主张“文学必须扎根于广大的社会现实与人民的生活中，正确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矛盾”。认为，“工农兵文学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们之中许多人都是农人出身，农人唱唱歌，工人写写东西，当兵的提倡军中文学，又有什么不对?”指出，“没有健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无法写出好作品的。”乡士派作家要求开放长期禁止的中国30年代文学。1977年8月开始，台湾当局的舆论工具，把提倡乡土文学和工农兵文学，主张开放30年代文学，视为台湾社会的“三股黑旋风”，大兴问罪之师，进行围剿。这就是台湾的“乡土派事件”。论者分析了这一事件的实质及其影响。有的论者认为，这场论争不是一般文学问题的争沦，也不是文化思想分歧的辩论，而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有的论者指出：这次争论火药味很浓。把乡土派冠之以煽动阶级斗争，充当中共统战工具等罪名，是超出了文学争论的范围。正如台湾作家胡秋原所说，反对乡土派文学的一些人是基于这样的心理：“一是杯弓蛇影，二是有迫害狂，三是最坏的是帮助作贼喊贼的人!”对于“乡土派文学事件”的影响，有的论者认为：它使乡土文学作家队伍更加壮大。除原有的陈映真、尉天骢、王拓等乡土派作家外，新的乡土派作家不断涌现。乡土文学赢得了更多的读者。近年来，台湾文艺奖如吴浊流文学奖，吴三连文艺奖，《联合报》文学奖，《中国时报》文学奖等，获奖作品多数是乡土文学。有的论者说，乡土文学扎根在台湾现实生活中，像原野的绿草，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是围剿不倒的。80年代，台湾乡土派文学崛起，这是“乡土文学事件”后值得注意的现象。 关于台湾现代派兴起的原因。台湾现代派最早是由诗歌界倡导的。1953年诗人纪弦创办《现代诗》，鼓吹“反理性”、“反传统”的现代主义思潮，形成台湾现代诗运动。后来，现代主义思潮又席卷到小说领域。创刊于1956年的《文学杂志》，曾大量刊登过现代派作品，以及介绍现代派的理论主张。1960年，白先勇、陈若曦等人创办《现代文学》，办刊宗旨是，(1)系统翻译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和理论；(2)借西方现代派之“石”，破台湾传统文学之“的”。该刊从1960年创办到1973年停刊，共刊载七十多位台湾作家的206篇小说，在台湾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台湾现代派兴起的原因，论者们认为是：(1)受西方文化和文艺思潮的影响；(2)中国文化传统的中断；(3)对50年代反共文学自觉或不自觉的反叛；(4)一部分青年的精神崩溃和对生活的迷惘。有的论者强调，台湾现代派发生和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国民党当局提倡的“反共文学”不得人心。 关于台湾现代派文学的历史地位。大陆评论界一致认为，现代派文学在台湾文学发展史上是有它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的。有的论者认为，台湾现代派文学对50年代的封建的、保守的台湾社会及其法西斯独裁政治，是一种冲击，对台湾的“反共文学”，也是一种反叛和进步。有的论者认为，对台湾现代派的创作成就不能低估，现代派作家创作了不少好作品，特别是在长篇小说和描写上层社会、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方面，取得了明显成绩。有的论者认为，现代派作家在艺术上进行了多方面的追求和探索，吸收和运用西方现代派的写作技巧，诸如超现实手法，象征暗喻手法，时空交错手法，意识流手法等等，丰富和发展了台湾文学。有的论者还指出，在肯定现代派历史功绩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它的消极面。首先，思想苍白、贫乏；其次，逃避社会生活现实，用主观代替客观；再次，形式怪异、晦涩、难懂。也有论者认为，对台湾现代派作家要作具体分析，不能抹煞他们创作上的差异。认为，现代派作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以王文兴、丛苏、七等生为代表，从内容到形式完全模仿西方现代派；另一类以欧阳子为代表，在作品形式与技巧上可称是古典与现代的结合，但基本倾向是现代派的；第三类以白先勇为代表，作品借鉴现代派的技巧，但表现仍是中国社会的问题。 关于台湾现代派文学的发展趋势问题。评论界认为，进入70年代，一部分台湾现代派作家有了明显的转变，他们从表现自我到表现群众，从偏重主观到寻求主客观平衡，从倒向西方到重视中国传统。可以说，执著于现代主义固有创作方法的台湾作家，为数已不是很多。台湾现代派的发展趋向如何?现代派和乡土派会不会合流?对此，大陆评论界有所争议。一种意见认为，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乡土派与现代派有一种合流的趋势：现代派在内容方面向乡土派靠拢，克服过去脱离生活，脱离下层的倾向，逐渐面向生活，面向下层；而乡土派则在表现方法上向现代派靠拢，克服过去单调的表现手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运用西方现代派手法。预料到80年代末，台湾可能出现一种融合了现代派和乡土派优点的崭新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这是当前台湾文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新趋势。另一种意见认为，台湾现代派与乡土派互相学习、互相吸收的现象是存在的，但是有一定的界限。作为文学流派，它们仍然保持着自己原来的基本面貌，并没有因为互相吸收而出现“合流”趋势。考察三十多年来的台湾文坛，乡土派和现代派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着一系列深刻的分歧。例如：乡土派主张利用文学改造社会，现代派则主张“纯艺术”，即“为艺术而艺术”。又如，乡土派主张继承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特别“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写实主义传统，现代派则鼓吹反传统，力主西化。再如，乡土派主张文学“回归乡土”，用写实主义方法，反映现实，揭露矛盾，同情工农大众，现代派则鼓吹用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表现“现代人”的心灵世界。上述分歧，是乡土派和现代派在理论上、实践上的分歧，是文学方向、创作路线的分歧，带原则性的深刻分歧，而非仅仅是创作方法上的分歧。由于这样，就两大流派的关系而言，这种分歧，不可能用折衷主义的方法予以解决，使彼此互相靠拢，汇合成一个新的文学流派。 三、关于台湾作家作品研究 台湾文学萌生60年来，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近年来，大陆开展的台湾文学研究，可以说，主要是对台湾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前面曾介绍出版《台湾文学选讲》和《台湾文学名著选讲》的情况，这些“选讲”对于介绍台湾作家和作品，对于普及台湾文学知识和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起了十分有益的作用。除此，大陆还出版了一些研究台湾作家的专著，报刊也发表了大量研究台湾作家作品的文章。 就大多数研究著作和文章看，大陆对台湾作家作品的研究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把对作家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就是既联系作家所属流派进行研究，又对作家个人的特色进行具体分析。二是既研究作家与祖国传统文学的联系与区别，又研究作家与西方现代文学的联系与区别。三是对作家和作品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既充分肯定其成就与贡献，又指出其不足之处，避免偏颇与片面性。四是力求从台湾文学创作的发展过程中，总结出传统写作方法与现代派写作技巧融为一体的有益经验。 在本文有限的篇幅里要想对大陆研究台湾作家作品的情况进行全面评述，是不可能的。下面准备对几位在大陆较有影响的台湾作家的研究，作些非常概略的介绍。 (一)钟理和，是台湾著名乡土派作家，著有《钟理和全集》八卷。但他生前贫病交加，长期受到冷遇．连他获得“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长篇小说第二奖”(第一奖缺)的《笠山农场》，都得不到出版机会。对这样一位执著于文学事业的作家，大陆的评论者深为敬佩和同情。潘翠菁在《台湾省作家——钟理和》中(《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对钟理和及其创作，作了全面公允的评价。文章认为钟理和的一生有四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具有坚毅不屈的写作精神。第二，坚持以写实主义表现人生。第三，作品植根于群众，具有民主思想。第四，继承和坚持“五四”新文学的优秀传统，创作保持民族特点和乡土特色。文章把钟理和的一生概括为：始则抗争，继而漂泊，晚年病贫交加，却始终面向劳苦大众，从不写趋时附势或阿谀奉承的作品。文章认为，钟理和的小说和散文，特别是那些反映台湾农村生活的作品，应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 对钟理和的评价也有一些不同意见。有的论者认为，钟理和创作题材狭窄，主要写自己的生活遭遇和命运，艺术上缺乏必要的剪裁；作品思想往往是有哀怨而少愤怒。有的论者说，钟理和以怨艾、嘲讽的笔调惩伐旧社会市民阶层的落后性、自私性，无情地暴露他们灵魂的晦暗，固然可取，然而，其出发点不是化腐朽为新生，而是不寒而栗的绝望。有的论者则觉得上述意见有偏颇之处，认为：鲁迅先生撰写讽刺杰作《阿Q正传》，是为改造国民性，钟理和嘲讽小市民的劣根性何尝不是为了医治旧时代留给人们的心灵创伤呢!即使某些地方略嫌过头，也不失为爱之深，责之切，总的效果应予肯定，怎能理解为对生活的绝望呢? (二)聂华苓，是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女作家。由于她的创作成就和对世界和平事业做出的贡献，1976年曾有24个国家的24位作家，提名她和她的丈夫保罗·安格尔为诺贝尔和平奖金候选人。对于她和她的作品如《台湾轶事》、《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等，大陆有多位学者进行研究，发表过不少评论。有的论者认为在五六十年代，当大部分现代派作家都热衷于探求“自我”，对各种迫切的社会问题仿佛视而不见的时候，聂华苓却抓住现实不放，用自己的笔描绘惨淡人生的一些真相，给人以较强的现实感，从而使她的作品明显地区别于台湾当时比较典型的现代派文学，有着较大的社会意义。有的论者认为，在写流浪者悲歌的同类题材中，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有新的突破；桑青精神上的痛苦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从抗战离乱到漂泊海外，桑青的命运与中国近代历史紧密相连。有的论者指出，聂华苓的有些作品，从一个侧面再现了台湾地区和美国社会的黑暗、腐朽和空虚。关于《桑青与桃红》的不足，有的论者认为：作者未能把自己的历史或与广大中国人民的历史感融为一体，只代表一部分“流浪中国人”说话，这就决定了桑青，始终游离于中国革命旋涡之外，以“战乱”受害者的姿态出现，而不是置身于中国革命旋涡之中，以历史主人公的姿态出现。另外，小说受弗洛依德性学的影响较大，过分强调人类性欲的原始本能，用很大篇幅露骨地描写桑青的性生活，使小说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了度受到较大限制。从艺术技巧看，作者运用西方现代派的技巧，太多了，太滥了，《桑青与桃红》的整体表现手法有过分西化的倾向。 (三)於梨华，曾被誉为台湾“留学生文学的鼻祖”、“无根一代的代言人”。她的作品很受海内外读者的欢迎和高度评价。台湾涛人余光中说：“於梨华是少数能免于脂粉气和闺怨腔的一位，她在下笔之际常带一股豪气，和一种身在海外心存故国的充沛的民族感情”。杨振宇曾说：“於梨华大胆地创作出既清畅可读又相当严谨的一种白话文风格。”大陆评论家除了赞同海外学者这些精当的评价，他们对於梨华的研究还有新的开拓。张超在《借欧美现代派之琴 唱中国流浪者之歌——论於梨华的创作》(《文学评论》1983年第4期)一文中说：於梨华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借用西方现代派“寻找自我”“寻找归属”的主题，展开了对中国流浪者内心世界的探索。文章认为，於梨华1975年后多次回国访问，欣喜地看到了新的世界，新的人生，她满怀激情地写出了报告文学《新中国的女性》、《谁在西双版纳》以及中篇小说《三人行》，歌颂了新中国和祖国同胞崭新的精神风貌，以及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振兴中华的愿望和决心，在题材和主题上有了重大突破。张超认为，於梨华的创作道路漫长而曲折，她依附美国而终于对美国幻灭，投奔台湾而终于对台湾离弃，疑惧大陆而终于对新中国认同，这是一条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回归之路。 (四)白先勇，是台湾现代派文学的积极倡导者，是大陆读者关注的又一位台湾作家。他的家乡广西省1980年出版了《白先勇小说选》(王晋民编)，选收了60年代以来他写的《游园惊梦》、《思旧赋》、《永远的尹雪艳》等20篇作品。大陆评论界对白先勇的作品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很多论者指出：白先勇是一位创作严谨的作家，他的作品大都写得精美，具有艺术魅力，反映政治舞台上消亡了的人物命运，给人以现实主义的真实感。对于白先勇的作品也有争论。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白先勇小说的思想倾向。有的论者说：白先勇尽管同情那些行将就木的人物，但是他并不美化他们，也并不为他们制造一个美好的未来的幻境，甚至连一线希望都不给。“殡仪馆的化妆师”是他作品的一个绝妙概括。有的论者认为，白先勇冷静而真实地写下了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消亡过程，写出了这些逆历史而动的人们的灭亡是必然的，这是白先勇小说现实主义力量的所在。有的论者认为：白先勇作品中贯穿着一种意味深长的悲剧意识，他的短篇小说旨在传达出自己悲天悯人的文学情怀；他不能指出解决悲剧性社会思想冲突的途径，只能用这种情怀来归结和调和现实社会中的善恶斗争，使主人公具体的文化乡愁或历史怅恨得以净化和升华，达到悲天悯人基督教精神的境界；他的作品经常因为回避开历史具体的伦理道德内容，而若隐若现地透露出感伤、梦魇和虚无的主观情感色彩。这种带有很大的思想局限性的悲剧意识，既限制了作者的创作天地，也对作品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和悲剧力量，产生一种消极的缓冲作用。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白先勇的创作特色。有的论者说：白先勇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颇得传统小说技法之妙；同时，又广泛地涉猎外国文学，从中吸取营养。白先勇讲究章法而又较少斧凿痕迹；博采众长而又自成风格。有的论者认为，白先勇努力把“传统”融于“现代”，在语言文字方面作了颇有成效的探索；他虽在海外生活多年，仍对祖国的语言文字运用自如，较好地继承了《红楼梦》等古典优秀作品的语言传统。有的论者说，白先勇融中、西技巧于一炉，他在用西方意识流手法表现中国人的心理时，仍然注意从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字表达技巧中吸取经验，借鉴中国古典文学讲究语言音韵、旋律的传统，在人物跳跃、交叉的意识流动中，找到了一种表现他们内心情绪的旋律——回缓反复、一唱三叹——咏叹调般的旋律；把现代派的象征隐喻，引进中国的白描中来，把象征隐喻手法和白描手法融为一体，丰富了白描的表现力。 (五)陈若曦，是大陆读者熟知的一位台湾作家。1966年初她和她的丈夫满怀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回到大陆，以后不久就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在惊恐、屈辱、惶惑、忧虑和惩罚性劳动之中过了整整七年，夫妻双双又漂渡重洋，到太平洋彼岸去栖身立业。她写《尹县长》、《耿尔在北京》等作品，反映了她所见所闻的“文革”劫难。陈若曦反映“文革”的作品，起初曾引起大陆有的人的非议。但随着历史推移，人们愈来愈认识到陈若曦这些作品的价值，并对此作出了正确的评价。有的论者说：看了《尹县长》，深深受到震动，这才使我恍然明白，原来最早的写“文革”的小说乃出自这位土生土长于台湾的女作家之手笔。有的论者说：陈若曦比我们更早就觉悟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民族性的灾难，同时也比我们更早地对这场浩劫进行反思。她写的《尹县长》等作品，使我们看到“文革”这场浩劫在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心灵中的巨大投影。论者认为陈若曦的这种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并且很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将会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独特光彩的一页。 (六)琼瑶，这位台湾女作家的作品，在大陆曾引起过“琼瑶热”。可见这位台湾女作家在大陆有一定影响。当然，与台湾持续十八年的“琼瑶热”相比，大陆“琼瑶热”的时间是比较短暂的。如何认识大陆的“琼瑶热”呢?有的论者认为，海峡两岸的读者有着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共同的历史传统、共同的审美意识，由此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有的论者认为，大陆出现“琼瑶热”，主要是因为她的小说适应了六七十年代台湾和80年代大陆读者的审美需要。例如，琼瑶的作品抒真情，写实感，富于自传色彩；她执著追求和全力表现人的爱美天性；她的文笔雅俗共赏，语言优美雅洁，情感表达含蓄委婉，作品具有幽婉柔媚的格调。有的论者认为，琼瑶的作品以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作为参照系，看出了西方世界在性爱上的病态；她以传统文化评价为深层背景，以审美态度观照两性关系中的男女，写性爱而并无“不洁”的文字；情感热烈、狂放，但没有情欲放纵，人物、世界都在追求一种纯洁明净的意境。这种审美趣味，是符合中国读者传统心理的。也有论者指出琼瑶小说的不足，认为“模式化”是琼瑶作品的致命弱点。有的论者认为，琼瑶作品中的人物总被圈定在狭窄的生活天地中，作者无法超越自己所偏爱的那种男女悲欢离合的结局，不能审察传统意识中的消极面，只能回到以传统美德为基础的“大团圆”结局中去。有的论者认为，琼瑶作品囿于一种理想化的“情圣”、“情痴”的模式里。尽管作者擅长于此道，但不厌其烦地在人物之间设置障碍，在读者眼皮下制造悬念，失之于人为和编造。 台湾在大陆有影响的作家当然不止以上几位，对于其他作家的研究情况，将另文评述。 四、关于进一步开展台湾文学研究的建议 文学是心灵的桥梁。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整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大陆与台湾的人民都渴望团聚，在争取破镜重圆的过程中，必须消除隔膜，沟通思想，而文艺在沟通思想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今后，大陆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必将更加繁荣，这是大势所趋。 尽管大陆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已取得了显著成绩，我们也得看到，台湾文学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还不够，特别和生气勃勃的当代文学研究相比，尚有档次之差。目前台湾文学研究还没有冲破大陆文学批评中的某些陈旧模式，先概括主题思想，后分析艺术技巧；先肯定优点，再指出缺点，在要求台湾作家创作风格的多样化时，而自己的文章却依然是通用文体。台湾文学研究的视野也不够开阔，主要停留在社会历史学的批评格局中，对心理学的、哲学的、人学的等等领域的批评还很少涉及，或稍有涉及也还是很肤浅的。台湾文学研究思想的开放度，还很不够，有些禁区还有待打破。关于如何进一步开展台湾文学研究，海内外学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中国笔会中心书记毕朔望说：台湾文学介绍还应更全面、更深入，30年代日据时期的新文学要介绍，五六十年代的“反共文学”也要介绍。既是文学现象，就有了解和研究的必要。两岸作家都有成功的经验，也有痛苦的经验。多借鉴、多交流，有好处。著名作家萧乾说：希望作协以及全国文学研究出版单位认真把台湾文学的研究工作抓起来。台湾文学介绍、研究，应该有长远计划。著名作家、现代文学专家唐弢在与台湾作家对话会上表示，如果重新编写或修订现代文学史，一定要把台湾文学史写进去。他说：我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没有提到台湾的新文学，这是一个遗憾。因为那时接触不到原始资料，不能比较全面地谈到作品。但是，台湾的新文学是很有成就的，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应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提到。他还希望海外作家今后多给我们提供资料，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能跟上去。 香港评论家梅子在《参加首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印象与建议》一文中提出如下建议：(1)研究台港文学，应有大局观念。须把台港文学放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大流中去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明了中国文学在这两个地区的分支各有什么特色和分量，从而在未来的中国文学史上留给它们以应有的位置。(2)研究台湾文学，切勿脱离台港实际生活背景。例如，不要因见台港文学作品中描写了黄色夜总会里“儿童不宜”的节目便轻易把作品贬为“黄色作品”。(3)不要“独沽一味”，即不要“小家子气”地只顾一翼，而要双翼皆注意。(4)要分清真正的严肃文学和庸俗低级的文学游戏的区别。(5)引进比较的方法很有必要。台湾文学的源泉固然是两个地域的生活，但它们的借鉴是多方面的，这里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要抓着师承的迹象，比较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打开眼界。(6)为了提高台港文学的研究水平，“史”的研究应提到日程上来，倘若没有“史”的研究，我们将失去“坐标”。 海外学人鲁真认为：大陆文艺界看台湾同行，有实质上的困难，从而对台湾文学作品的引介或论评就很不容易做到客观公正，有时且不免失之狭隘偏颇。他说：我始终有个感觉，大陆同行在探讨台湾文学作品时，还是使用了相当严肃的字眼语汇。文学毕竟不等于政治，而政治气氛都已经这样谐和了，讨论台湾文学是不是更应该以“稍息”代替“立正”呢? 笔者认为，这些意见都是很重要很中肯的。大陆对台湾文学的研究正在吸收各种好的意见和建议，扎扎实实地进行着。1986年台湾文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一是出版了一批台湾文学研究的专著，其总体水平超过了以往；二是在深圳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全国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上，台湾文学研究的范围、视角、方法都有新的突破。例如，研究范围扩大了。第一届年会上一篇研究台湾诗歌的论文还没有，这一届却有五篇。第二届年会提供的论文大部分是作家作品专论，这届年会总论方面的论文大为增加。理论批评研究也加强了。不少研究工作者注重当前，注视台湾文学发展的动向和趋向，在研究重点上有了明显的移位，从历史回顾转向当前文学创作。有的论文如《特殊心态的显示和文学研究的互补——从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看台湾文学》，显示出作者力求用整体观和多侧面、多层次、多视角的方法论来研究台湾文学，改变了过去单一的、平面的、分割的研究方法，更加注意把台湾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系统工程中和世界华文文学的语系中进行研究。笔者认为，说台湾文学研究又将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是有根据的。 原载：《文学评论》 原载：《文学评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