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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坛完全被统慑在一股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语境之下，乃至于实际上已经在发生且态势不弱的女性创作却宿命地遭遇不屑或误读。这未尝不是一个看似易解实则值得深究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台湾1955年成立“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后，陆续登记入会的逾300人。而活跃于此间且有作品传世或创作不俗的，不胜枚举。计有林海音、孟瑶、郭良蕙、张秀亚、琦君、苏雪林、谢冰莹、沉樱、潘人木、张漱菡、艾雯、钟梅音、徐钟佩、繁露、李曼瑰、邱七七、王淡如、刘枋、童真、徐薏蓝、严友梅、蓉子、肖传文、毕璞、王文漪、吴崇兰、丛静文、聂华苓、郭晋秀、张裘丽、李萼、侯榕生、赵文艺、华曼、王怡之、姚葳、彭捷、李芳兰、左海伦，等等；而稍后结集出版作品、成名于60年代文坛的又有丹扉、胡品清、姚宜瑛、罗兰、康芸薇、王令娴、陈克环、王黛影、小民、叶曼、叶蝉贞、华严、褚问鹃、华霞菱、重提、陆白烈、匡若霞、芯心、幼柏、朱慧洁、鲍晓晖，等等。余光中对入选《中国现代文学大系》的作家背景做出分析后也指出：“小说入选的一百多位作家之中，女性约占四分之一……散文入选的作者几乎一半是女性。”［1］ 且不究创作动机，不论精神诉求，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女性创作在一段“仓促”的时间里，在一个逼仄的小岛内这番“异军突起”，实在可视为奇谲。而长时间却难以获得命名，显而易见的，其间隐藏着多重话语霸权的排挤和“压制”。 一 本质上说文学无疑具有对人类普遍经验的再现，对现实存在的精神超越的意义。但是，以往的“文学史”告诉我们，其“再现”或“超越”的价值确认，是必须要经过“政治”、“社会”、“历史”、“主流话语”一类的时政话语霸权的“选择”的，此一“美学”原则甚至古今同此，中外皆然。所谓“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史的东西事实上是一种选择的记录，哪个作者名传后世，哪个不，取决于谁注意到了他们而且愿意把所注意到的记录下来”。［2］台湾50年代“哪个作者名传后世，哪个不”，在当时，当然是取决于已然纳入了官方话语体系之“战斗文艺”的衡定标准。其时也有获奖的女作家，但获得“选择的记录”的女性创作并非因其“女性视角”的文笔之美，而完全因为符合“战斗文艺”的考量。诚如潘人木的长篇小说《涟漪表妹》获1951年台湾官方颁布的“中华文艺奖”，便在其小说重版序中直言不讳：“我现在就提出控诉，为我自己的冤屈提出控诉，以我的这本旧作——《涟漪表妹》作为我的状诉。虽然这个状子写得不好，不及实情的万分之一。如今我巴不得它够资格称为抗战的、反共的小说，也巴不得我有能力再多写几本抗战的反共的小说。”［3］作为女性作家的潘人木，对自己写作的期许显然已经完全自觉地臣服于时政话语霸权的文学宗旨，那么，不“问”时政，却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人类普遍经验，并企图获得对现实存在的精神超越的台湾50年代其他女性创作，也就无怪乎会遭到文坛主流话语的贬斥了：“和‘反共文学’相比，……女性爱情小说显得太‘平凡’了些，在那个创作上的狂飙猛进时期，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就仿佛茶余饭后的消遣，也是支流。”［4］“读她们的作品，仿佛不知道在这样惊心动魄的大时代里。”［5］ 国民党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政治和军事上的败局，致使台湾全岛所谓的“狂飙猛进”、“惊心动魄”，实际上已经衍化为一种无所不在、有形或无形的“权力”，其核心即“反攻复国”。并且由于“这官方的神话正好代表了流放者的心态：从大陆逃来的人不过以台湾为临时基地，好发他们的美梦，希望有一天回到海峡的彼岸。国民政府统治台湾初期，这种神话在人民的政治心理上根深蒂固，没有人敢怀疑。”［6］安东尼奥·葛兰西(意大利)的“文化领导权” (Cultural Hegemony)理论，对此恰如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在他看来，社会集团主流话语无疑必然会表现为社会的“精神与道德的领导权”。而且，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权力，特别是在社会结构的“重组”这一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也必然会构成对整个社会历史文化空间的强有力的覆盖和制约。因为任何借助政权的“物质力量”实施的文化“领导”或曰文化渗透，都只能建立于强制性的灌输上，而不是劝说和感动。诚如当时直接受命于台湾当局的“中国文艺协会”、“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就曾明确提出：“配合战斗!配合建设!配合革命!我们必须歌颂战斗!歌颂英雄!暴露敌人!向前方的英勇战士看齐!向后方的自由战士靠拢!创造士兵文学!创造反共文学!创造真正认识自由、保卫自由的自由文学。”［7］某种意义上，文学的“精神与道德的领导权”性质与主流意识形态具有特别暖味的关系，有时甚至达到难以剥离的胶着状态，自然就充当了这一政治权力的意志的体现者；顺理成章的，也充当了社会的话语权对社会生活矛盾的认识功能、情感上的价值性评判的精神代表。这么一来，前述问题似乎就变得简单多了。台湾当时那些只能供人“茶余饭后的消遣”的“平凡”的爱情小说，那些引人“逃避”“惊心动魄的大时代”的女性创作，即便已经展露出蓬勃的征兆，却因有意无意地疏离了主流话语而被无情地遭遇“鄙薄”，这番尴尬“处境”，当然是政治霸权与文化霸权共谋的结果。 二 事实上，台湾50年代女性创作的葳蕤气象，后来还是进入了不少“文学史”叙述。但是，这并不表明她们就得以从边缘走向了中心。无论是何种政治文化立场的“文学史”叙述，都在根本上隐含着同一的男权中心的批评策略。这是其时女性创作所承受的又一重更为“深重”且还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话语霸权。 彭瑞金在他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中，似乎注意到了女性创作，但目光多限于女性散文，对于这一时期女作家的小说创作，除提及潘人木的《涟漪表妹》和《马兰自传》“更是千篇一律在揭发共匪罪恶”之外，其他女性小说创作也同样未能达到其“文学史”取舍标准，并因此得出台湾50年代“文学的收成还是等于零”的结论［8］。其他不少“史家”评述，则似褒实贬，似扬实抑。如尉天骢在《台湾妇女文学的困境》一文中，虽然承认女性作品普遍受到欢迎，但却毫无掩饰他对这些作品价值的怀疑：一是由于“书禁”，人们无“高水平”作品可读，女作家作品权且有了受众；二是比起“反共文学”的虚假，女作家所写的这些题材，毕竟还有它的真实性；三是台湾现实的处境使得“妇女文学的没有时间性，或者有时间而没有历史感的特质，正好可以满足小市民的惰性和趣味性要求”［9］。吕正惠则在《台湾女性作家与女性问题》一文中坦陈其深切“担心”：“如果我们进一步的分析女性作家与她们的作品中所采用的题材，或者所呈现的意识形态，我们也许会对女作家在台湾文坛的优势地位感到某种程度的担心。我们感觉到台湾的女作家正在有意无意地为台湾的保守势力服务，而且，还以相当保守的立场来看待女性自己的问题，并没有在台湾社会转型的阶段，为作家自己的同性者(包括她们自己)所面对的问题而发言……。”［10］ 上述撷取的疏星散论，不一而足。既有不同政治文化立场的目光，也分别涉及了关乎题材、风格、情趣、价值取向等等的文学“内部问题”，甚至，似乎还有对女性主体的“关怀”。但是，不讳言，都在不同程度地隐匿着男性沙文的意志和思维。是否可以认为，数千年的男权话语霸权及其所造成的严重不合理的社会资源分配，即使有其“天赐”之威，且匿隐藏形，但对于广泛获益却历经了现代文明“洗礼”的男性知识阶层本身，或许都已经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认可?只是，这既不表明这一特殊知识阶层就具有了整体性的自我质疑与反思；同样，随意断定他们与其结成“共同性”、并成为其发言人完全是有意而为也不是事实。这就是问题的隐秘性和复杂性，它也因此攫取了社会的“公信力”。 台湾50年代的困窘和凋敝，男性群体能够在社会上取得一职之席，以聊解起码的“安身立命”之虞已实属不易，小小的岛屿还能有多少余地容得下女子立足?缱绻于权充庇护自以为是“匆匆过客”的“眷村”，“生活初定以后，精神上反渐感空虚无依，最好的寄托就是重温旧课，也以日记方式，试习写作，但也只供自己排遣愁怀”［11］。困顿无依的处境既决定了女性写作的“闺怨”姿态，也更加重了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和边缘化。事实上，“由大陆来台的女子，在渡海的途中已把闺怨淹没在海涛中了。生离死别的割舍之痛不是文学的字句，而是这一代的亲身经历。由最早出版的女作家作品看来，在台湾创作的中国现代文学是闺怨以外的文学，自始即有它积极创新的意义。”［12］然而，男权话语对于女性，历来是只顾其存不问其想，所谓“文学的花朵是白色而荒凉的”、“文学的收成还是等于零”，无异于宣布了台湾50年代女性创作的有等于无。进言之，台湾女性创作当然也夹杂有“大陆铁幕的黑暗”这些权威话语的既定写作规范，但其核心，更多的或怀乡或忆旧。且当它诗意化地呈现出来的时候，譬如，琦君的辽阔绵远的慈母爱，缤纷秀媚的童年梦，润物无声的师长情……缠缠绕绕，长逝无回；孟瑶的“古典的笔，写实的眼睛，浪漫的心”，一路走来，历尽情愁爱恨；林海音的“两地”书写，透过一首“长亭外，古道旁，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的古歌，道尽了多少生命的繁复、深长、浩渺……如此充沛且个性鲜明的人类生存经验的展示，也在事实上内化了“历史的道义”，使处在困窘中的人们或多或少地获得了对现实存在的精神超越。但是，她们仍旧未能为自己争得哪怕一点点的“正统”社会的青睐，仍旧只是以“支流”的身份衬托和显示着主流。更有甚者，遭来的是“正好满足小市民的惰性和趣味性要求”、“在有意无意的为台湾的保守势力服务”的指斥。在这里，男权话语霸权毫不掩饰地与主流政治霸权公然而巧妙地结成了同盟，使得女性无论以何种姿态出场，都只能是——在场的缺席，也在事实上使男权话语对女性的“统治”获得了“豁免权”，从而使得这种“统治”成为了最基本、最普遍也是最合理的形式。 三 不错，当人们听到说女性作家“并没有在台湾社会转型的阶段，为作家自己的同性者(包括她们自己)所面对的问题而发言”表示深切“担心”的时候，还是有过一阵的“感动”。但不然。这恰恰表明了现代社会男权统治的多变与可能发生的转化，它也在提示着男女性别地位的社会历史性差异，男权统治所以成为“合理”，还有其更为隐蔽的、难以觉察的渊薮。 与在西方被视为典律的《圣经》所创造的一则不折不扣的男权神话，并由此而确定了男性在主体、权威、话语上的绝对地位一样，在东方，当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社会一旦被男性为中心的父系社会所取代，“这一父系社会便发展至它的完美形式——一个皇权、族权、父权合一的中央集权等级社会。这一社会以各种政治、经济、伦理价值方面的强制性手段，把以往一度曾为统治性别的妇女压入底层。”［13］而如果期间还曾发生过“权力”的角逐，那也只是男人们的战争。而女性的被创造、被命名、及其女性“功能”——生儿育女——的被限定从来就没有获得过结构性的松动。乃至社会权利/知识体系从创立的开始就先天地烙上了男权中心的意志，且容不得丝毫的怀疑和挑衅。因而，尽管女性事实上还参与了人类社会知识文化体系的创造，却仍然遭遇被放逐的命运。直接地说，台湾50年代女性创作从另一侧面自觉不自觉地校正着“战斗文艺”对文学造成的扭曲，自觉不自觉地弥补上“反共文学”诗意的缺漏，并在实际上与男性作家共同开启台湾新文学的又一轮新的出发，但仍然湮没在“文学史”“被遗忘的角落”里，仍然被置于受到忽略的缺席状态，都并非偶然。而如果说女性创作还或隐或显地挑战了社会的性别规范，挑战了男权话语至高无上的权威性，那往往就更成为被审视被筛选的对象。 应该说，台湾50年代女性作家“在渡海的途中已把闺怨淹没在海涛中”的那一刻起，也就在根本上赓续了五四女性主体的精神旨趣。她们的笔下固然还是爱恋情迷、固然还是“庭院深深”但却经由孟瑶的《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吗?》一文直逼父权社会的虚伪和残暴中，展露出了新女性的精神理性：“是的，家给了我一切，但，使我不愿意的是，她同时也摘走了我的希望和梦。我没有看见家，我所看见的只是粗壮无比的锁链，无情地束缚了我的四肢和脑；我没有看见孩子，我所看见的只是可怕的蛇蝎，贪佞地想吞掉我的一切。我想逃出这个窒息的屋子，伸出头去，呼吸一些自由新鲜的空气。”［14］显而易见的，作者恰恰正是在“台湾社会转型的阶段”，在“国已不国”的痛切中，为她自己，也为她的同类向混乱的社会秩序发出了激越的呼号。但是，别具意味的是，后来刊发该文的《中央日报》“妇女与家庭”专栏因此数度遭受停刊。这实在是一场“父制权力戏剧性的表演”［15］，并从一个侧面宣示了男权中心意志的神圣不可侵犯，它不仅决定着社会文化体系的规定性，也决定着敢于冒犯它的，实际上也在参与创造社会文化体系者的命运。 台湾50年代女性创作的尴尬“处境”，似乎在随后更为纷繁多元的社会问题中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阈。但这远不是从一开始就获得“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霸权与男权中心话语同盟的“风流云散”。根本上说，女性主体对于政治霸权与文化霸权及其男权话语“结盟”，并衍化为无所不在的“权力”“压迫”的质疑，正未有穷期；同样，台湾50年代女性创作远不是男性主导的文学史的陪衬，而在事实上开创了女性文学的新风，并如何继续引领新的创作向度，也正未有穷期。 注释： ［1］樊洛平.当代台湾女性小说史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16-17. ［2］路易斯·伯尼考.分裂的世界：四世纪以来的英美妇女诗人，1552-1950.纽约温提支图书公司，1974，3. ［3］潘人木.涟漪表妹·序.涟漪表妹.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4-11. ［4］胡衍南.战后台湾文学史上第一次横的移植——新的文学史分期法之实验.台北：台湾文学观察，1992(6). ［5］刘心煌.50年代.当代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与索引.台北：天视出版事业公司，1981-8，70. ［6］白先勇.流浪的中国人——台湾文学的放逐主题.明报月刊，1976，121. ［7］孙陵.文艺工作者底当前任务——展开战斗，反击敌人.台北：民族报副刊，1949-11-16. ［8］彭瑞金.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台湾：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1. ［9］尉天骢.台湾妇女文学的困境.文星.110期.1987/8，93. ［10］吕正惠.台湾女性作家与现代女性问题.台北：新地文学出版社，1992，246. ［11］琦君.一点心愿《母心·佛心》.台北：台北九歌出版社，1990. ［12］刘邦媛.闺怨之外——以实力论台湾女作家的小说.千年之泪.台北：尔雅出版社，1990-7，110. ［1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2. ［14］孟瑶.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吗?.台北：中央日报，1950-5-7，8. ［15］陶丽·莫依.性与文本的政治.林建法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168. 参考文献： ［1］樊洛平.当代台湾女性小说史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2］宋素凤.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 ［3］黄华.权力，身份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丘贵芬.从战后初期女作家的创作谈台湾文学史的叙述.中外文学，2000，7. ［5］李仕芬.从女性主文学批评谈到台湾女作家.广州师范学报，1999，1. 原载：《南方文坛》2006.05 原载：《南方文坛》2006.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