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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陈应松的小说，并不是一个令人愉悦的旅行过程。暴力、丑恶、血腥、恐怖……总不时地拦路出现，甚至无法逾越。一切逃避的可能都已不在，一切审美的遐思均已变成奢侈，而有的，只是一种裸在，一切，都赤裸裸地存在着那儿，也存在着我们自身的存在里。 《野猫湖》同样延续了这样的写作思路，小说开头就描述了一种恐怖的“风景”：“……大地嘎嘎作响，天空在哀鸣。下雨了。……天空给炸裂开了，碎出蓝瘆瘆的口子，仿佛咬牙切齿的痛。屋后的树林呜呜的像鬼魂———总是像鬼魂。……一群一群的野猫，在沿湖的野猫沟，嚣张咆哮，成为夜晚的残暴歌声。”少年的浪漫情怀已经不再，过于沉重的忧患控制了作家个人的写作。然后是香儿和庄姐登场———在暧昧的叙述中，我们似乎能够感觉到一个异类的故事即将开始。 实际上，我最早听到这个故事，是在2009年的夏天，那一年，我到北京的清华大学参加一个会议，陈应松也在，晚上我们坐在那里聊天，很多人，应松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有同性恋，也有谋杀，我不知道，应松是谦虚还是某种真的不自信，他说他不知道这个故事能不能变成小说，很多的人鼓励他，李陀也说能写，只是别写成中国版的“断臂山”———我能理解李陀的隐忧，在学界，性别研究已经蔚然成观。 现在，这个故事变成了小说，变成了一种虚构，这一虚构的关键在于，正是在小说的叙述中，性别问题被置换成了政治问题———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在更多的时候，表现出一种政治和经济的压迫，这些压迫围绕着权力展开。香儿丈夫(三友)的离开———在经验的层面上，伴随着这一离开的是大规模的进城潮流，无数人的离乡背井，但是，在隐喻的层面上，我却愿意把它看成某种公权力的逃逸或丧失，而趁势进入的，却是另一种权力，村长马瞟子，或者流氓牛垃子，他们构成了一种新的乡村政治空间。正是在这一空间中，女性首当其冲地成为权力欺凌或压榨的对象。而逃逸或丧失的权力，才真正构成了香儿(或其他人)对公权力的不信任，甚至对政治的排斥。 庄姐的出场，或许意味着，这一政治问题开始被转化成性别问题，对政治的不信任被转述为女性对男性的挑战———“没男人咱就不活了？”性别和政治的相互纠缠，才意味着一个原始的故事(或案例)开始被转换为虚构的或创造的小说。或许，我们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文学性”。但是，我仍然愿意在政治的层面上继续讨论这个被重新虚构的故事，尽管，应松兄可能会指责我在进行一种过度的阐释。 尽管，我愿意承认精神分析学对人的本能或无意识的揣测的合理性的存在，但我更倾向于德勒兹的反俄狄浦斯的叙述，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不满于既定的现实，而希望重新考虑这个世界的秩序，那么，这一考虑乃至相关的叙述就是政治的。实际上，在相当多的作品中，性别问题都暗含着一种政治关系的重构企图。我以为，当陈应松在叙述的过程中，企图把政治问题转换为性别问题的时候，内心一直充满着挣扎，这一挣扎恰恰在于，陈应松并不甘于把政治问题仅仅解释成为一个性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在香儿和庄姐的关系中，香儿也一直处在挣扎的过程之中，这一过程充满了疑虑、焦虑、排斥甚至厌恶。我不会把这一排斥的过程仅仅理解为某种习俗对本能的压抑或控制———就像一些精神分析学论者所描述的那样，我恰恰以为，这一过程才给政治提供了叙述或想象的空间。也就是说，当香儿最终成为一个同性恋者，实际指涉的，却也正是某种政治的逃逸或丧失，以及另一种强大的压迫性政治的崛起。个人在这一强大的压迫性政治面前，变得如此渺小，无路可走，需要讨论的，恰恰是香儿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同性恋者，而不是她已经成为一个同性恋者。如果假设性别问题的叙述中暗含着一种政治关系，同时，这一政治关系也是一种个人逃逸的乌托邦，那么，香儿成为同性恋者，既暗示着政治(或其他)如何参与塑造了人的性或欲望———这一塑造的过程也正是一种“泉涸”的现实语境———同时，也暗示着，性别关系中所隐含的乌托邦愿望。这一愿望的表征在于，香儿和庄姐所重新构造的性别关系，足以对抗并挑战一种以男性为特征的新的压迫性政治，也就是小说反复叙述的，没有男人，咱们也能活，而且活得有声有色。这样，性的问题才可能得以从政治语境中抽象出来，并形成一种自律的表象或幻象。因此，在小说的中间，开始出现某种暖暖的叙述，这一叙述恰恰表征出乌托邦的逃逸可能。 但是，这一把政治问题性别化的企图迅速被作者自己粉碎，这就是小说的结尾，当香儿看着中毒的三友死去的时候，“她坐下来喘一口气。她拨开飞舞的芦花给她发短信：老公，他死了。吃毒狗肉死了。———这是她第一次叫她老公。用字儿。”而她并没有阻止他，理由是：“我这是为了我们。”庄姐却恐惧了，她说：“你这个邪婆娘！”性别乌托邦被再次粉碎，这一次，性别将遭遇法律，一个更大的政治纠缠。而这一现代性的焦虑早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就已经呈现———所谓的法制社会究竟保护了谁的利益。我相信，这并不是陈应松在做一种道德或法律的警戒，而是真正地再现了弱势阶层在现实的政治语境中无路可走的困境。泉涸，相濡以沫，然而，相濡以沫的结果，却是更为残酷的相互伤害，即使这性别乌托邦，也只如夏花般的一绽，尽管，它曾经绚丽。 或许，会有人说，不如相忘于江湖，但什么是江湖，江湖又在哪里？无路可去。无路可去的结果，只能诉诸一种本能的对抗，然后，生命在本能中绽放，也在本能中幻灭。也许，这本来就是一个悲剧时代。陈应松只不过展开并演绎了这个时代的悲剧性的逻辑而已。 原载：《文学报》2011年02月25日 原载：《文学报》2011年02月2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