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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真正的学术评论是以科学实证为前提的“学与思”的结合，那么“酷评”是逞才使气的情绪批评，是以个人好恶为前提的粗暴批评，是疏于学理逻辑的印象批评，是詈街谩骂式的侮辱攻讦，是哗众取宠的话题炒作。“酷评”者笔下的历史人物不是圣人就是流氓，不是旗手就是打手，不是才子就是恶棍，不是“超人”就是“末人”，惟独不是“人”；他们的政治或道德意识形态评价中存在许多向壁虚造的想象、有罪推定式的诛心之论，却常常匮乏历史常识；他们有着真理在握的“正义的火气”和“致命的自负”，却不明白这才是一种轻狂与虚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酷评”又增添了“货币意识形态”一维，这种“商业性酷评”决不是为了追究真实和真相，而是争夺市场、自我炒作、实现“眼球经济”的一种成名策略。对于现代学统的建设来说，“酷评”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因为“酷评”者常常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是“雷峰塔倒掉”后的“奴才式的破坏”，而现代学统则需要披沙拣金、层累递进。 曾几何时，郭沫若研究混沌未明。只有进入新时期，学术界才出现了对郭沫若的理性批评，比如王富仁、温儒敏等学者关于郭沫若的批评文章，客观公允，极具建设性，所论问题令人茅塞顿开。但是更多的是佛头着粪式的“酷评”——推倒一个偶像或者将其拉下神坛还在其次，重要的是严重损伤了学风与文风——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夏志清对郭沫若的点评就是“酷评”的一个典型个案。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自上世纪70年代末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大陆后，给重写文学史带来重要启示。但是其中涉及郭沫若的数百字的点评，却开启了郭沫若研究中的“酷评”先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彻底否定郭沫若的文学与学术成就。夏志清说：“他(郭沫若)的译作是否可靠，译文是否可读，大有研究的余地。他对古代中国的研究有无价值，也有问题。至于文名所系的创作，实在说来，也不过尔尔。民国以来所公认为头号作家之间，郭沫若作品传世的希望最微。到后来，大家只会记得，他不过是在他那个时代一个多彩多姿的人物，领导过许多文学与政治的活动而已。”具体到《女神》，“这种诗看似雄浑，其实骨子里并没有真正内在的感情：节奏的刻板，惊叹句的滥用，都显示缺乏诗才”。而“《三个叛逆的女性》可能是他最糟的作品”……从学理上说，这样的评论是没有举证的定性论断，有违“无征不信”的学术规则；从立场上看，这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评点，立场不同则人言人殊，让人难以信服；就历史角度而言，没有将研究对象放在具体历史环境中进行评价，否认郭沫若是新文学“历史进化链条”的重要一环——开拓者固然不成熟，但其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功绩却不能一笔抹煞。有夏志清的“酷评”始作俑，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仍有人对郭沫若“大开骂戒”了。 其二，全面诋毁郭沫若的人格。夏志清在谈到创造社时，说它“成就之微”其实难副，创造社诸君“喜欢卖弄学问，态度独断，喜欢笔伐”，“假浪漫主义为名，一味放浪，浮而不实，作品没有丝毫规矩绳墨，言过其实。他们的唯美主义仅仅可以说是为了感情的放纵而艺术而已”。谈到郭沫若更是语带嘲讽，如“郭沫若听觉有毛病，却选了医科……留学期间的生活大体上很快乐，也很有意思。不久娶了日女为妻”，郭沫若的“善变”使“他定不下心来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谈到郭沫若诗歌时说：“郭沫若最好的诗是在四十年代所写历史剧里穿插的几首歌词，运用传统的节奏和情感，朗朗可诵”；可是在另一处谈到《棠棣之花》《屈原》和《虎符》时，却又说作者“把战国时代的人物和事件任意加以发挥，拿来作为反重庆政府的宣传之用。(在这些剧本的序言中，郭沫若自夸写作速度，说在九天之内完成《虎符》而不影响他的公务和社交。他又自比于莎士比亚。其实这些剧本用散文方式写出的爱国口号，艺术上连德国浪漫主义诗剧家席勒的作品也根本比不上。)”直到2008年他仍然毫不避讳地说他对鲁迅、郭沫若、老舍、茅盾的人品极不看好，认为“中国作家变得最可怕的要算郭沫若和老舍两人了”(李怀宇：《夏志清：讲中国文学史，我是不跟人家走的》，《南方都市报》2008年7月30日)。如果说上文所引夏志清对郭沫若文学与学术的评论是政治意识形态评价，那么他对郭沫若人格的“酷评”则是道德评说，完全脱离了文本与语境，引导了一种谩骂与嘲讽式的不良学风，效法者纷纷将“小丑”、“御用文人”、“无耻”、“斯文扫地”等极具人身攻击性的语汇抛掷在郭沫若头上，恣意评说其性格、人格与私生活。 我至今仍认为夏志清的作家论写得很好，这也是学界公认的——但是现在看来，夏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存在阅读视野、评价标准以及学术语言等方面无法弥补的缺陷：他没有论述当时的“主旋律小说”(民族主义小说)，也无视发行量最大的通俗小说，更缺少对东北作家群、京派小说家废名等人的评论……因此，这部小说史只能算是一部“中国现代小说摭论”；他的文学评论从总体上看是比较典型的政治和道德意识形态写作；他的语言缺乏学术严谨性，至少缺乏史家的客观从容态度与叙述语气，有时候不免如他批评创造社时所说“喜欢卖弄学问，态度独断，喜欢笔伐”了。当然，考虑到《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版年代正处于麦卡锡主义时代，难以摆脱冷战思维，加之由于隔绝而造成的对大陆文学的不了解，所以我们仍然要对作者某些“错位”的分析保持理解。只是40年后引起中国学界的“酷评”热，则恐怕夏志清当年绝没有想到。夏著对郭沫若的评价提醒我们，那种“唯新唯西”的学术贩卖行为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当我们拿来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时要有独立自主的再辨析和再判断。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02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0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