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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晕（1913年-1996年）是马来西亚著名华文作家，祖籍山东，生于香港。自1937年赴马来西亚始，60年间，在小说园地里笔耕不辍，成为第二届马华文学奖的得主。《浅滩》是韦晕的长篇佳作，初版于1960年。近日，又由新加坡青年书局重印面世。在红尘滚滚的商业化社会里，一部四十多年前的文学旧作得以再度出版，表明其仍有着不因时间流逝而消减的独特价值与艺术魅力。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书局是遥远的过去。那些来自故土中国的华人，如何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新土上落叶生根，更是近于传奇故事。但惟其遥远与传奇，才更有魅力。《浅滩》满足了读者的需求，它以长篇的容量，写实的笔墨，艺术地再现了那个多灾多难的动荡时代以及这一时段里华人移民的生态与心态。 纵向看，小说涵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与之后等多个阶段。既写到日治时期的严酷：日寇在海边“枪毙了几百个年青人”。又写到紧急状态时期（1948年6月20日，英国殖民当局宣布全新马进入“紧急状态”）的恐怖：凡“跟唐山（指中国）的什么人有书信来往”，便被警察传去问口供。横向看，小说以新马地区为主，涉及政治、教育、经济等多个领域的社会生活，将大选中的种种闹剧，学校中的任人惟亲等一一揭示出来。由于作者曾求学于广州，辗转于大陆，笔下的主要人物也都来自中国，所以，《浅滩》中时有中国文化的痕迹显现。比如：形容老什役的脾气急躁，喻为“牛皋脾气”；讥刺小妖精小娜的阴毒，则骂她为“武则天”。不过，这些痕迹都只是构成小说背景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流淌作品全篇的是浓郁的南洋特色与本土化倾向。这特色表现为热带景物的描写：红土路、查李树、用亚答叶盖成的屋子、可以充饥的木薯以及每年九月、十月“一阵微凉，一阵阵风雨”的气候。这倾向亦体现在书中人物的前途选择上：战前，许多华人来南洋的目的是“捞他三几十尤”，然后“回去唐山享晚福”；而50年代寓居新马的华人却产生了“开枝发叶在这儿，落叶归根也在这儿”的念头。不仅有产者如张铎，积极参与这里的竞选，以谋求、保护自身的利益；而且连举步维艰的李金辉，也没有打算回唐山，而把去海岛拓荒作为后半生的出路。与之相应，小说中时有闽语、粤语、客家话和马来民族本土文言的穿插运用和南洋习俗（比如称商店主人为“头家”，遇到休沐日“哈里朱勿”不出海等）的真实展现。 小说还塑造了头家、财副、记者、绅士、地痞、舞女等一系列动乱时代的人物形象。其中李天星，靠借李金辉的艺专毕业证而当上了教员。虽然错别字连篇，出尽了丑，但他善于逢迎上司，不过几年工夫就当上了校长。因怕揭底，他恩将仇报，时刻想找机会，置李金辉于死地。而张铎，是正昌收买的树胶店的头家。日治时期，当过警备队的鬼头（间接的暗探）；战后中，却逃脱了制裁。现在的他，为了减轻内心的罪恶感，有时也会拿出一些钱来做善事；但是，当以前收留过他的黑鬼广出现时，他又毫不犹豫地设下圈套，把黑鬼广及其手下的人统统送入监牢。与上述二人不同，小说第一主人公李金辉的做人方式是：“得饶人处且饶人，何必得罪人多？”尽管李天星诬告他的妻子“跟着匪徒入了山芭了”，但他仍然为对方着想，没有揭其老底。在那动乱的时代里，他去大山中移民区的一个杂货商组合当财副（书记）整天是“心惊胆颤”，“垂低了头，替顾客登记。”仅仅两三年，已经“连腰巴都弯了”。 作品如一面镜子，把人性之丑恶，暴露无遗，比如李天星的恩将仇报与张铎的心狠手辣。同时，也把人性的弱点不留情地揭示出来，例如李金辉怕得罪人的私心和老实过头的迂腐。当然，好的小说，不能只是一面镜子。作者的价值取向，理应在情节的安排中体现出来。小说结尾处，李天星因诱拐了一个不足18岁的女教师而被抓了起来；张铎也因纵欲过度、心脏病发而一命呜呼，而李金辉则有所觉醒。由此，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作者鞭笞各种鼠辈与丑类，同情弱者与良善之人的人文情怀。当然，李金辉决定远离鬼魅横行的市镇，去遥远海岛垦荒的感悟与行动虽仍嫌消极，却象征着觉醒与追求。这种觉醒，是对过去的否定；这种追求，是对未来的信心——尽管这种信心带有一丝理想化的色彩。 从总体上讲，韦晕的创作是现实主义的。《浅滩》中无论是人物的刻画还是情节的铺叙，乃至细节的描写，都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带有浓重的南洋乡土色调与生活气息。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五四”以来的“为人生”的中国新文学作家对他的巨大影响。他长于写景，常将写景与叙事紧密结合，来营造氛围，凸现人物的心情。他也注意语言文字的色彩感。《浅滩》中，无论是景物环境的色泽，还是精神状态的感觉，都是“灰黑”与“沉闷”的，与作品所反映的动荡时代、多难人生相吻合。比如，小说写李金辉处处不得罪人，可仍旧有人恨他。行文至此，作者适时插入景物的描写：“窗外的黑暗，从窗棂飘进来，带着冷意。”这黑暗与冷意，既是此一时空的真实描摹，联系前后文，又何尝不是主人公有感于世道艰险、人心叵测而心寒的形象写照呢？ 当然，韦晕并不拘泥于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在他的作品中，西方现代派惯用的象征、意识流等手法，也都得到了有效的运用。比如，小说直接表现的时间不到一年。但是借助人物的回忆与作者的补叙，却囊括了将近二十年的时空，笔触所及，从中国广州一直写到新马地区。又如，小说中多处写及一个满是尘埃的挂钟，“二十多年来，永远把长针和短针指着八时三十分”。这当然不是无谓的赘笔。在篇首出现时，就引出李金辉的回忆。此后，又作为老什役思想陈旧的象征。结尾，再写及这个旧钟：它“依旧是指着八时卅分。”结构上，呼应开头，勾连全篇。而其更深层的含义，则耐人寻味。与其说，是这旧钟“冷眼看过很多风流，看过很多人的生生死死”，不如说，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在经历了太多的人生坎坷之后，终于有了新的感悟，“过去的事是永远过去了，我们至紧是记着：明天我们应作什么事？” 东南亚的华文文学起步既早，其地域性文化特征也十分鲜明，其认同所在国的本土化倾向，预示着世界范围的华文文学的未来走向。在这一进程中，韦晕的《浅滩》无疑具有独特的价值。 原载：《文艺报》2007-12-13 原载：《文艺报》2007-12-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