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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闲翻过期杂志，无意中在《当代》上看到程绍国所写《潮兮鱼兮》，内容涉及林斤澜谈浩然的。对于他们那代作家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我无从亲历，也就无从证实。在此，我仅就一个普通的京郊文学爱好者来写写我眼里的浩然。 初见浩然老师，那是在九十年代初的京郊平谷。当时的浩然身体还很好，他留着寸头，走路讲话就连身体都带着一种“派”。那次，他气愤地说：“‘文革’后，有些人在报上说我是文盲，连字都不会写，说我写的书都是由别人写的。后来我写了《苍生》，就是要给这些人看看。”话里透着不服输、要争气的固执。 浩然是固执的，但，凡是固执的人，都是在生命里活出过精彩与真实的人。浩然的固执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命运，更是他真实生活的写照。 “文革”后，浩然悄然离京，落户河北省三河市段甲岭镇，后又转移到三河宾馆前的一排小平房里——那是他在京东著名的“泥土巢”。他到三河后，发现厚厚的三河史志上，竟没出现过一个文人、一个作家，就暂时放弃了自己的创作，一心一意开始了他的“文艺绿化工程”：成立了文联，办起了刊物，去田间地头寻访作者……他一心一意接待着每个农村作者的来访，为他们批改稿件，为他们找地方发表。 浩然想以自己的成功“经验”，扶植起一批文学的幼苗。他的想法应该说是诱人的，然而这想法无疑又是天真的。毕竟文学创作是个特殊“个案”。就像农民有好力气未必就能带来好收成一样，浩然在三河的“文艺绿化工程”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他精心找来的两个编辑先后离职：“一个干起了电视，一个几经折腾，差点沦为乞丐。”(《苍生文学》某编辑语)而经他亲手扶植的那些身上还粘着泥土和草屑的文学幼苗，在高涨的热情过后也痛苦地徘徊于文学与生存的对抗性选择里，举棋不定。 程绍国在其文中说浩然有权利欲。此话可能是针对浩然先是接任了《北京文学》主编一职，后来又成为北京作家协会主席一事。 浩然在开始他的“文艺绿化工程”之前，就曾经因为无法为他所看重的业余文艺作者没有发表作品的园地而苦恼。他曾亲自为一个无名业余作者的稿子到处求人托关系，有的编辑就跟他明说：“我们一般不用这种无名作者的稿子，写的再好也不敢用，要是非要发，就请您写一篇给我们，一起发表。”对这种拉郎配式的搭配发稿，浩然觉得十分气愤，又无可奈何。所以，当他接替林斤澜成为《北京文学》的主编时，他破天荒地在头条位置发表了平谷区农民作者陈绍谦的小小说25篇……谁想此举却惹恼了当时不少的在京作家，议论声四起，有的说，《北京文学》之后该改名叫《京郊文学》得了，有的则干脆联合在京的一些作家，不给《北京文学》写稿。后来的结果是，浩然干脆被架空了，我就曾在一些场合听浩然无奈地说：“《北京文学》的事我管不了，他们现在连三稿的清样都不给我看。” 我觉得浩然的“文艺绿化工程”，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由他主编的一套五本的“北京泥土文学丛书”，包括星竹在内的几位郊区作家正是在这套丛书的鼓励下明确了方向，成就了各自的文学人生。 生活中的浩然，也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如果说浩然在“文革”后的创作黄金时期没能写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来，除了他虎头蛇尾的“文艺绿化工程”，也与他苦涩的家庭生活不无关系。他的老伴姓杨，是他小时候的娃娃亲，老两口年轻时就没什么感情，浩然进城后曾一度产生过离婚的念头。进入晚年的老伴因身体常年有病，脾气变得非常暴躁。浩然又要创作，又要完成他的“文艺绿化工程”，又要照顾脾气古怪的老伴，他常常心力交瘁。加之一九九五年他在陕西突患脑血栓，使他的晚年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一九九五年底，我和两个朋友去三河看望浩然。大病初愈的浩然显得十分憔悴，老人怕冷落我们，就一个劲儿地说话，问问这个人的创作，问问那个人的生活，我们告辞时，老人坚持送我们出了“泥土巢”，他用他温暖却无力的大手握着我的手，说：“可惜你没赶上‘泥土文学’丛书那班车，现在我老了，心有余力不足了。”老人的真诚、无奈深深感到了我，同时让我隐隐感到了老人的落寞与无助。 写到这里，不由让我想起另一件事：我和两个郊区作者去北京拜访一个仰慕已久的老编辑。老编辑见了我们十分淡漠，话说了不到两句，他就说几分钟后有个会要参加。我们知趣地离开，几分钟过去了，我们因不熟悉楼里的情况，意外地再次推开了那个编辑的门，却见他正和一个青年女作者聊的火热，一点没有要去开会的意思！老编辑尴尬的表情不到几秒钟，而后镇定了，而后严肃了，而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个道貌岸然的老家伙！没有比较，你永远不会知道一个人的好和坏，从这点看，林斤澜先生在浩然挨批时大叫“浩然是个好人啊”，“而后昏厥”的举动，不仅自然，而且可信！ 一九九六年夏，三河文联和平谷文联联合搞了个联谊活动，会后游玩大峡谷。浩然也参加了。那一次的浩然，是我所见过的最显衰老的浩然，一点也没有了当年编“泥土文学”丛书的意气风发。他拄着杖，慢慢走在山路上，头上满是白发。 就是在那天的午餐上，浩然突然哭了。这是令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哭，他在与和他年龄相仿的平谷文联主席韩牧平喝酒、谈着什么的时候突然就哭的。我看见他大颗、大颗地掉着泪，眼泪咂在酒杯里，咂在菜碗里。那是控制不住的泪水，浩然好像是用尽了浑身的力气，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可那一刻屏声静气的几个酒桌上的人还是看到了他的眼泪，听到他哭出的声音，因为极力压制而又变形了声音，有些尖，有些细，甚至有些孩子气的声音。那声音无助，无奈，空茫，有泪眼问天天不语的彷徨、失措。 患病的浩然，晚年的浩然，受挫的浩然，固执的浩然，现实生活中有着许多他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市场开放了，他无法习惯去商场买东西也要讨价还价；人心散了，他无法接受为奔生活离他而去的一个个作者；还有那社会上隔上几年就来的责问和嘲骂：‘文革’过去那么多年了，本来问心无愧的他却不得不接受一拨又一拨记者审问式的采访和追问、纠缠。他的耐心消失了，所以他说：“‘文革’中，我对人民是做出了贡献的。”这是他的真话，也是他的实话。 浩然的眼泪，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浩然，也让我们看到了在过去的光环下与现实无奈之间巨大落差下的浩然的真实。 浩然的眼泪是如此沉重地砸在我的记忆深处。 我与浩然素昧平生，从年龄上看，他比我大了将近四十岁，是属于两个年龄段的人；从名字上说，浩然的名字可谓名满天下，他的著作等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拥有上亿的读者。(八十年代末就曾有一酒厂要出一百万，请他做广告，被他拒绝了)，而我只是一个无名的业余作者，而且出身寒微，刚到平谷时曾倍尝寄人篱下的苦痛；从个人的阅读喜好来说，我并不是浩然作品的忠实读者，就连他最有名的《艳阳天》我都没全部读完。然而就是这样，我却一次次承受着浩然对我的鼓励和帮助。他曾在一次来信中鼓励我：“几年间偶有接触和读你显出成熟的作品，看到你的天赋、你的勤奋、你的文字修养，以及在奔波磨练中趋向成型，所以感到你是农村业余作者中大有希望的一个，只要路走对，执著地不犹豫地走下去，定会成为具有个性特点的一名小说家。” 一九九八年我申请加入北京市作家协会，理事会上讨论名单时，浩然一听没有我的名字当场就问：“平谷的张爽怎么没有？”作协的工作人员解释：“他的入会申请上报晚了。”浩然一激动就又说出了过头的话，(浩然的话就不在这里引用了，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他宁肯得罪那么多著名的作家，就是为了一个热爱文学喜欢写作的农民。为他争一个“作家”的名份。浩然说完话，因为过于激动，浑身颤抖，说不出一句话来。结果我可能是北京作协历史上唯一一个没被提上理事会讨论名单而加入作协组织的特例。 浩然有“官瘾”，有“权利欲”。可他当“官”了，有“权”了，想的是什么，做的又是什么呢？ 一九九一年，浩然最器重的弟子陈绍谦因心脏病英年早逝，浩然流了泪。 一九九七年末，浩然四处奔波，张罗着为陈绍谦出版小说集。文集出版后，浩然再次潸然落泪。 我曾写过一篇短文《生死无界》：“生者为死者出书也许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可那些出书死者大多是名人和伟人，你听说过一个著名作家，为一个无名并已故的农村青年出书的事吗？生死无界，名人与非名人，生者与死者就这样通过一本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世上真有旷世的友谊，那么浩然与陈绍谦的生死之交该算其一吧……” 如今，浩然老师已然仙逝几年，可我总觉得他一直活在我们中间。我们是谁？我们就是京郊一群又一群的那些今日无名，甚至他日也不再成名的业余作者们。尽管如此，我们会永远热爱文学，因为文学中有着许多人性无法抵达的东西。 原载：中国文化报 2010年06月08日 原载：中国文化报 2010年06月0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