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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呆子”的痴迷状态 “春酒熟时留客醉，夜灯红处课儿书”。这是一位老画家书写的对联，挂在我儿时家中的书房里。对联称颂我母亲持家有方。下联写的是实事，那是母亲每晚教我唐诗的情景。我对诗的爱好，就从那时开始养成。母亲教我用家乡常州的口音吟诵古诗。从此我读古典诗词必吟，不吟便不能读。如果环境不宜出声，就在心中默吟。小学四五年级，母亲教我读《唐诗三百首》和《唐诗评注读本》。读李白的诗《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诗中写到李白从山上下来，看到月亮跟他一起走，进入田家山庄，一条幽径，两边有绿色的竹子引着他走，一路上青萝碰着他的衣服。我跟父亲说，把家后门口弄堂里的粪缸移走，两边种上竹子，栽上青萝，我们就可以像李白那样，走在竹子中，让青萝碰到我们了。父亲说，你说得好，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又说，你有对诗歌的感悟，将来也许可以学文。但现在我们国家搞文没有出路。 我的第一首诗《北风》写在1936年的冬天：“北风呼呼如狼如虎，星月惨淡野有饿殍”。当时住在上海萨坡赛路姨母家。冬天出门，就看到冻毙在街头的乞丐，因而写了这首诗。 1938年秋天，我14岁，大病初愈，在母亲吟诵音乐的感召下，我开始偷偷地作起旧体诗来。那是一种极为艰苦而又有乐趣的劳作或游戏，要把胸中激发的思想或情绪用诗句表达出来，要把一个一个字连缀成句，要照顾到平仄、韵脚、句式、对仗等等，这对于我这样一个不满15岁的孩子来说是极难的。写出初稿后，我不敢拿给母亲看，怕她责备我不务正业——大病已经把我初中三年级的功课耽误得太多了。但是，有一天竟被母亲发现了。出乎我意料的是，她不但没有责备我，反而仔细审阅，指出在构思、立意、炼字、炼句、平仄、韵脚、对仗等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她还拿起笔来，认真地做了批改。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我的爱胡乱做诗的习惯，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养成的。 读高三时，我又不顾功课，沉湎于写半通不通的英文诗。那时真进入一种无限热切的痴迷状态。一天，我正在理发馆里理发，心中默诵着英文诗。突然领悟一句济慈的诗的意义，我兴奋得从椅子上站立起来，大呼“好诗”！正为我理发的师傅惊得目瞪口呆。后来这事传开去，我得了个绰号“尤里卡”。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得在浴缸悟得测定物体体积和重量关系的方法，奔到大街上高呼“尤里卡”，意即“我知道了”。 我遵从父命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学铁道管理。一次经济地理考试，事前我一无准备，试卷到手，一看傻了眼。百无聊赖，忘乎所以，竟在试卷背面默写了一首豪斯曼(A.E.Housman )的诗Loveliest of Trees(《最可爱的树》)的原文。写完后才发觉不对头，但又不好撕掉试卷，只好硬着头皮交上去。结果遭到冯教授的训斥：你还要把今后的50年光阴浪费在观赏樱花上吗？然而这次训斥也终究未能使我醒悟过来，我的爱诗癖已经病入膏肓了。 上世纪40年代初，我开始写新诗(白话诗)。1941年至1944年有一个高潮。 19岁那年夏天，我借住在我哥哥同学沈大哥家，在江苏吕城农村。沈大哥在镇外开米店，米店也是他的家。我就住在米店一间屋里。在吕城，是我一生中最沉迷于写诗的苦乐的一个时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写了六十几首抒情、写景的新诗。我白天在田间、地头、河边、坟旁观察、领会，与农民交谈，体验他们的情愫，咀嚼自己的感受。晚上就在豆油灯光下，麻布帐里，构思、默诵、书写、涂改，流着泪誊抄。有时通宵达旦。一次在半夜里，自己朗诵新作，当诵到“天地坛起火了……”这句时，我的大嗓门把睡在隔壁的沈大哥惊醒了，他以为天地坛(乡间祭祀天和地的小庙宇)真的着火了，没来得及穿衣服就跑到我屋里来问是怎么回事。等弄清事实，他与我相视大笑！从此他不再叫我的名字，叫我“诗呆子”。 1943年1月我到大学同学张志镳的家乡嘉定县度寒假，写了不少诗。接着，这年八九月，我在吕城写了大量的诗，成为一个高潮。这些诗的一多半，“文革”时失掉了，留下的收在《夜灯红处课儿诗》里，作为一辑，有二三十首。 1943年写诗，进入痴迷状态，后来写诗也有投入，但没那样痴迷。当时写有一首《打谷场上》，写到一个年轻的新四军，被日本侵略军抓住，杀死了。这是真事，我听一个老农讲的。听到最后，真觉得心如刀刺！于是写了这首诗。当时写从农村得到的感受，整夜不睡，有时候一边写，一边还要朗诵。如写《天地坛》，我想象日本人要来，放一把火把这个庙烧了。有时候写着写着就流泪。 这段时间写的诗，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唐很直接说不喜欢，说太简单。左弦喜欢，成幼殊也喜欢。成幼殊看了后，问我怎么有那么多乡村的材料。我告诉她，我一个暑假都住在乡下。这段时间写的诗，后来有两个人写评论，一个是顾子欣，也是诗人，早期生活在上海浦东农村；一个是张同吾，他们比较肯定。 第二和第三个创作高潮 我的第一本诗集是旧体诗集《萱荫阁诗抄》。“萱荫阁”是我母亲书房的名字，母亲为了纪念她的母亲即我的外婆，用这个名称。我为了纪念母亲，把我的书房也叫“萱荫阁”。 1982年在北戴河度假，有个创作小高潮。在北戴河，每天都看到一株白芙蓉。一天，发现它歪了，仔细看，发现是一个花蜘蛛在结网，把白芙蓉跟一株蔷薇连起来。我生气，抬手把蛛丝扯掉，白芙蓉就站直了，有了尊严。于是，便有了《白芙蓉》。在北戴河海边看到海浪，一浪一浪涨起来，盖住了礁石。《礁石》就从这里来。这首诗表现爱的泛滥，爱太多，被爱者就不见了。艾青也写过礁石，把礁石写得很坚强，有一种人格力量。我把礁石比做婴儿。同样一个对象，可以有不同的联想。 在80 年代初期，写了一批关于植物的诗。和平里小花园里有许多树，夏天是一片碧绿，有一棵却是赭色的，甚至有些红，那是一株枯败的松树。但给我的感觉，它不是灭亡，而是一团火，便有了《枯松》。另外还有《金银花》等诗，还有咏物诗。1981年妙英患甲状腺癌动了手术，我有三首写医院的诗。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正值思想大解放期。我的大量诗作都在这个时期喷薄而出。这可算做我的第二个创作高潮。 第三个创作高潮期从9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21世纪初，其中某些时候我找到了早年在吕城写诗时的那种感觉，再次进入写作的痴迷状态，只是更增添了几分理性。第三本诗集是《哑歌人的自白》，人文社1990年出版，莫文征当责编。其中有多首十四行诗。《深秋有如初春》，2003年由人文社出版。收入十多年来的新作，包括十四行诗。这批诗，除少数例外，没有出现像1943年那样的痴迷状态，写得比较清醒。其中有一首是全身心投入的，就是《迟到的悼歌》。悼念我的朋友，“文革”中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枪决的马正秀烈士。写这首悼诗时，一张张纸都被泪湿了。有一些诗，当时就写成。有一些则是先把诗的构思写下来，再慢慢整合。《济慈墓前的哀思》，是从济慈墓地出来，回到宾馆当晚就写成的。给章燕看，她觉得可以。1980 年访问美国，都有诗留下来。 访问台湾地区时，每次出游回来都有一首十四行诗。我有个习惯，床头有纸笔，入睡前出现诗思，就把想到的句子记下来，次日再整合。我有经验，不记下来，第二天就没有了。牛汉讲，语言本身有生命。我有体会，写到一定的时候，就跟着语言走。反过来想，那生命本是隐藏在自己内心的东西，开放后，带出来了，它不是心灵以外的东西。内心是个矿藏，弗洛伊德发现人的潜意识，是个大贡献。人内心有好多潜在的东西，自己没有意识到。诗语的电击有时跟理性构思不一样。语言的生命会牵动你，让你挖掘。语言本身会跳跃，有时候会歌唱。虽然语言会引领你，但你没电击般的顿悟也不行。也有这样的情况：开始写的时候似乎顺畅，写着写着，最后跟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人的脑子是一个内宇宙，跟外宇宙相通。牛汉跟一位诗人有过大我与小我的争论。我觉得小我就是内宇宙，大我应该是内宇宙与外宇宙的结合。如果把大我跟小我分开，也就是内外宇宙相隔绝了。这样，大我也不会有生命。只写大我，就只会有口号；如果只写小我，那会极端私人化。古往今来，大诗人内外宇宙是相通的。里尔克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艾略特是用一个很个人的方式，来反映他的时代。 写诗，不是你想怎么去打开一条通道，而是你的世界观的自然反映。比如我写《迟到的悼歌》，就是对“文革”的痛心疾首。又比如《白芙蓉》，表达了一种对强制、限制人自由的反抗。我让白芙蓉站直，不依附任何东西。 从1943年开始，我的世界观有了明显的变化：人一定要活得有意义。野火诗歌会的伙伴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觉得人是一个悲剧，Man is mortal 。人是必死的。既然人是必死的，那就有两种人生态度：一是及时行乐；另一是进行革命斗争，不怕死，反正要死的，为了人类的解放，可以牺牲生命。我们把这一种人生态度称为积极的悲壮主义。我的世界观就是这样逐步形成的。 这样的世界观，会自然地渗进诗歌创作中。《打谷场上》是这样产生的。又如《树的哲学》，是对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的思考，也是对“文革”的反思，是无意中从脑子里浮现出来的诗思。这首《树的哲学》，被许多诗选选入。 有一次北塔问我，你写诗，总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我说是一个字，爱。很多人都这样说，我这个爱字是老生常谈，我也不怕别人说我是重复别人。爱什么，小的范围是爱父母，爱亲人，爱子女，爱老师，爱朋友；大的范围，是爱祖国，爱人类。《论语》给我的影响很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泛爱众”……这跟法国大革命时提出的博爱相一致。我年轻时尊崇的，就是爱，爱祖国、爱亲人，爱人民、爱人类。北塔说，你的诗和散文中，经常写到女儿，外孙女，似是挥之不去的主题。我说：是，我爱她们。 创作方法，我信奉济慈提出的概念，“客体感受力”，英文是negative capability ，意思是把主观的定势思维抛开，与吟咏对象拥抱，物我合一。有一篇文章，题目叫《诗歌圣殿的朝圣者》，是我与首都师范大学吴思敬、荣光启、王珂、霍俊明等师生的关于诗学的对话录，2006 年发表。我谈了济慈的美学概念客体感受力，对它的理解，运用。并由此谈到当今诗坛有人提出垃圾运动，颠覆美，颠覆崇高，颠覆英雄，这虽然不是一个主流，但是有势力。还有人提出颠覆语言，更是奇怪。我认为这些都是走不通的路。要创新，这没有错。但不能为了创新而来一个特别怪异的东西，这个路是行不通的。创新是要变革，但我认为万变不离其宗，宗就是真善美。 我自己对写作是投入的。我一生在追求真诗。我写的新格律诗，用顿、押韵，偶尔讲求平仄。卞之琳说新诗没法用平仄，如果也讲究平仄，即是锦上添花。我的诗《光市》，为莎士比亚式十四行诗；《渔村4号》为十四行诗变格，押韵的字讲究平仄。这是把声调(平仄)与韵式结合以形成一种格律的尝试。写《渔村4号》时，感情全部投入，仿佛做了一场梦……夜里12时，已熄灯上床，又起身开灯修改，不下三次。 (节选自《生正逢时——屠岸自述》，屠岸口述，何启治、李晋西编撰，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4月出版)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21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