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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法：作品呈现出浓郁中国风味 荣获美国最重要的图书大奖“全国图书奖”和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的美籍华人作家哈金（Ha Jin，原名金雪飞）选择英语作为创作语言，这一选择，使西方读者有机会通过他的创作接触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然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种语言就是一个符号系统，带有意识形态、文化等特定编码，有强烈的不可规约性。哈金本人表示，用英文创作给他造成的困扰是，他常常不得不用中文进行思维而用英文加以译写。他笔下的中国小人物，与他们所生活的文体环境融为一体，当他们谈话的时候，带着中文特殊的韵律，这些都无法在英文中予以直接呈现。哈金发现，他只能先想像中文，再把它们翻译成英语。这样，采取何种翻译策略，是以源文本——即中文以及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异化法，还是以目标文本——即英文以及英美文化——为中心的归化法，就成了像哈金这样的文化翻译者需要做出的选择。归化重在改造源文化文本，让它贴近目标文化文本的读者；而异化则让读者意识到他所接触的是陌生的国度、陌生的文化，形成警醒的意识，放弃种族中心主义思想。而哈金的作品则显示出异化性与归化性混成的复杂境况。 哈金的小说，比较容易让人注意到的是他作品中的异域情调，即他的异化性策略。应该说他为了保留中国特色，作出了较大的努力。哈金认为：“一位作家必须找到自己在语言中的位置。如果我和其他美国小说家没什么区别，那我就失去了自我。一个母语不是英语的作家和那些美国小说界的‘正规军’有不同的任务。我们必须要面临和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丰富英语文学、如何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文体……因此，有时候我刻意避免太美国化的说法。”由此，哈金的文本呈现出浓郁的中国风味。 在小说的语言上，哈金大量保留了中国的民俗用语。《龙头》这篇小说，描写中苏边境上一个带有匪气的民兵连长。当中苏两国关系缓和，罢兵修好的时候，他依然带着民兵携带枪支，招摇过市。政委在形容他的时候，采用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说法。在《空中之爱》中，石伟和王丽丽因为通过电波传情而双双被勒令转业，小说形容他们命运休戚与共的时候，形容他们是“一个绳子上的两个蚂蚱”。在《春风又吹起》中，当女主人公发现邻居王婶帮助她，是为了让她嫁给自己年过五十的光棍弟弟的时候，心里暗想，原来对方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些文字有强烈的中国特色，是中国民俗与文化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中国鲜活的日常口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出自哈金笔下的中国人物之口，贴切生动，而这些表达，对于美国读者来说却带有一定的新奇性，所带来的是陌生化的效果。 其次，在创作中，哈金没有按照英文的约定俗成执行，而尽量向中国的文化惯例靠拢。他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在称谓上，都采用了传统的中国人名的书写方式，姓在前，名在后。在人物相互打招呼的时候，很少用“先生”、“女士”，大多采用的是“同志”、“老王”、“小李”、“大康”等比较贴近中国人生活的表达方式。在《辞海》这个短篇小说集中，开篇小说《报告》讲的是一位连级干部在上世纪70年代末给师领导写的报告。他在报告里反对在部队传唱《再见吧妈妈》这首歌曲，认为它传播了伤感的资产阶级情调。报告采用中文书信的体例，以“尊敬的林政委”开头，发信人的结尾套语也是中国式的：“致以革命的敬礼”，署名是“永远是你的忠诚的战士、复兴连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陈林”，并在信末附上了姓名和地址。其实从形式上看，如果采用英文信件的格式，将日期和地点写于信头，并不会对意义造成太大的损失，而且也更符合英文读者的习惯，然而，哈金有意识地采用了中文格式，让读者在阅读这封信的同时，体会到不同语言文化操作范式间的差异。 在作品翻译中，哈金还注意保留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现象中的诸多元素。比如在他的小说中常常能够接触到像“布票”、“粮票”、“龙须面”、“样板戏”、“公社”、“知青”、“生产队”、“红卫兵”、“红小兵”等充满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而且没有因为美国读者感觉陌生而对它们进行增补性的解释。这种翻译策略保留了故事的叙述流畅性，体现了身处其间的中国人物和这些现象水乳交融的自然关系。哈金还采用先翻译后粘贴的方式，在小说中大量穿插了各种形式的文化文学文本。如在以“文革”为背景的《辞海》和《红旗下》两部短篇小说集中，哈金几乎在每篇小说中都嵌入了毛主席语录、时代歌曲、宣传标语等。在《龙头》一文中，民兵就高唱由毛主席语录改编的歌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疯狂》，让因脑淤血而神经失常疯言疯语的杨教授，大段地演唱时代歌曲，背诵王勃的诗、李煜的词，甚至分三段全文选录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些对美国读者来说隔膜而陌生的文本，既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纯正性，也有利于激发起美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阅读哈金充满了中国文化符码的文本，使英语读者了解到在他们的世界体系之外，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习俗，逼迫他们对文化采取多元的态度。就像评论家斐在美所指出的：“哈金带他们走进一个原味的现代中国，几乎是以亲身的贴切，感受现代中国的个人生活……使英语读者得以进入一个前所未有、全新的阅读世界和深度的中国经验”。 归化法：渗入西方文化意识形态 哈金的创作虽然主要采取的是异化手段，但从文本的缝隙，也能够看到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有为西方读者量身定做的嫌疑，显示出一种归化性的痕迹。 在语言的层面，我们能够看到英语对哈金无意识的影响。哈金用英语写作，当他翻译笔下的中国人物的时候，有时会忘记他们的中国身份。在《空中之爱》里，主人公大康对石伟赞叹发电码的女孩子灵巧，石伟回答：“是啊。他有金手指。”而大康这时心里想的是“时间仓促，没有办法告诉石伟她实际是个女的，不是男的”。其实，如果我们将这里的对话直译回中文，由于中文的“他”与“她”从发音上听不出性别差异，因此大康绝对不会辨认出石伟这里所说的“他”是男性而不是女性的“她”。再如，尽管哈金在使用感叹词的时候，大多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用“老天爷啊!”、“我的天哪！”之类的说法，但是在《吉小姐》这篇小说中，在一个上世纪70年代的解放军战士的思维中，却还是出现了“上帝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了这个”这样的错位表达。 哈金的误译也体现在对中国意象的解释性读解上。如在《等待》中，孔林的前妻淑玉长了一双小脚。根据小说叙述，淑玉出生于1936年，缠足应该发生在1943年，事实上早在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政府就已经颁令禁止缠足。禁足令颁布已有三十余年，淑玉仍然缠足，这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在解释这一细节时，哈金还添上了更加违背历史史实的评论：“那时候，男人对三寸金莲迷得很。”淑玉的小脚，显然是提供西方读者观看的文化符号。她成了中国文化落后蒙昧的化身，迎合了西方对东方的想像。 在部分人物设计上哈金虽然在语言层面保留了他们的中国韵律，但是他们的思维和意识形态却染上明显的西方色彩。在《光天化日》中，当红卫兵将被视为妓女的穆英拉到街上批斗时，作者安排穆英做了一番关于性解放的大胆演说。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性格稍微有所了解的读者，都会发现这样的情节设计不合常理。哈金将西方女性主义性解放的大胆言词放进上世纪70年代中国北方边陲小镇一个五十多岁普通妇女的口中，显然是试图以此直白地提示中国文化对性的压抑，对它反人性的一面进行批判。在《演讲》中，部队请老红军为战士作演讲，老红军不讲胜利的光荣，专讲自己两次当逃兵的原因。其目的虽然是为了说明战争的残酷和反人性，但也因此将红军丑化成为了信仰不惜吃人的生番。 不难看出，母语影响配以西方情节，两者在哈金作品中均有所体现：一边是英文表达，发出的是中国的声音；一边是英语式思维，渗入了对中国情境的刻画。双向的翻译使两种文化并存。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共同呈现的杂语世界中，两种语言、两种文化间的权力关系并不平衡。哈金用异化法直译中国，目标却是为英文读者服务。他在创作时，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打动美国的读者群，他们是决定哈金成功与否的标准，而他也视自己为美国作家：“我在英语中走得太远……语言就像水。你生活在其间，很难返回。” 西方读者更多关注的是历史 那么自认为美国作家的哈金，为什么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描绘故土？他生于斯、长于斯，这是主要原因之一。哈金直到2000年后才开始在少数作品中描写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这和他自上世纪80年代离开故乡就没有再重返大陆有关。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他对这一时期的选择：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那个充满政治动荡的红色的封闭的中国，那片与自由民主绝缘的土壤，最能勾起西方窥视的欲望。哈金所刻画的，是存在于他记忆中的中国：落后、专制、蒙昧、非理性，这个第三空间不是东西方平等互动的文化空间，而是以西方价值为参照系建立的东方景观。他回忆和建构的目的，就是为了将这一文化呈现在对它感到好奇而陌生的美国读者面前。 由于哈金在写作中，采取了异化直译的手段，使不少美国读者对这种外表异化本质归化的写法产生了误解，将他的小说当作了文化写实的读本。哈金简洁平实的风格，他来自中国的经历，也使读者对他产生一种信任，将他的作品当作当代中国的真实样态。阅读亚马逊网站上对《辞海》这部以“文革”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集的评论，可以发现，11个评论中绝大多数给的是五颗星的高分。然而，评论中的推荐词，大多与异国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关：“想了解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的读者可以读读此书”、“他们（中国人）没有资格享受教育、爱、自由思想，以及许多其他我们大多数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体现了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中国共产主义的本质”等。小说集《新郎》的时间跨度是自“文革”末到改革开放之初，关于这部短篇小说集的25篇评论中，多数文章都赞扬了哈金对中国文化的再现，其中有10篇标题就是“看待其它文化的崭新视角”、“深入了解中国”、“如何不费力地了解共产主义中国”、“看今日之中国”等。实际上，自1985年后，哈金再没回过国，今日之中国对他已经非常陌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中国已经很遥远了。我不知道现今中国的生活是怎样的——我对它已经毫无牵连了。”然而《新郎》的读者却少有人注意到这点。 哈金一直想让自己所构筑的世界，超脱于文化的背景，反映人性的普遍归属和倾向。2000年他在接受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的抱负是“要将中国历史书中的人物、话语、想法、计划转变成所有人都可以理解的挣扎，来思考个人的情感、观念、思想是如何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运作的”。按照哈金的理解，中国情境，如同卡夫卡笔下的奥地利，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哈金的文笔，有种低调的淡定和朴素，描写了大量的小人物在平庸粘着的状态下的生活，有无奈、有卑微，有时甚至颇为丑陋，但是不时流露出人性的温情，这使他的作品带有一种忧伤动人的力量，能够在西方读者的内心唤起深深共鸣，而这恰是他屡屡获得美国文学大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哈金虽然渴望能够用小说指向人心，出于生存和出版等多方面的因素，在描写中国的时候，他无法做到纯然的客观和写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他的小说达到更为纯净的艺术高度。从亚马逊网站的读者评论就可以明显看到，对于不少西方读者来说，他们阅读哈金，除了感动于他对普遍人性的再现，更多关注的反而是历史，是对作为背景的神秘东方的好奇。他们通过哈金的作品了解中国，把他的作品当作了人类学的著作进行研读。 哈里斯·特里维蒂（Harish Trivedi）在《翻译文化和文化翻译》一文中指出，文化翻译在很多场合下，是西方文化的需要，体现了西方文化的霸权。哈金的作品就部分体现了这样的特征。当中国人物出现在哈金笔下的时候，他们变成了美国读者凝视的客体。通过文化翻译，哈金为西方读者举起的，是一面带有异域色彩的“东洋镜”。 原载：《文艺报》2008-2-26 原载：《文艺报》2008-2-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