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1978年10月21日，在新华文坛上诞生了一个对新华诗歌不论从贡献还是影响方面来讲都堪称首屈一指的诗歌团体：五月诗社。五月诗社刚成立时只有6人，即文恺、淡莹、谢清、南子、流川和喀秋莎，后来又陆续笼聚了新加坡大量的优秀中青年诗人，如林方、贺兰宁、郭永秀、伍木、林也、梁钺、蔡欣、华之风、希尼尔、董农政等。追溯五月诗社的历史可以说是60年代新加坡所刮起的那场现代派诗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整合。熟悉新华诗史的人都知道，60年代初的新加坡曾出现过一场历时颇久的“写实”与“现代”之争，现代派的健将正是谢清、南子、流川、文恺、贺兰宁等人。这群新华诗坛的新生代当时的年龄在二、三十岁之间，他们依托台湾现代诗这个平台直接或间接的涉猎了大量的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和作品，曾亦步亦趋地创作过好些带有模仿色彩的现代诗。到了五月诗社时代，这些曾引领“诗代”潮流的先锋们大都已近中年，随着阅历的加深、心态的平和与技艺的磨砺，随着社会历史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如果说，他们在60年代还执迷于模仿西方现代派的“横的移植”的话，到了70年代，他们开始回归传统，转向“纵的继承”了。正是由于这些诗人不自觉的“回望”姿态使得他们在诗歌创作道路上有了一份难得的相守，以此奠定了五月诗人的诗歌创作在精神禀赋和审美追求上有着相似的基调。 纵观五月诗人的创作有两个最基本的主题：一、对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眷恋和追忆，以及对于传统的失落和历史的断裂的感慨和叹息。二、对现代社会生活尤其是对都市文明的反思与观照，以及对都市人生态和心态的审视和批判。而后者说到底实质上还是一种对华夏悠久文化传统的渴望，对华夏民族和谐的人伦的向往。此外，在艺术审美方面五月诗人的基本理念是：现代诗应考究形式，它的外在表现形式可以异常丰富多变，但在本质上不应与传统脱节，而传统中的某些精神已上升为根本性的艺术态度乃至根本性的人生态度。因此，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他们追求一种古典与现代、传统与现实、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契合的感觉方式和言说方式。以下，将对五月诗人的这两个基本的主题和艺术审美方面的特性展开具体的阐述。 二 余秋雨先生曾说过，文化的外在层次可以随着地域、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内在层次并不受到地域变化而变化。文化在最高层次一定是人类共通的。这也正说明人们对文化的依赖，甚至超过了对故土的依赖。故土是具体的，但在精神上却是时隐时现的，而文化虽不那么具体，却是无处不在的。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既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字传统的发源地，也是流传到世界各地的汉文化的原乡。当一个人曾经浸润于此种文化氛围中却又不能亲临这片土地，甚至漂流到更远时，那种被连根拔起的滋味恐怕常人难以体会。此外，新华的当代诗人之所以对故乡或原乡的文化变得如此亲近，还因为20世纪60年代东南亚各国独立后，在国际反华反共的逆流冲击下而向西方倾斜，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传统习惯都受到巨大的冲击；进入到70年代，“随着新加坡经济的繁荣，与西方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新加坡在文化和生活的各方面也越来越西化”，“华文教育日趋式微，华文地位江河日下，眼见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即将成为绝响，有识之士，莫不心急如焚”［1］(P460)。细读五月诗人的诗作，贯穿着一个基本的主题也正是这种情绪的反映，即对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眷恋和追忆，以及对于传统的失落和历史的断裂的感慨和叹息。五月诗人们也正是希望“用诗的精神继起传统，传播民族的薪火”［2］ (P159) 。 五月诗社的命名，就是这种情感的真实写照。“五月，是缅怀屈原的时候，是收割诗的季节”，取名“五月”，源出于中国古代诗人屈原。五月初五是端午节，也是诗人节，意指发扬诗圣屈原的精神，效法屈原的诗风，缅怀屈原，诗火永传。诗社本着追随屈原“忧国忧民的情怀”，跟随“呼啸的诗风排山倒海南来”，“吮吸每一滴风中的精华，开创了另一个诗的天地”。屈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丰碑，这不仅在于他开创了一代诗风，更重要的是他的伟大人格和道德情操烛照了华夏一代又一代儿女，他的精神是一个民族的“魂”。五月诗人以屈原作为敬仰的对象，表明了他们要承继民族文化传统、延续民族千年文化的强烈愿望。 五月诗人的作品中有不少就是直接以缅怀屈原为主题的，如淡莹的《诗魂》、贺兰宁的《楚橘》、林也的《龙舟赛事》、南子的《水祭》、郭永秀的《你的名字》等。这些诗歌都抒写了诗人们缅怀屈原的情思，但也角度各异。淡莹的《诗魂》以雄浑的气势讴歌了屈原的高贵品质，呼唤代表着诗魂和民族魂的屈原精神，好个“肝胆可以映照日月，情操可以印证山河”；林也的《龙舟赛事》则表现了诗人对屈原精神在现代的失落的惆怅，作为屈原精神的象征物如龙舟赛、粽子、端午节等全被异化为现代人眼里“为锦标/奖杯的荣誉/挥汗成雨”、“是食谱的/一章而已”、“雅会之一”罢了；郭永秀的《你的名字》则对这种精神的失落由惆怅变得更加激愤：“你的名字——/如一片响彻云霄的钟声/在不肖子孙的耳中/激不起一丝丝/寻根的回响//你的名字——/如一幅七彩绚烂的名画/在没有自尊的社会中/因有意或无意的漠视/而慢慢褪色/最后，消失在/这善忘的世纪中”。可见，五月诗人对屈原精神的礼赞和呼唤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与新加坡在现代文明的建设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失落了那种维系人生的传统精神的深刻担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翻阅五月诗人的诗作，常常会不自觉地被召唤回悠悠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当中。筷子、毛笔、茶、酒、剑、竹、月亮、长城、黄河、太极拳、武术、针灸、国画等这些常会被我们忽略但又极具中华神韵的意象却成了寄托诗人回归古典寻求传统文化之根的理想之物。于是，我们看到了贺兰宁对华夏故土的默默深情“石皮黄表/必定记录着黄帝子孙的本色/间有红格/构成龙的故乡图/肌理萝卜纹路隐隐/该是黄河流程的再版”（《石帝》）；看到了一双筷子“夹起五千年的芬芳”［3］（P3）；一支毛笔“两千多年以前/已是文明的象征”［3］ (P6)；一把剑“千锤百炼/从烈火中熬出来的/是一股擎天的/正气”，并“染有莫邪的热血”［3］ (P17)；看到了诗人梁钺真诚的念道“还是做一杯清纯的茶吧/与其廉售，与其让炼乳/如此刻意地污化我们/清清纯纯的我们/还是纯纯清清地做一杯茶吧”（《茶如是说》）；看到了诗人华之风要“挂一枚月亮在家中”，要“时时惦着唐诗/惦着宋词/以及缭绕着月亮的/墨香”；（《挂一枚月亮在家中》）［4］(P84)；看到了诗人淡莹把太极拳中的一架一势描绘的出神入化“如何以双掌/劈开/三百六十度内/刀光和剑影”（《左右提手》），“自从归隐/几翻潜修/我已达到/不留念现在/不迎接未来/不追思既往/的清心寡欲/地步”（《云手》）［5］（P24）；还看到了诗人张挥对江南水乡的一往情深“挥泼一碗/大好山水/潇潇洒洒地/就到了江南/江南的水乡”。(《泼墨山水》)［4］（P160）五月诗人们正是在这些不起眼的一物一情中传达了思乡的迫切，而“使诗人们那么醉心于传统文化的原因，固然是由于教育和浩瀚的古代典籍的熏陶，而现实的因素，也是促使诗人们更自觉地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动力”［1］( P468)。 身为海外华族，他们一方面想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找到自己的身份，一方面又急切希望在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角逐中能塑造自己的形象。那么本土化和民族化之间的矛盾境遇，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与现代相撞击的现实处境，使得五月诗人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呼唤是与海外华人在现代社会中特殊处境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郭永秀的诗集《筷子的故事》中的“故事篇”，伍木的《断奶》、《根的葬礼》、《最后珠盘》，李龙的《无根之花》、贺兰宁的《六州车尘》等都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海外华人处于传统的失落和历史的断裂的可悲之境遇。像比较典型的郭永秀在《筷子的故事》、《毛笔的故事》、《茶的故事》、《榕树的故事》、《竹的故事》等诗篇中，都用一种“今非昔比”的语调传达出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肆意捣毁以及现代人在面对传统文化时的一脸的无知甚至带着无视的神情。面对“此情此景”也难怪伍木会激愤地写道：“谁在敲响历史的丧钟？/我们皆在赶赴一场不情愿的葬礼/以极度不成熟的哭声凭吊/亡者为谁？着麻者为谁？/一络血脉含无限遗恨燃成两柱空冥的白烛/挽歌幽幽，执绋者哀哀”（《根的葬礼》）［6］（P43），“千年的恨事莫过于一朝断奶。不足岁/你是多代的单传，太早遇到断奶的苦恼/临渊，临渊你顿成一头没有姓氏的兽/一把无从溯源的/灵魂”（《断奶》）［6］(P42)。如果说与传统的隔绝或自绝于传统是五月诗人心口永远的痛的话，那么身处于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本体文化与母体文化之间境遇则更加荒诞。梁钺的《鱼尾狮》就抓住了鱼尾狮不鱼不狮，“什么也不是，什么都不像”的怪诞荒谬直指新加坡华族青年一代不鱼不狮、不华不洋的尴尬身份，在荒诞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深沉的悲哀以及对海外华族命运的担忧。 以上我们分析了五月诗人诗歌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此外，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对于现代社会生活尤其是对都市文明的反思与观照,以及对于都市人生态和心态的审视和批判。 进入70、80年代，日益加剧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步伐正一天天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人类文明的病态也一天天无以复加地暴露了出来，对技术的崇拜、物质欲望的膨胀、消费主义倾向的恶性扩张等等的现象，都是文明陷入病态发展的显著表征”［1］(P677)，“无所不能的现代文明不仅为人类提供了高度技术化和具有极大舒适感以及无限诱惑力的生活方式，而且还以这种生活方式不容置疑的合理性为基础，创造了一系列有关爱情、幸福、知识、信仰的神话供人们消费”［1］（P669）。作为都市现代文明的批判者，五月诗人们从一开始就看出了这一神话的虚妄性。他们从都市人的生存状况、精神状态到居住空间全方位对都市的现代文明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型“外科手术”。 首先，贺兰宁就以一首《活在现代》揭开了现代生活的神秘面纱。“活在现代/感情搅拌麻醉剂的现代/不能平衡的是思想和动作/不能收缩的是每枚神经细胞/谎言贴在广告牌上/衣饰上，双眼上/多少恶狠的面孔夹在新闻纸间”［7］。在《岁末》一诗中谢清则为我们扑捉到现代人生活的高度浓缩的场景：“他们忙着购物/忙着把圣诞快乐新年进步挂起/忙着在橱窗里布置雪景红炮衣/忙着把日历最末的张数撕掉/忙着把自己的年岁添加/……/忙着用什么方式把腊月送走/……/忙着如何挤过年关的人情债务/而过去的无暇回顾/将来的未有指标”［1］(P677)，从这首诗里看到了现代人生活的紧张、忙碌，太重效率与外表，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过给别人看的，是出于世俗或仪式的需要，却很少考虑到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在这里，人的外部生存环境和人的自我内心世界之间这种隔阂、分化甚至对立的关系表现得非常到位。与此异曲同工的是林也的《三段星期日》与郭永秀的《周末》、《电影院内》和《shopping》。林也的《三段星期日》一诗讲述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平常的星期日中的“早晨”、“下午”和“晚上”这样三个时间段，分别展示了现代社会喧闹的生态、现代人浮躁的心态。当现代人穿梭在由在冰箱、电影院、百货公司、无线电台到彩票、赌马、咖啡店以及电梯、电视机和麻将所构成的一个个日常生活之中时，我们感受到的却是人在这些物象中迷失。每当看到人们因受花言巧语的广告的诱惑而引发疯狂的购买欲望时，诗人清醒地告诫到“夜夜，我们迷失/在这光与色的迷宫里/一起培养虚荣心/为无尽的欲望而奔忙/从不知道，大减价/减去了我们多少积蓄/大平卖，也卖去了/多少我们买不回的时光”（郭永秀《shopping》）。每当看到人们把大把大把的宝贵时间消磨在看电视之中时，诗人写道：“夜夜，驰骋在我小小的四方城中/你永不自觉/年少时的理想和抱负/早已在我万变的容颜里/悄悄化成/一缕袅袅的轻烟……”（郭永秀《电视机》）［3］（P211）。每当看到人类为了方便自己的生活发明了电话却把自己变成被操控的对象时，诗人不禁唏嘘：“响在朝九晚五无可避免/狙击来自办公室而非工地/起自桌上而非打桩的震耳欲聋/这是最新的职业病/每一声铃响都摧拉敏感的神经线/饱受刺戳却招架乏力/声波层层叠叠，我们空空茫茫/始终不能突破围剿/在单调、刻板、重复的攻守战中/杀出一条血路”（伍木《电话攻击》）［6］(P70)。凡此种种，都生动地体现了现代化/都市化这把“双刃剑”的“锋利”。这些貌似个给人类带来了快捷方便、安逸舒适的现代生活并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情感上的抚慰，反而使人类慢慢走向被异化的可能。 此外，还有一组描写现代人的生存空间的诗歌也很值得关注，因为其中不仅蕴含着解读都市人际关系的重要线索，还可以从中洞悉都市人的生活实况。 梁钺的《现代村落——题五房点式组屋》一诗就提供了相当立体的现代居民的居住景观和住民观点：“是现代的村落/就应该拔地而起/起二十五层之巍峨/巍峨成一多孔的蜂巢//九十六户占据四个方向/分享每天的落日与旭阳/上下岂止两条路/来往不出四色人//马达车笛依稀可闻/电视播音声息相同/任是几重锁也锁不住共有的空虚/不同的窗户迎来不同的神佛//麻雀八哥偶然到访/惊见桌上牌战正酣/惟见三两盆栽/竞相弄姿作态/彩衣飞扬”［1］（P695）。很显然，往高空发展的高层建筑已经成为住民的共识。居住在这“多孔的蜂巢”中的每一户各据一方，“分享每天的落日与旭阳”。这种普通的现代村落，住着新加坡的四色公民——马来人、华人、洋人和印度人。每家每户虽然门户紧闭但也无法逃离环境周遭的一切。诗人在以白描的手法叙述新加坡人的居住状况的同时也以嘲讽了那些居住在组屋里而麻木不仁无所作为的现代人。与此相关的还有郭永秀的《建筑物》、文恺的《交通圈》和南子的《夜的断面》，这三首诗以相似的口吻讲述了同样一个道理：都市不仅以其单一化的生态环境规划着现代人的生存空间，而更严重的是，这样的都市生活形态反过来制约了人们意识活动的限度和走向。如文恺的《交通圈》：“有谁明了/没有一日/没有人不/团团团团的转//有谁明了/你是中心/而你不愉悦/你迷失方向//你终日为/周遭的/喧哗与喧哗困扰/你的眼神倦于追逐/终日转过去转过去的/轮子的哲学”［1］（P660），而另外一位诗人——伍木，则在《城中隐居》中把对都市生存的双重体验刻画得入木三分。伍木作为与新加坡现代化、都市化一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的一员，对都市生活的感受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若即若离”。一方面，面对都市那些面孔板滞的高楼大厦，喧闹嘈杂的生态环境及虚无浮华的都市人生，伍木是本能的反感；但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完全逃离，毕竟他与这座城之间所有的“纠葛”（不论是物质上的也好，还是精神上的也罢）使他不可能从根本上成为城市的批判者。带着这样的一种的情绪诗人伍木写下了《城中隐居》：“合该倒霉，那/慑于城市生活的惊心动魄/遂隐居,以鸵鸟的姿态/而非陶潜的淡泊与超越//不应缕析/小小银光幕上/那荒谬乖诞的情节/残羹也还，冷饭也罢/总是温了再吃，吃了再炒//更不应穷追/那五花八门，似是而非/笑柄百出的有奖问答/无幸运不欢，无搞笑不快的/商业文化……”［6］(P102)在这首诗里，诗人带着一副轻松自嘲的语调写出了都市人因“慑于城市生活的惊心动魄”，使他们无法完全消融其中，“遂隐居”，但是又不能以“陶潜的淡泊”的心志完全“超越”于城市之上，而只能像“鸵鸟”一样，在城市中作个不伦不类的“隐者”。如若你选择以“鸵鸟姿态”做一个“城中隐者"，那么就要放下身段，不要以一副思想者的模样去“缕析”，去“穷追”一些事件的真相，或许一切本没有真相也没有所谓的意义，你能选择无非两条出路：顺应其中或置身事外。在这里让我们不得不佩服的是诗人用寥寥数笔穷尽了现代的“城”与“人”的微妙关系及“人”对“城”的无所作为。 以上通过对五月诗人创作的这两个基本主题的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两个主题其实是二而一的东西。对都市文明的反思与观照以及对于都市人生态和心态的审视和批判是基于诗人们清醒地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失落对当今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说到底还是希望从传统文化中找到能使当代人安身立命以及当今社会向良性方向发展的出路。 / K5 L# |- |* C 五月诗人的诗歌创作从具体的创作实践来看，最突出的艺术特征就在于融古典气质于现代精神的完美结合。对于现代诗的理解，五月诗人有自己的想法。其中诗人郭永秀就认为：“本地的现代诗是一个在传统基础上求新求变的过程和结果，并非盲目地扬弃传统、标新立异。而是向西方学习，从写作技巧和题材上创新，然后丰富了传统，产生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3］(P179)的确，正如诗人郭永秀所说的五月诗人的诗歌创作在表现形式上是异常丰富多变，但在本质上却不与传统脱节，甚至可以说传统中的某些精神已上升为五月诗人们根本的艺术态度乃至根本的人生态度。这又具体表现为五月诗人对古典诗词、古典意境与意象的运用，在运用的过程中诗人们并非“食古不化”或“生搬硬套”，而是将它们与海外华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境遇与心态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另外，五月诗人在营造诗歌的古典气质的同时也注重追求诗的现代感，注重技术手段的现代化革新，比方说在诗歌创作中大量采用象征、隐喻、通感、反讽等技巧，还有的致力于诗歌审美方式上的革新。但对于现代诗所应具有的品格，新加坡的诗人们大都有相当一致的认同立场，那就是“在八十年代的今天，真正的现代诗，是有血有肉、有深度有内容，更能反映这个时代的精神的诗作。”［3］(P180)因此，大多五月诗人的诗歌并没有所谓的现代派诗歌的晦涩难懂、乖离现实，而更多的是脚踏实地把诗歌的“触角”探向当今社会的生活情况和思想动态。 总之，纵观五月诗人的诗歌创作，恰如诗人林也在《彩色分析·自序》中所传达的那样：“诗书画乐，砌起座桥/桥长可达五千年/通向巍峨一座宝库/桥可架往快速公路的另一端/跨海，龙飞无垠空”。回归传统，感受现代，这不仅是五月诗人们共同的创作主题，也是他们共同的艺术追求。 注释： ［1］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年出版。 ［2］周宁：《新华文学论稿》［M］，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3年出版。 ［3］郭永秀：《筷子的故事》［M］，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98年出版。 ［4］新加坡文艺协会编：《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系·诗歌集》［M］，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 ［5］黄孟文主编：《淡莹文集》［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5年出版。 ［6］伍木：《十灭》［M］，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94年出版。 ［7］贺兰宁：《活在现代》［J］，《诗刊》，1991年第2期。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4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