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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提高人的文化思想素质是紧密相关的。我们的文学应当承担起培育和提升人的文化思想素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民族复兴与文艺复兴 实现民族复兴，首先要实现文艺复兴。只有实现文艺复兴，才能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高素质的人才支撑。成就伟业，必须造就英才。民族复兴必然伴随着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往往能培育和塑造出灿若群星般的一代人杰。恩格斯曾在称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说：“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这些巨人与那种实际上是“惟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的“书斋里的学者”判然有别，他们具有“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有人用舌和笔，有人用剑，有些人则两者并用”。这次伟大的历史变革，给整个世界，包括文学带来了全方位的跃动和更新。“中世纪的幽灵消失了”，“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摧毁了”，肮脏的“奥吉亚斯牛圈”被清洗了，“旧的世界的界限被打破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261-262页)。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时代，不仅涌现出一批批政治家、军事家、宗教改革家、历史编篡学家，像莱奥那多·达·芬奇那样的英名盖世的伟大画家 ，还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展现出空前的艺术繁荣。一些文学经典中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都是承载着所属那个时代的全新的思想观念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高超的人文素质和先进的思想内涵的英雄典型。 “文学是人学”。不同时代的作家、艺术家对人的理解是不同的。莎士比亚曾通过他的剧中人物哈姆莱特之口，对他所崇拜的人类进行了热情的讴歌：“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 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种对人类的赞美，是出于对人类的尊严和伟大的自信和期待。无论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民族的志士和智者，都毫无例外地肯定和提倡文学的启蒙开智和济世育人的功能。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梁启超倡导“小说革命”，鲁迅提出“立人的文学”， 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等人呼吁“为人生而艺术”……这些文学主张都强调文学对育人和培养国民的人文素质的作用。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曾为立志甘当“历史的书记官”而感到自豪。车尔尼雪夫斯基把文学称为“生活的教科书”。可见，文学的认知功能和教育作用是必须加以肯定的，也是无法消解的。文学的认知教育功能从来并永远是文学的一切价值的根基，是培育和提高大众的人文素质的核心。文学教育对培育和提高全民的人文素质，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笔者曾在高中的语文课本中学习过鲁迅的《一件小事》、茅盾的《白杨礼赞》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其中的精神意蕴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里，成为我的人生的座右铭。概括地说，文学的价值和功能无非是立人、铸魂、励志、养心。人创造文学，文学也创造人。具有高尚人文素质的作家艺术家必然创造出高扬人文精神的文艺作品，具有崇高人文精神的文艺作品对培育和塑造具有高尚人文素质的人一定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培育大师 经济和文化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的祖国——德国作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704页)。 他们说：“只有在我国的文学中才能看出美好的未来。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的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1750年左右，德国所有伟大的思想家——诗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都诞生了；过了不到20年，最近的一个伟大的德国形而上学家黑格尔诞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4页)。德国的文化和文学，以先进文化的姿态，引领整个欧美的思想界。中国的文化界也出现过被美誉为“红色的30年代”。中国共产党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文献《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已经70多年了。这部著述中写道：新文化“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无不引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而鲁迅作为“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代表“中华新民族文化的方向”。“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8页)。这个历史时期内的辉煌的文化伟业是由各个领域中的大师们创造出来的，至今，当人们回忆起这段红色的史迹时，特别是当承接文化先驱的后来者们缅怀“鲁，郭，茅，巴，老，曹”这些大文豪时，仍会肃然起敬，感到骄傲和自豪。难道，当代中国文坛不再需要培育这样的大师吗？新时期以来，那些30年代成长起来的大师级人物，相继驾鹤仙逝，给热闹的当代中国文坛平添了几分冷寂和悲哀。有的学者竟然慨叹：中国文坛从此坠入了“无大师的时代”。 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悖论：经济发达的民族和国家，文化走势并不与之同步；经济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反而能出现空前的艺术繁荣。俗语云：“多难兴邦”，看来“多难也出大师”。大师们的涌现，总有他们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思想语境。令人深思的是，和平发展时期，由于生活的安逸和宁静，容易催生享乐之风，甚而消解了“出大师”的时代历史条件和社会文化语境，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 大师级人物的培育和自我培育，除了客观方面的社会文化土壤之外，主观方面特别需要树立向大师的水准和目标前进的雄心壮志和自觉意识。而当代中国文坛之所以还没有涌现出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师和大师群体，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与过于痴迷利益原则相关。 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是一个好东西。利益的增值和扩大，往往给国家、民族和个人带来福祉。利益原则是至关重要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如果脱离利益，“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致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页)。人们在正义和正当的前提下，谋求合理的利益，是社会和个人发展的重要杠杆。然而，利益原则也并非是万能的。实质上，文化的底蕴、素质的潜能、理想的光照、信仰的支撑，思想品格和精神境界的追求，往往起到利益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时下的中国文坛，功利与审美的矛盾更加凸显，商品化和功利化的势头越演越烈，使学院派或那些主张审美非功利、推崇文学的自主性、自律性、独立性的精英人文知识分子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惑和尴尬。在他们看来，已经膨胀了的文学的商品属性大大抑制了文学的审美属性，文学开始从政治的奴婢蜕变为经济的附庸。 因此，“审美距离说”是有道理的。观赏一幅画，太远了看不见，太近了看不全。审美需寓于一定的距离之中。脱离文学的商品属性和功利目的，单纯孤立地强调审美属性，或一味地推崇文学的商品属性和功利目的，忽视文学的审美属性，都是不妥当的，也是行不通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生产，做到“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实际上是很难的。我们要努力寻找功利与审美的平衡点，确立文学与利益之间的既对立又协调的张力结构，追求审美和功利的适度的倾斜和统一。关键在于寻求两者的适度，适度才能和谐，适度才能产生审美与功利、文学与利益之间的合理结构和良性生态。 大师可以体现出人文精神的精华，无愧为人文素质的标杆和道德文章的风范。大师级人物往往能保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他们不受利益的驱使和金钱的奴役。大师，应当是旗帜，是一个领域中的划时代和里程碑式的标志性人物，是在创作、评论和研究中卓有建树的领军，是文化、文论和文学赛场上的金牌得主，是文化军队中的将帅形象。 人们不禁想到，许多出色的科学家和大师级的学者，坚守着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和挥之不去的爱国主义情结，耐得住饥寒和冷寂，承担着历史的使命和人民的重托，顶着封锁和压力，向科学的高端挺进。面对时下的文坛境况，曾经由于战火连天而屈尊一隅的西南联大的名教授们，虽然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却挺胸阔步、气宇轩昂地行走于天地之间，他们所展现出来的那种骨气和精气神，实在令人感佩。 社会公众十分关注影视界、特别是演艺圈的现实状况。有些表演艺术家很有才能，也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艺术经验，完全可能成长为大师级人物。遗憾的是，他们过于痴迷俗文化，过于陶醉对金钱的追求和崇拜。据媒体透露，他们都是赚钱的能手和提高票房价值的重要人选，所以特别为导演所器重。他们想赚钱，导演们也想利用或通过他们来攫取可观的文化利益。有的演员同时或交叉扮演几个重要角色，穿插排戏，疲于奔命，既来不及沉思，也没有时间体验，更谈不上“十年磨一剑”、“精益求精”。他们的片酬不断攀升，甚至超过整个影视剧的制作经费。受利益驱动，势必导致急功近利，粗制滥造，以量取胜。频频紧跟俗文化潮头，其结果不是大众文化被精英化，反而加速和加深了精英文化被大众化的过程和程度。这只能造成艺术才能的浪费和停滞，难免导致在俗文化的层面上持续不断地低水平重复，不可能进入表演大师的行列。况且，大多数的表演艺术家已经获得了人民的尊重和喜爱，生活变得非常富裕和优越，面对着鲜花、奖赏、赞誉、财富，理应回归、保持和发扬来自大众的平常心境和人生态度。平庸、粗俗、虚假、浮躁、浅薄、势利，都是与大师无缘的。作为文化人的作家、艺术家和表演家，理应摆脱狭隘的功利主义的捆绑和羁绊，坚持和呵护文化精神的操守，切忌胸无大志，安于小成，应当代表中华民族向人类的精神高地和文化思想巅峰攀登，向“德艺双馨”“人类的灵魂工程师”的崇高目标迈进。 珍惜经典 应当处理好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俗文学和雅文学都有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我们的生活需要欢声笑语。休闲和消遣，作为劳动后的调节，可以缓解工作的压力，放松紧张的神经，增强对生活的热爱，培养人们的健康的审美情趣。为了满足各种阶层和不同人群对文化和文学的多方面、多层次和多样式的实际需要，应当使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俗文学和雅文学互补互动、竞相发展。一些精彩的相声和小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巧智、妙语、机敏、激辩、嬉闹、滑稽与幽默，都会使人感到快意，并能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但不应用大众文化消解精英文化或随意把精英文化大众化，相反，大众文化也要创造传世的经典，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品位。 有文化素质的人们应当尊重和珍爱经典。诚然，对经典的阐释也会随着历史的转折和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对文学经典的改写和重塑，必须深谙其中的文化底蕴，把握其中的思想精华，提升文学经典对培育当代人文素质的价值和意义。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和再度解释，应当把握合理的底线，遵循一些必须恪守的基本原则，至少不要颠倒人物性格的性质，防止和克服把真善美和假恶丑互易其位，即把假恶丑描绘成真善美，或把真善美涂抹成假恶丑，从而丧失公平和正义的准则。对那些具有两面性的历史人物的改写和重塑，确实取得了一些值得肯定的实绩。当代中国的学者和作家都相继发现了那些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曾经被遮蔽的另一面。诸如：不再把秦始皇视为残虐的“暴君”，而认同他主要是统一中国的历史功臣；有的传统的史学家认为曹操是一个“白脸奸雄”，不对了，他还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和精通韬略的军事战略家和壮志凌云、才华横溢的伟大诗人；过去曾有人痛责李鸿章是“卖国贼”，至少不完全对，他还是开创中国近代工业革命和洋务运动的奠基者……如此等等。笔者注意到，有的创作和作品，把文学经典中具有代表性的，为公众所普遍认同的、被传统文化观念所确定的典型人物，进行了不恰当的颠覆性和亵渎性描写，从而把人物的性质完全搞颠倒了。如对《水浒传》中的英雄形象——武松的改写和重塑，与武松的精神气质相去甚远。武松的上山打虎、醉打蒋门神、怒杀潘金莲等几个故事，都被歪曲了，丑化了。一个电视小品是这样描写武松的：上山打虎前，酗酒成性，无视政府法令，硬要上山打虎，实属违规行为，况且被他打的虎是一种珍贵的稀奇动物。这样，武松这个“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被涂抹成屠杀濒临灭绝动物的罪犯。武松醉打蒋门神并非是铲除奸商恶霸，而是反对市场经济中的合理兼并、资源整合的鲁莽行为。作品竟然这样全然置历史观点于不顾。至于说到武松与潘金莲的关系，同样使人困惑不解。曾有一出荒诞剧把潘金莲打扮成“性解放”的先锋女性；也曾有人说，武松面对如花似玉的潘金莲不动情，实际上是一个“伪君子”；还有的文艺作品描写武松顾盼着美丽的潘金莲，变得英雄气短，刚性难发，柔情似水，甚至化仇为爱，喜欢上了这个毒死胞兄的亲嫂子。如此这般随意跨越历史时空，违反人物的精神品质和性格逻辑，通过娱乐化、时尚化、低俗化、消费化的艺术描写，达到去经典化、去神圣化、去崇高化、去英雄化的目的。对武松这个勇敢、公平和正义的象征符号，进行这样粗暴地歪曲和丑化，是人们的正常情感所不能接受的。 文学经典和文学经典中的英雄人物是不会流逝的，永远蓬勃着新的生命。文学经典是人文精神的载体，是人文素质的标志，同时也是所属时代精神、历史精神、文化精神、民族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承担者和人格化。从一个具有经典意义的人物身上，往往可以看出一个时代。文学大师们创造出来的经典的艺术形象体现和代表那个时代的思想结构和价值体系，以独特的人格魅力，为后来者效仿，成为做人处事的典范和榜样。因此，我们应当敬仰和培育大师，珍爱和创造经典。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23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