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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年，随着西方批评话语的引进，“流散”（Diaspora）成为我国文学研究和批评文献中出现频度越来越高的用词，译者针对不同的上下文各执一端，翻弄出种种译名，计有“族裔散居”、“移民社群”、“侨居”、“文化离散”、“飞散”等，台港地区还出现过“大流散”的译法。2005年8月，在深圳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设置了“流散文学及海外华人文学”的专题讨论组，流散问题因而首次成为国内大型文学学术组织的一个正式议题。这应被视作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学术事件。 我们已经见证了西方学术话语在我国学界一波接一波的流行时尚，“流散”会成为新的一波吗？这个概念假如确有某种启迪今日思想灵感的潜力的话，它需要和可能与某种形式的“中国问题”对接吗？ 笔者认为，处理“流散”问题需要注意两个倾向。一种是过度的、过于复杂的阐释，会使我们把精力花在某种微言大义的挖掘上，从而日益陷入一种也许不幸正在生成的“西学”传统——日益变成西方流行词汇的追随性注释。事实上流散的含义并不过分深奥，不过是指在外部的或散在的生活分布、与某种文化中心的疏离、边缘化的处境、状态或人群。英语中的Diaspora常常就是“移民”的同义语。过度阐释通常附带的是一种话语复制的热切，并常伴有一种把源于西方历史文化语境的命题简单套用于我国内部不同领域的冲动。这并非没有先例（例如早些年“多元文化主义”的一些用法，就没有充分顾及我国不是西方核心国家那一类混合型移民社会的历史语境，而把它作为我国内部争取意识形态自由和政治权利的学术语符来运用，从而引起理解上的混淆——这一点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 我们需要防止的另一种倾向，则是出于对西方学术话语的简单拒斥，而对流散问题疏隔、忽视，意识不到这个问题虽然出自西方历史文化语境（源出古犹太人聚散离合的历史处境，又结合着后现代社会人类组织和归属的变动、以及新的社会生活结构中人的原子化和异化），但通过全球化，它也向我们提示着一个自己正越来越深地被拖入其中的时代过程。对此缺乏敏感将会令我们不能善用文化交流带来的新认识，以及一种能够有效拓展、增强我们某些“边缘”的文学研究领域的阐释基础的学术资源。 二 以上两种倾向貌似不同，实则在停留于机械标举西方话语而不结合我国文学当下问题加以活化、具体化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我的想法是：我们既应充分利用西方新的批评话语提供的视野，也要对之作某种中国化的处理，使之能为我所用。其间分寸的拿捏和学术想象力的发挥都同等重要。也就是说，站在我国文学研究的立场用流散的观点看取当代世界文化和文学问题，其有效性和能产性，既有赖于我们将其运用于恰当的研究领域和适切的学理思路，又要看我们能否借此把中国文学问题有机地植入到一个较为宏阔的世界历史背景之中，来加以深入的透视、合理的引申和具体的阐发。这里需要的是把谨慎和大胆结合起来的思维风格。 由这个认知来思考海外华人华文文学，它确乎应看作是全球“流散文学”的一支。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研究因而也应是流散问题进入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适当的中介领域（它同时也是一个自有其天地的、广阔的领域）。如果说，我们处身于一个从二十世纪开始的“移民（流散）的世纪”，那么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研究也许最有可能出现新的思维成果以“反哺”于大陆主流文学研究乃至当代世界整体文学研究——假如它足够深刻的话。应该看到，这一领域的研究自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启动至今，已初步完成了资料上的“原始积累”（虽然仍有大量“生料”需要收集整理），但相对而言，其学理和方法论基础薄弱、阐释空间偏窄的情况仍有待改变。这正来源于其研究对象既不完全适用于大陆内部文学发展的整套解释，也不能完全归并到西方各国文学主流描述的这种“流散”特性。 我个人的初步研究认为，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的近期发展使其中长期潜在的一个总主题显明化和激化了：“身份的焦虑”，即对于生活世界完整意义失落并不可再得的危机意识。 [1] 身份（我国文献常作“认同）问题是流散文学的核心问题。“身份”（Identity,同一、一致）是和“差异”（Defference、不同、区别）相对的概念。如果说，我们可以把流散理解为某种后现代普遍的人类文化特性或生命状态的话，那就必须同时意识到，不安于这种状态，追寻某种生命归属意义完整一致的解答，是它的另一面。流散不过是对一种固着状态的离弃。而越是流散，越是陷于属性上的分裂、破碎和不确定，对于一致和统一的追求和追问便越是强烈。作为流散的具体书写，移民文学就是身份未定者的文学，也是持续追求归属和无穷追问身份的文学。流散揭示了这种追求和追问的精神特质和哲学处境，而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生活的描述。移民生活只是激活了具体的人对这一点的具体感知，从而使移民人生具体地接通了世界性的后现代状态。于此，流散成为对世界的格局差异、文化冲突、意义分裂的承担与直观。身份问题便成为流散书写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认同（按即本文‘身份’）是移民文学的中心问题，对于认同的关切支撑着移民文学的存在。”[2] 流散与身份在这里成为互相补充的概念。 但是如果我们要使问题深入一步，仅停留在诸如此类的概念牵引并不足够。关键是，针对中国人面临的流散问题，并从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的具体论域出发，我们的流散是怎样一种内外时空的格局？而涉及到华人身份问题的理解需要通过哪些维度来看取才较为切实？其中又包含着怎样的文化的和文学的意味？ 我认为，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的流散问题与身份研究至少涉及到三个维度的理解：历史的维度，社群结构的维度，以及审美的维度。 三 首先是历史的维度。 流散含有散在、散居之意。表面上是一个空间分布的问题。但其实必须加以时间轴上的垂直扩展才能避免平面化的注解。这一点对华人来说尤其重要。百年中国现代史可以看作是一部传统宗法社会在西方势力进逼下渐次瓦解的历史，也是一部由大批海外华工和少量城市知识分子孤旅远洋开启的历史。这一历史造成了好几个大的移民阶段，使中国人的流散浪潮越行越远，呈现为一圈大于一圈的“波环”构造：先是中国东南沿海部分地区（港澳台）的殖民化所造成的“海外”地区，而作为外沿近邻的东南亚（当时也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也很快成为世纪初华工、商贩移民的集中去向；继而是抗战和国共内战前后的移民潮奔赴于澳大利亚、北美、南非等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新兴地区；改革开放前后，则无论是港台移民还是大陆移民，主要流向北美、日本、澳新、南非乃至欧洲等成熟的西方社会。我国外沿近邻区间，特别是东南亚，已不复是移民潮的目标地了。 这是一幅颇有意味的历史图景。值得注意的是，造成这连串华人移民浪潮圈层渐次扩散、越行越远的“波环”构造的主要力量，并非中国母体社会的主动的文化外求（如西方近代的地理发现、海外拓殖和传教冲动那样），而是它受外部势力进逼、传统社会结构瓦解、人文历史脱序的附带后果。世纪初的海外契约劳工多来自破产农村自不必说，国家曾经半殖民地化的分裂历史也不必说，至于改革开放也无法脱离世界背景的压力加以理解——它甚至是以更深广、更全面的方式迎受全球化冲击的过程。我们或许可以借汤因比的“碎片”概念来作这样的现象学描述：中国移民作为历史“碎片”一次又一次飞散（流散）于外部的行程和范围，是与西方文化（物态的、意态的）对中国生活内部结构一轮又一轮撞击、震动、瓦解的程度成正比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西方早已启动的世界性扩张持续于今，已成为明显“全球化”趋势的主要动力。一方面，今日我国已成为巨额外资全球营运的巨大通道，另一方面华人移民的流动也已远至西方各个主要地区和核心国家。我曾把这一格局描述为一种“双向运动的圈层动态”[3]，这种动态模型显示，移民潮造成不同的历史“波环”与地理“圈层”的远近，反映了一个“圆心”或“震中”——中国社会内部被迫变化激荡的烈度，但这个“圆心”或“震中”还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之点在世界格局“球面”之下的最深“内核”：西方的动量要把所有地区拖入全球历史。 这样的图景旨在把我国移民问题放在中国－世界史的文化坐标上加以观照：移民问题是中华文化现代处境的后果和表现，是它的缩影、写照、隐喻和引申，它本身也是它的一部分。如果说中国近现代史是以文化根基的断裂、文化有机体的无情破碎、有待重整为根本特征的话，那么作为其后果与表征的移民文化，就从来源和根性上，具有了远较一般国际移民（特别是西方背景移民）为甚的“流散”性质：流散不仅因为他们被迫“飞散”于原初的文化母体之外，还因为这个母体也在流失其连续性和完整性而难以复得；流散也不仅因为他们散居世界各处的“碎片”状态，也因为支持其海外生存的精神资源是如此贫弱和脆弱——区别于西方式的“普世”的、立足于个体信仰的宗教，华人的先祖尊崇和世俗伦理虽然有助于家族－民族情感的激发和维系，但却深度依赖于故园（土地）的象征，而这一象征却遭遇现代性建构的严重侵蚀并成为西化的牺牲品。总的来说，中国移民的身份焦虑受民族文化整体危机难以克服的决定性影响，其流散便具有生活价值全盘失落的潜在意义。而这种意义，必须在不脱离世界格局下的“中国问题”的思考中才能辨明。 （顺便一提：上述有关西方势力和华人移民“双向运行的圈层动态”的模型及其“波环”构造并非适用于对移民问题的描述，它也可以用于理解今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现实图景：如果西方的力量和影响是一道又一道从外部漫向中国社会的“波环”的话，当代的对外交往，如外贸、移民等，则可以视为一道又一道对向生成的“波环”，这两种“波环”也以双向、交互运行的圈层动态，集中影响了我国沿海较早开放地区的生活激变。东南沿海作为“内”“外”两大世界对接交汇的弧线形地带，成为一个具有中介、汇聚意义的空间。其间，“国内移民”（如民工）的生活问题、文学表现和海外的“国际移民”之间的内在关联十分值得注意。因所涉纷繁，此处不赘。[4]） 四 从华人华文文学研究出发研究流散与身份问题应注意的第二个维度，是社会结构的维度。 目前的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研究，一般倾向于按照华人移民的抵达地、居住国的目录线索，把某一国某一地区的华人属性或文学表现加以论列，如“美华文学”、“澳华文学”、“欧华文学”、“菲（律宾）华文学”、“马（来西亚）华文学”等。这是一种自然、直观而方便的操作，在根据不同地理来源整理文学资料的意义上，有其阶段性的实际功效。但若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研究仍然维持多数成果以这种结构推进的局面，则不利于拓展该学科的学理空间。它也容易诱使人对某国华人文学的性质和基础作整一的推定，仿佛海外华人一经“海外化”，即因其移民所抵达的国家标识出某种由某一“异国”所给定的身份，而多少抹除了其流散特性，从而导致一种不是开放而是相对封闭的意义理解。特别是在研究者的具体经验未能触及该国移民的生活实际，无法还原其文学赖以发育的社会文化有机生态的情况下，研究主题和方式的运用就不能不是粗朴的，新的主题的辨识开发、研究方法的锻造更新也就无从谈起。欲改变这种“地理”大于“学理”的困局，通过流散与身份问题的认真研究，正视华人移民族群内部的分殊，或许是一条出路。 其实，移民的流散，不仅在世界水平上发生，也在一国、一社会之内呈现：他们既是作为其来源地的原初文化母体的“碎片”，同时在其所进入寄居的国度，也常常呈“碎片”式的结构。华人作为第三世界背景移民，在西方多数处于流散的、边缘性的社会处境，整体上不构成同质的共同体，一般也不共享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空间（我国不少文献的叙述以为“唐人街”是这样的特殊空间，事实上一般西方大都市中的唐人街仅是特色商业街和旅游区，基本功能是满足当地居民和游客对华人作为“少数民族”文化风俗的想象性消费，就算它能聚集较多华人，也是在营业时间作为消费者或从业者，并菲聚居于此）。即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意义上说，支持其文化（民族）身份想象的可能资源呈现出来源混杂、背景矛盾的多元性：其作为“碎片”从母体社会“剥落”的历史时段不同（有早期移民和近期移民之别）、制度格局不同（如中国大陆移民、港澳台移民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再移民）、“飞散”的国际行程也不一致（有直接抵达和经第三地、第四地转达——如作为印度支那难民的华侨）、移民机缘和价值信仰千差万别（如通过婚恋的移民、留学或商务、政治流亡者等）……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寄居国的生活成败程度和社会分层差歧极大，这进一步稀释了其身份建构和重构的共同基础。 我们并不极端地把华人移民的流散理解为完全游离的、原子化的个体存在，这和把某种固定不变的普遍本质想象为华人集体身份的基础一样是非历史和不切实的。实际观察之下，一个合理的折中也许是对华人的流散作一“族群细分”的处理。我这里的“族群”是指“族内群体”（groups in ethnic而非groups of ethnics）,即依据华人移民中间那些在移民时段、来源地社会制度、国际经历和价值信仰等方面有类似背景的群体从抽象整一的华人集合中分辩出来，以提供一个观察华人移民流散具体机理的可分析的结构，方便分析他们身份追求的方式。重要的是，这种分析必须是历史的、动态的，而且是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结构中进行。 根据我对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即1989年前后以大陆背景去国的留学生移民中产生的文学）的考察，这个群体在其身份的动态建构中至少涉及三种对象的“他者化”运作：对中国、对其他华人移民、以及对西方社会。对作为其出走来源的中国大陆，他们中的不少人往往以“西方主义”的理想者和某种制度界限的反叛者出现；对于抵达地寄居国地其他来源的华人移民，他们则倾向于表现自己是华人移民中的现代人；对身处其中的西方社会，他们又趋向于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这些身份向度交织成了纠缠不休的身份冲突。在其中“自我”和“他者”可以反复换位。比如，在对中国的“他者化”中，“西方性”可以当作“自我”的面具；在对西方社会的“他者化”中，“中国性”又变成了挥之不去的“自我”基元；至于和其他来源华人移民的身份异同，则是这种漂移无定的身份立场错杂纠缠的灰色地带：出于“现代人”的精英色彩的自我意识，其他来源的华人可以成为“他者”；出于民族主义立场，“他们”又成了“我们”的一部分，虽然是有点可疑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在“他们”的眼光中不乏可疑之处一样。至于同一族群内“其他来源的华人移民”，则又可以细分为：其先祖已定居于该社会的早期华人移民群、来自东南亚特别是印度支那难民的“再移民”群、台湾地区移民群和七八十年代因香港前途问题未决而来又因香港前途已决而和香港、中国大陆及世界各地有广泛经济联系的香港移民群等多种群体。他们介入当地主流社会的深度，他们和中国（或大中华圈）的联系，他们的经济地位、社会权能、政治立场和文化想象都各有特点，同时又在身份转变、身份建构和再建构的无穷过程中和其他族内群体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有时互认自我，有时互为他者，处于不断的拮抗与协商过程中。一个台湾背景移民资本的传媒集团，可能因为雇用大量年轻而工资低廉的中国大陆背景移民担任采编而呈现出台湾观点和中国大陆政治用语的杂糅，而另一份源于香港背景移民资本的日报，则可能因为率先包容港台和中国大陆的视点和编排风格而变得面目不清却能在社群受众中夺路而出，从而迫使大部分华文印刷品都采用横排甚至迫使最保守的老报开辟简化字和英文版面，还促使“民族的”电台、电视台出现了普通话而不仅仅是英语、粤语和闽南话节目，而当九十年代的大陆新人创办“真正属于自己”的媒体时，他们的周报在成功推出成批大陆风格的文化散文和小说时又不惜夹杂港式色情笑话和台式漫画……在诸如此类的符号化（也许还可以加上服装、饮食以及作为建筑的牌坊、寺庙和墓园）的外观下，多元混杂、多方混战、身份游移、心理焦虑与想象狂欢成为奇观，这一切更且因为一个“我性他者”（同时作为“外部”和“内部”）的国家形态和日常生活形态的“西方”的随时在场而产生进一步的纠缠和纽结。每一个族群的表达都左右为难，都“里外不是人”，信仰和机会主义相互交织，彷徨和追寻不断交替，它们的持守与机变载荷了族群不断碎片化又不断捡拾碎片以重整其身份的流散命运，并以多元世界少数族裔的形式缩写了一种高度复杂化的社会构成。 这或许是理解流散的一种“内部”维度。我相信，面对而不是规避这种内在的复杂性，是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研究的宿命。 五 研究流散与身份问题还应注意的第三个维度，是审美的维度。 面对大量不同背景的海外写作，读者和研究者常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疑惑：这是不是文学？海外汉语写作中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何在？这里涉及到选择标准的问题。如果一种美学的指标是存在或应该存在的话，这种指标是什么？它究竟只能来自一种语言共同体审美历史的权威尺度，还是通过游离其外的海外社群反应来相对动态地、区域性地界定？如果是前者，则中国（包括港台地区）无疑握有这种权威尺度，事实上这种中国中心的权威地位也是大量海外作家保持和它的联系并追求其对自己成就认可的重要原因；而如果是后者的话，则事情就比较复杂：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赴欧、美、澳、日的高学历移民（以原留学生为主体的移民潮），其中产生的文学不难找到与中国文学的内在联系，但象东南亚等华文的存在曾屡遭摧残的地区，华文基础教育尚且处在复兴阶段，新移民补充的相对匮乏使其无由获得如前者那般丰沛的“象征资源”。但是我们能否轻率抹除那里有值得注意的“文学”的可能现实，假如一则华文碑铭或者一纸华文新闻也能在当地的受众中激发无限的情愫的话？我们能够断定这种情愫仅仅是因为华文这种符号所在的墓碑或报纸的编排本身而与阅读，即与其上的文句激起的心灵反应无关吗？换句话说，我们能否说那里的汉语书写不足以唤起审美反应？或虽有反应而不足以称之为审美？如果撇除语言在特定文化背景中的阅读者的情感、想象与其生活实践的联系，纯粹的文辞之美还剩下多少东西？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同一标准的、同质的“华人读者”？不少东南亚的华人读者可能并不乐见现代汉语的前卫之作，而西方核心社会的汉语文学精英也未必了解前者“简单”的感动。就前述有关文学的“权威尺度”而言，认真推究起来，类似的质疑也可以发生在“标准”生成之地：获得过诺贝尔奖的邱吉尔散文为什么算是文学？为什么有些连文句都残损不通的汉语古文可以归入古代文学？鲁迅的杂文是文学还是非文学？……等等。 重复这些对大陆文学研究者而言尽管简单而又难以完全解答的疑难旨在说明：一方面，我们无法完全脱离作为观察中心的汉语研究者这一特定的角度限定（在此林林总总的内部标准虽然不无争辩但已镶嵌在我们赖以观察的文化背景之中），它的一般有效性其实体现在多少给定的对象中；另一方面，这些角度和标准并非总是牢不可破。我认为，在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研究中需要更多越界的理解，这有点类似跨文化对话。如果总是假定我们和海外华人因同操汉语就总是适用同一文化内部的标准，而非各有文学生成沿革的特殊机理，那就不仅会错失有价值的对象和问题，而且会使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研究在坚守绝对的审美标准（其实是一种中国内部的行业精英标准）的名义下，困守某种认识主体的自恋状态：即我们打量它们只是为了证实本已熟悉的自我形象和自我问题，犹如举镜自照。这种“海外主义”（套用萨依德的“东方主义”）的态度也许将导致我们永远不能把对象作为一个自有其生机、自有其生长土壤和存续逻辑的“活体”来理解并展开对话。 我认为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研究的真正困难之处是在这里。 斯图亚特·霍尔在分析加勒比地区后殖民黑人移民文艺时，提议要正视“流散美学”（（diaspora aesthetic，移民美感或审美观、又译“移民社群美学”），而它经验基础正是流散身份及其表达的“杂交性”： ……移民社群（按即流散）经验不是由本性或纯洁度所定义的，而是由对必要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的认可所定义的；由通过差异、利用差异而非不顾差异而存活的身份观念、并由杂交性来定义的。移民社群（按即流散）的身份是通过改造和差异不断生产和再生产以更新自身的身份。……用迪克·赫布迪格的警醒的话说，是“跨越”和“切拌”美学……[5] 这里所谓“跨越”和“切伴”正是对“纯洁度”的挑战，而且必须结合特定的身份追求来理解，与其说是要从某种固定的纯度标准对之降格以求，不如说通过其与固定标准的“不同”来寻找其流散背景下的文化机理，从而发现新的问题或新的解释。 相对于文辞水平的问题，我觉得海外写作中的某些长期主题与特殊背景下的审美心理有关，值得加以新的观察和论证。比如海外写作中有三种东西：长盛不衰的苦难题材、弥漫不散的悲剧感，和怀乡、乡恋主题。其中怀乡是汉语文学非常经典的特色，它在海外写作中与中国传统文学有何不同颇值得研究。上世纪后期的留学生移民浪潮（即我所谓“新华人”）出现之后，开始出现了“不思乡”这样的精英化文学宣示（例如澳大利亚欧阳昱的诗作，又如有不少文本讨论“故乡就在自己身上”的命题，试图化解母国忠诚与现代移民自由理念的矛盾）。但仍有相当多的文字一如既往地表达出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怀乡之恋。粗疏观察之下，似乎所谓华人文学就是在一团凝固不散的关于母国忆念的情感迷雾中浮现出的一张张愁苦的番客面容。但是如果我们将之放在流散语境中考察，怀乡、乡恋就未必总是所谓叶落归根的真实意向或对所谓永恒本质的永恒复归。它其实是身份神话的一种形式，也是借以寄寓悲剧感的一种表达框架、一种审美形态，在此种框架和形态中，悲剧感或悲剧式的处理也未必是他们海外生活成功与否的直接写照，毋宁说，它是前述现代史上整个中国移民问题作为文化失落、失根的后果这一点的情感化投影和审美性升华（虽然作家个体未必在理论意识的层面上明确意识到）。而这一点，也和那种仅仅把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看作中华文化在世界上高歌猛进的理解构成了严峻的质疑，值得我们深长思之，进行深度研讨并作出新的美学解释。 结 语 以上，本文以海外（世界）华人华文文学的问题为例，提到了三点“流散”：1、时间之维——作为华人文化身份历史断裂的流散，2、空间之维——作为华人社群身份分化的流散，3、审美之维——华人海外写作作为“文学标准”外缘的流散。这三点并非是与身份研究相关相伴、相互生发的全部“触点”，但是仅此几端，也应足以提示这两个命题之间的深度关涉。上述的第一点涉及流散与身份研究的历史场景，其中华人移民史和全球化格局构建史是需要认真考察的要素。第二点涉及到流散与身份研究的地区化场景，即移民社会内部作为一个世界缩影的复杂生态。第三点则涉及到流散与身份研究可能给有关文学研究基本问题上的传统理解或权威见解带来的理论挑战。 这三点初步的设想，没有也不可能穷尽流散文学研究中的所有问题，它们也尚未足以勾画出本研究涉及的所有主要问题的疆域。但是，我们仍希望它们能约略地提示人们，世界华人华文文学相关的身份研究，需要宿命地面对种种疑难。就前面已提到的几个问题而言，我们就至少要面对三种宿命：1、命定要面对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2、命定要面对移民抵达所在国内部社会和移民社区本身内部生态的复杂结构，3、命定要面对文学资料和选择标准的高度不纯，即混杂性。 第一种宿命要求我们必须突破国外国际的疆界，重新面对、认识华人移民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处境（为此我们将在下一章立即从事这一工作）。第二种宿命要求我们“深入生活”，具体把握华人华文文学由以生成的具体社会语境，以还原其作为具体人类身份建构与重构之参照环境的文化格局（为此我们将用第三部分的数章，把这个问题落实在大洋洲－澳大利亚的案例里）。第三种宿命则要求我们通过具体的文学分析，向人们呈示这种文学书写的具体世界——不管其现象如何不为中国大陆文学权威批评的视野所习见，仍然体现了斯图亚特·霍尔所说的移民社群文艺的活力：“跨越”、“切分－拌合”、 “混合”、“杂交”、及其基于流散身份和流散经验提供的美学－文化意义。 本文原提交给中国比较文学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深圳，2005年8月)并在其“流散文学与海外华人文学”讨论组上作为主题发言之一，原载于《中国比较文学》（上海）2006年第2期，被转载（摘编）于《新华文摘》（北京）2006年第13期（约8千字） -------------------------------------------------------------------------------- [1] 详参拙著《“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1988－1998年间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中的身份焦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2] 张颐武《认同的挑战》，羊城晚报（广州），“花地”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专版，1998年11月24日，第14版 [3] 详参拙著《“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1988－1998年间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中的身份焦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4] 本文作者与此有关的初步分析，可参《流散文学：本土与海外》，文艺报，2005年12月8日、《广义移民与文化离散》，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一期 [5]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22页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