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移民文学”的内涵及特征 “新移民文学”特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出于各种目的(留学、打工、经商、投资等)从中国移居国外的人士，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创作的反映其移居国外期间的生活境遇、精神心态等诸方面状况的文学作品，主要代表作品有《我的财富在澳洲》(刘观德)、《丛林下的冰河》《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查建英)、《北京人在纽约》(曹桂林)、《陪读夫人》(王周生)、《哥伦比亚河谷》(戴舫)、《海那边》(严歌苓)、《流浪美国》(陈莱)、《三色太阳》(黄晓敏)等等。 作为在双重世界中穿行的文化两栖者，新移民深刻而独特的亲历和经验构成了别具新意的“元叙事”。从某种意义上讲，“新移民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坛上独特的风景，正是因其文本大量承载了厚重的文化意蕴，它对异国文化零距离的解读和对中国文化远距离的审视使其获得了特殊的审美效果。 带着母国文化的烙印闯入异国文化圈，注定了他们要在两种不同文化的冲撞撕拉中经受痛苦的磨砺。特殊的文化身份和经历为“新移民文学”作家的创作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素材，这是任何非亲历者所无法感受的。“新移民文学”作家在双重的文化背景下写作，“无论表现离愁别绪还是荣辱沉浮，他们的精神层面都打印着痛苦挣扎、渴望超越的痕迹”[1]。因此，表现东西方文化从冲突到融合并最终走向超越的嬗变历程，构成了“新移民文学”独特的存在价值。 2 “新移民文学”的文化嬗变 2.1 在冲突中融合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者亨廷顿认为，世界政局正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冲突的根源既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也不是经济方面的，而是文化方面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发生，不同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2]。汉民族的文化价值观早已在新移民的潜意识深处凝聚成亘古难化的积淀物。新移民带着华夏文明的胎记和对西方文化的一知半解甚至是一厢情愿的解读去国离乡，当他们和异文化迎面遭遇时，不可避免地与其产生了诸多的矛盾和冲突。想象中的一切都被现实颠覆了，小到饮食起居、行为举止，大到宗教信仰、价值取向，所有这一切都令他们眼花缭乱、四顾茫然。这是不同的文化传统所致，而不能简单地用谁是谁非来评判。新移民是带着东方文化的基因投入到西方社会的，他们因身临其境而将东西方人生观念在碰撞与融合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困惑和艰难描绘得惟妙惟肖。 《陪读夫人》就是一部反映两个家庭、两种文化、两种价值观念及两种生活方式的矛盾冲突的佳作。以陪读夫人身份出国的蒋卓君是一位温婉宽容的传统东方女性，她为了一份优厚的工资到西好莱坞城的西比夫妇家当保姆，连同丈夫、儿子一起住进了主人家。两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朝夕相处，演绎了一系列文化惊诧：蒋卓君按中国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习惯，让小汤姆朝天躺着睡，而女主人坚持用美国方法让儿子趴着睡，双方都为彼此的作法感到惊讶与不解；生着黄皮肤的中国人以白为美，而白皮肤的美国人却执意要晒黑……此外，关于能否教育孩子与别人分享自己的东西，有没必要从小对孩子灌输赚钱的观念，生命的意义是否也包括享受快乐等诸多问题，东西方文化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答案。受雇于人的地位，决定了蒋卓君在某些问题上不得不遵从主人的意见，但这种以一方的委曲求全达到的表面适应并非是真正的文化融合，以西方人的眼光为圭臬看待东方文化的价值更是民族文化的悲哀。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融合应是建立在没有歧视、没有偏见以及人的平等基础上的彼此尊重。 在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中，女主人的西方现代思维方式的个人本位原则受到了一次东方奉献文化的洗礼；而蒋卓君那受集体主义强化的奉献思想，也在美国“个人主义”的现代西方思维方式面前受到了冲击，逐渐接受了“任何体力和脑力的支出都是有报酬的”美国原则。“任何民族都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我们自己不是也和前些年大不一样了吗？无须一味地跟在别人后头，关键是适合我们自己。无论东西方文化有多大差异，我们最需要的是心灵的沟通，人类的最高的目的就是互相理解。”肤色不同的主仆终于在生日的烛光中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 新移民遭遇的文化冲突，不仅体现在与外部世界的磨合上，也以内省的方式表现出来。就像刘观德所说：“入国门需要签证固然不易，融入社会勿需签证却是更难。两个国度的人都有一堵无形的壁垒，其中半壁人为垒起，半壁自然形成；中国人进入澳洲人的壁垒不易，逾越自己的壁垒亦难。”[3]《流浪美国》中赴美访问的学者老许对到餐馆工作深感失落，端盘子这在以自食其力为荣的美国人眼中自然无可厚非，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则认为这是“下九流”。当老许碰到国内曾经的同事时，觉得自己很丢人，再加上社会地位的巨大落差，使他产生了深深的失落感。《三色太阳》中已在国内取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余人到法国后，对妻子给他找了个看仓库的活儿十分不满：“一股火直往上蹿。他到底是堂堂正正的博士！别人轻看了也罢了，自己的老婆也认定他只能干这个？”在“新移民文学”中，文化层次较高的主人公几乎都有此经历，如《我的财富在澳洲》中的罗伯特·牛，《绿卡梦》(毕熙燕)中的邹易，《早安，美利坚》(薛海翔)中的吴迪，《茫茫东欧路》(凌一鸣)中的梁军，等等。他们在国内市场经济刚刚起步时离开了祖国，不曾经受市场经济的风吹雨打，骤然投入商品经济盛行的西方社会，经历着外科主治医生做面包、哲学博士洗碗打杂、画家风餐露宿摆画摊、大学讲师清晨扫大街的尴尬。此时，他们会想到自己的知识分子面子和文化价值吗？会记起自己在国内引领时代步伐的先锋者身份吗？可以说，比之同时期国内知识分子的生存焦虑，这些客居他国的文化人在杂沓纷纭的当代文化漩涡中更加觉得失去重心，不知所措。 因此，在国外生存，新移民首先要学会逾越自己预设的心理障碍，不能带着“中国思维”在外国生存。其实许多国人在国外感到不适应，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心理的不能调适。比如种族歧视，它有其真实性，但也不乏不真实之处。有时，新移民就把种族之间因先天性差异而形成的不可介入与拒绝误认为是种族歧视，这就是一种自我设置的心理屏障。对此，小楂(《到美国去，到美国去》)的一番话可能对我们有所启发：“我觉得在美国不是像很多人想的那种我们是二等公民、三等公民，这姿态的本身就反映了中国人一种习惯的思维方式，总是以群体来思维，就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怎么怎么不能进入。实际上在美国，起码在现阶段上比中国更注重个体，你在那儿大多数时候感觉到是作为一个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4]。《流浪美国》中老许的同屋小伙伴刘浪的话也让人受益匪浅：“既然你决定去尝试，那么，有一点你一定得牢牢记住，那就是千万不能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在美国生存，那样是行不通的。……事实上，并没有人瞧不起我们，没有人会认为我们是下等人，因为今天那些开着奔驰、保时捷的医生、律师们，昨天和我们一样也在餐厅中、在超市中为别人服务，这就是所谓的美国精神。” 每一个走出国门的华人都面临着文化归宿的两难选择：是皈依这种已经习惯且对自己影响根深蒂固的东方文化，还是接受那个和东方价值观念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不可否认，不同文化之间的磨合是一种近似于精神涅槃的痛苦过程。有些新移民固守着传统文化不思改动，在现实世界跌跌撞撞的行走中遍体鳞伤；也有些新移民在痛苦过后迷失了自我，在虚无中随波逐流地走向屈从、媚俗的无可奈何，这是他们的悲哀。可喜的是，更多新移民放眼全球，在经历了漫长的痛苦蜕变过程后，增强了适应力与平衡感。他们学会了与自己不能超越的文化共存，在东方文明的坚守中潇洒地融入了西方文明的健康因子，成为一代新华人的代表。《服气吧，老美》(严聪)向我们展现了一代融中西方文明精华于一身的新华人代表：中国留学生严含在全美生物化学学术会议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世界一流的大学里，在半数以上的教授都是美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其中十几个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面前，她用流利的英语、翔实的图片报告了她所主持的实验室获得的重大发现。严含能在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固然是她多年心血的智慧结晶所致，同时也要归功于她在美国学到的强烈的竞争意识。她轻松自如地驳倒了来自主要竞争者的责难，表现出了强烈的竞争意识，而这正是强调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所匮乏的。 2.2 在超越中升华 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提出，中国作家一直受中国执念之苦，因而未能深入人性幽微之深处。曾有人用这个观点来解释台湾“留学生文学”。诚然，“留学生文学”充满了失乡人苦闷的感叹，但其间也不乏超越东西方文化撞击、探讨人类永恒命题的作品。如，张系国喜爱从“人”的本体切入，着重表现“人”的心灵创伤；而马森则善于站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透过留学生的人生境遇，探讨人类社会诸多难以解释的现象和人类前途的不可知，所以他的作品充满了对生命意义的追寻。 随着新移民从“留学人”到“学留人”身份的变迁，他们“昔日对异国的新奇感和在两种社会文化撞击下所产生的苦闷和惊异逐渐被淡化了，而代之以冷静的省察、不停的寻找和追索，在叙述上也比以往从容了”[5]。从题材到叙事，“新移民文学”都展现出有别于以往的精神风貌。 《丛林下的冰河》被视为“新移民文学”的一个新开端。“我”往返于故国与他乡之间，作为一个生命实体在物质与精神的两重世界中游弋，这体现了作者在理想与现实的山峰与波谷之间，在东西方文化两大山脉之间，略带乡愁与伤感、满怀自省与失望重新建构精神家园的体悟与感伤。这种站在人的立场上对文化精神的理解具有超越的意义。在叙事上，作者借用亨利·詹姆斯《丛林中的猛兽》的主人公约翰·马切尔对未来的不可预测性和恐惧感作为贯穿小说始终的象征，通过对“我”在美国与大陆两个不同的时空状态中的交叉描写，将小说切割成两条并行交叉的发展线索，表现了对现代寓言的无望追寻。 20世纪90年代是海外“新移民文学”向纵深发展的繁荣期，呈现出一派“世纪末的华丽”的景象。无论从生活积累的广度和意义开掘的深度，还是从文学精神的觉醒和升华上衡量，海外“新移民文学”都真正开始展现出成熟的个性和艺术魅力。 严歌苓便是其中一位让人无法忽略的作家。对人性深处的探幽索微，使她的作品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魅力。严歌苓善于表现“边缘人的人生”，尤其是边缘人最隐秘的人性世界，即在异质文化碰撞中的人性冲突。她的短篇小说《少女小渔》以少女小渔为出国搞了一个假结婚把戏为故事背景，着力展现了小渔纯真、善良的天性以及意大利裔老头在小渔的感化下所生发出来的人性善良的一面，这种人性的美好超越了肤色与国界，是冰冷的物质世界中人类不可或缺的温情。《海那边》则把一个通俗故事写得充满了神秘感。脑子残疾、四肢健全的泡执着的人性本能遭到了世人的漠视和老板的一再压抑，偷渡客编了个“海那边”有个姑娘在等他的神话为他建造爱情的乌托邦。李迈克深知这个虚幻的梦对泡来说重于生命，所以他宁肯被驱逐出境也不愿粉碎泡的白日痴梦。在具有东方式侠肝义胆的李迈克身上，我们感悟到他对正当人性的理解、尊重和捍卫的伟大情怀。严歌苓的作品，以其对人性层面的深切关怀和细腻而敏感的艺术展示，超越了当时流行的那种纯粹沉湎于为生存而生存的书写模式，呈现出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严力的作品则抛开了“新移民文学”通常所具有的“中国情结”和身为“边缘人”的苦闷和伤感，他感兴趣的是不同生存空间和文化背景中的人所拥有的共同性，即人性本原。为了探明人性的本原，他无情地穿透了覆盖在上面的层层堆积。在他笔下，一些貌似荒诞的故事，却蕴涵了深刻的命题。在《敌人——一个爱情的故事》中，作者引申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生活中存在着许多形式不同的集中营，爱情只是其中的一种，它不因民族、地域和国家的不同而有例外；而《血液的行为》则揭示了这样一个主题：发生在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人性异化，有着某种相同的宿命。阶级性对人性的异化，正如金钱对人性的异化，其实质是一样的，人类注定逃脱不了被异化的命运。 叶凯蒂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构想时说：“有关出国在外的人们的故事很多，有写自己的，有写他人的，一个讲得圆满的故事很可能成为神话。怎样才能打破故事本身要求圆满、要求统一的内在倾向呢？我便试图以点状的小情节连成故事，来给读者留出更大的空间，使读者能有更多的自己解释的可能性，从而也给隐藏着的其他的相对的故事一点生存的机会。这可以说是我小说创作方法上的主要动机。”[6]她的《蓝土地，远行者》就是这种创作思维的实践。她的作品全然摆脱了某些“新移民文学”的流行模式，也超越了对新移民挣扎求生的线性叙写，而将目光凝聚于“远行者”渐行渐远过程中精神方面的冲突，集中表现了他们面对全新环境时的心理感受和无法自持的、时时出现的对于故土的回忆。作品以其结构的隐喻形式，叙说着新—代移民斑驳陆离、变换无定的心理现实。这种借“结构”叙写心态的独特排列组合结构形式引起了我们的特别关注。 3 东西方文化的结合与交融 自加拿大交际媒体学家M. Mcluhan在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中首次提出“地球村”以来，人们认识到了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时空不再能隔离或保护哪一个国家或群体，不同社会与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个千变万化、日新月异的国际环境中必须交流，必须互相依赖。中国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在谈到中外文化交流问题时则指出：“这种交流只能是相互渗透，不能以一个代替另一个，不能以中国文化代替西欧、北美、日本的文化，反过来，也不能以西欧、北美、日本的文化代替中国文化。这种代替是不可能的。”[7]异文化的不能互相取代，注定了他们要共存或在冲突中融合并催生新质文化。因此.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能带来相应的文化全球化或者文化一体化。相反，文化多极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也有与之相同意思的表达：“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在这里，文化、民族、语言、真理、神、风光等等，有如橡树与石松，花朵、枝条与树叶，从盛开又到衰老，——但是没有衰老的‘人类’。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自我表现的新的可能，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老，永不复返。”[8] 在这里，他着力强调的是文化这一观念本身就是建立在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同的前提之上的。在当今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文化的一元化和一体化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世界性的移民浪潮，则使得文化的多极成分越来越重。这种文化的多元化趋向，为“新移民文学”摆脱边缘地位提供了理论支持。 到异国寻求别样人生的新移民们在获得了在异样文化环境中重新选择生存方式的自由时，也拥有了一般国人所缺乏的用另一种文化的眼光返视故国的机会。他们站在东西两种文化乃至两个世界相互碰撞交融的结合点上，以跨文化的视角和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世界公民意识，描摹国人在异域从“文化休克”到艰难调适进而走向文化认同以至超越的精神嬗变，发掘他们在不同文化环境中潜滋暗长的乡愁、孤独、焦虑等人类深层文化心理，透射出前卫的世界意识或者说全球意识。 与国内作家相比，“新移民文学”作家对中外文化的解读和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使他们的作品在程度和范围上获取提升与超越成了极大的可能。他们对生命深邃隽永的感知，对东西方文化情愫的缠绵与放达，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思辨，对岁月沧桑的叹息，是海内外文坛永远熠熠生辉的艺术瑰宝。 新移民带着母国文化的基因在异质文化氛围中生活的经历，决定了他们熟悉东西方文化，这种多元化特征足以克服狭隘的种族优越和文化优越，充当调和东西文明冲突的平台；他们在发达国家生活的辉煌经验，在落后国家遭受欺负的痛苦经历，使他们能够在南北矛盾中扮演着沟通对话的角色；他们超越了民族与国家的传统认同和束缚，寻求公义平等理想的实现，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在新的全球化运动中，肤色不再是权威的象征，新华人必须义无反顾地从边缘走向主流[9]。我们新移民文学作家面临的课题是如何追踪新移民主流的心灵演变，表现他们最具共性的人生经验。新移民作家只有摆脱自我文化之根的桎梏，走进西方文化的深层，才能真正地在东西文化的交合超越中找到心灵的支点，建构新的文化人格。 【参考文献】 [1]陈瑞琳.风景这边独好[J].华文文学，2003，(1). [2]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刘观德.平民的遗憾[N].文汇报(沪)，1993-04-04. [4]于仁秋.留学生文学座谈会纪要[J].小说界，1989，(1). [5]江曾培.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当代小说欧美卷(序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6]叶凯蒂.蓝土地，远行者篇首小引[J].小说界，1996，(1). [7]周谷城.论中西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1988. [8]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齐世荣，田农，林传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9]施建伟.从边缘走向主流[J].华文文学，2003，(1). 原载：河南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3 原载：河南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