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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整个童年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度过。那时所有的工厂都在造武器，物质匮乏，孩子们没有玩具，所以我在八九岁的年纪，已开始阅读一般的文学书籍，虽然因知识有限，字也认不全，却读兴高昂，乐此不疲，阅读就是我的最好玩具。读多了就想写，从初中阶段就开始作作家梦。 1949年随父母到台湾时，我是高中学生，作家梦越发炽热，当时台湾的一切都在开始起步，包括文学。几家有限的报纸副刊，全是前辈知名作家的作品，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文坛渊源的青少年，看不见什么出头的希望。结果我并没有走上文学之路。我是一个有完整专业训练的，领有执照的美术设计师，在欧洲做过一些年的美术设计工作。做得相当得心应手，还得过奖，收入也很丰厚。但是我做得并不快乐。原因是忘不了文学，想从事文学创作的心仍然活跃。 那时的欧洲华人数目极少，既无中文报纸，也无处买中文书籍，要看中文的书报杂志，全靠台湾寄来。一些有关华人社会的资料，全凭相识者之间互为传诵。在台湾寄来的报纸刊物中，我知道一些有关海峡两岸的消息，譬如大陆紧闭门户，与外界不相往来。台湾开始建设水坝和公路，期待经济起飞。在此同时，美国的台湾留学生中，已有人以海外华人为题材写小说。写留学生活的甘苦，语言和课业的问题，亲情、婚姻方面的挫折与无奈，思乡，经济艰困等等，都是小说题材的主轴。由于那时出国太难，电视和计算机也还没出世，海外作家的现身说法，无异是供给国内读者的一个窗口，由此能够窥视台湾外面的世界。所以这类作品非常受到欢迎，海外作家亦愈来愈多，造成一时的文学创作潮流，被称作为“留学生文艺”。“留学生文学”是后来的名称。 那时的台湾青年最大的梦想是到美国留学，到欧洲去的是少之又少，因此所谓“留学生文艺”，其实就是台湾到美国的留学生，写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当“留学生文艺”在美国和台湾，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欧洲还是华文文学的沙漠。除了一个叫王镇国的比利时留学生，常常在台湾的报章杂志上，发表一些描写海外生活的散文外，另外的只有我，因旅行的国家不少，把所见所闻写成游记，寄给台北《自由谈》杂志去发表。倒也还受读者喜爱，总计约写了二十万字。唯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游记不够成熟，也算不得文学，便从未有付诸出版的打算。 那时的欧洲不但没有华文文学，一般欧洲人对中国语言亦兴趣缺乏，态度冷漠。譬如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汉学系只有一个学生。德国、法国、英国的几个大学的汉学系也仅有三两个学生。值得一提的是，在60年代之前——应该称做“华文文学的石器时代”的时候，德国就有一位传教士出身的汉学家，翻译了数本中国的经典作品：《易经》、《孙子兵法》、《水浒传》等。据说译得甚好。 欧洲华人社会在生态上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是近三十多年的事。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台湾的注意力也不再只集中美国，两岸都有大批的留学生涌向欧洲。其它方面的交往，譬如经贸、科技、艺术和文化方面，也渐渐地有了接触。对欧洲人来说，中国不再只是地理上的名词，而是与之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实体。而欧洲各国华人数目都大量增加，华侨社会的结构，也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变化中的新侨社里，知识分子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中有爱好文学、以写作为专职的，因此欧洲的华文文学，便自然而然地诞生了。 今天的欧洲，据说华裔居民已近两百万，其间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中南半岛。他们中很多受过华文教育，亦有人能用华文创作。与台湾和大陆出来的作家们相互呼应，便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欧洲华文文学的作家群。 由于欧洲的幅员广大，各人住得分散，加之在异乡生存不易，都要为生活奋斗、忙碌，这些华文作家很难有机缘相识。真实的情况是，每个人在自己的居住圈，繁忙工作之余，偷闲默默耕耘，写出汹涌在胸怀中的感情、感想、感觉，和对人生的期许与兴叹。这个写作的族群，是孤绝而寂寞的。 有鉴于此，我早就有心组织一个文学会社，让这些各自孤独耕耘的人，有以文会友、相互切磋的机会。“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在经过我一年的努力摸索之下，终于于1991年3月在巴黎成立，至今已十五六年，成长迅速，培植了一些新作家，不断地与当地的主流文化团体，或大学的汉学研究部门，合作举办活动。会员来自19个国家，掌握了13种语言。如今的欧洲华文文学，已进入成熟、稳定阶段，会员里有名家亦有新秀，前景一片光明。 其实，欧洲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和影响，远远超过当时的其它地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一批与欧洲渊源甚深的作家，如徐志摩、老舍、林徽因、苏雪林、凌叔华、巴金、戴望舒、许地山等等，是活跃于中国文坛，表现得最杰出的一群。他们的思维方向和创作笔触，多少都受到欧洲的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影响。可惜的是，他们虽然把欧洲的文风带回到中国的大地上，却不曾在欧洲洒下中国文学——也就是今天所称的“海外华文文学”的种子。这里应该一提的是，当时有一群留欧的中国青年，特别是在法国攻读文法或艺术科的学生，如张道藩、徐悲鸿、谢寿康、邵洵美、蒋碧微、郭有守等人，极想趁着在欧洲的时机，向西方人引介一些中华文化的概念。他们成立了一个文艺团体，名叫“天狗社”，每个月出版一次手抄的单张报，内容全是刚刚萌芽的白话体的文学创作。有新诗、散文、杂文和艺术评论。虽然是由留法学生主办，也寄往英、德等国，那儿的留学生也热心地寄文稿来。“天狗社”很是活跃了几年，可惜后来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天狗社”的一切也随之终止。 “天狗社”之后，也曾断断续续的，有人想成立文学组织。但七十年来终未成为现实。“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在巴黎成立时，台下有女会友感慨落泪。我是欧华作协的首任会长，从上任起就培植接班人才，以期这个会能永远继续下去，为中华文化在欧洲作点什么。如今欧华作协已上轨道，应该可以一直平稳地走下去。 中国语文和华文文学，对今天的欧洲人来说，已经不再陌生。一些大学的汉学系报名学习者众多，多到甚至要严格筛选或在学习过程中淘汰。在某些国家，譬如法国、德国、瑞典等国的中学里亦设有中文课程，供学生自由学习，算做课外活动的一种。这对旅欧的华文工作者是极大的鼓励。我们设想着可能有那样的一天，欧洲不仅有黄发碧眼的华文文学的读者，也有一批作者。事实上现今的欧华作协就有三位纯粹土生土长的欧洲籍会员。 欧洲华文作协成立之后，紧接着，北美、南美、澳洲、非洲、各地区的写作朋友们，也纷纷地成立了洲际性的组织。至于亚洲，因为华裔数目太多，整个情况特殊，名为“亚洲华文作家协会”的组织是早就存在了。以上这些所有的各地区的作协合起来，就是“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世华成立于1992年，我是参与筹备的原始会员之一，并担任过七年副会长。如今世华共有一百多个分会，会员总数近三千人。但这并不包括所有的海外华文作家，这个组织之外的写作人，数目也很可观。 说到此处，我们已可清楚地看出，并不居住在母国，但依然用中文写作的作家群，数目是如何地庞大。分布的面积是如何地广，已经发展到不是“留学生文学”或“中国的流放文学”之类的名称可以涵盖的了。她已经成为“文学地球村中”的一种新品类，被统称为“华文文学”。今天的整个世界之上，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文文学，甚至有的与中国并无任何关连的国家，譬如新加坡。更明白一些地说，用中国语言创作出的文学作品，已经超越国境，把各个区域不同文风的，各类华文文学融于一体，汇聚成为一股强大的文学脉流，将成为未来世界文学的一种。 在这群庞大的海外作家群中，专业作家的比例很小。他们之中有艺术家、公教人员、商人或家庭主妇。但不论从事的是什么职业，真正热爱也愿为之奉献的都是文学创作。这群分布在海外各地的华文作家，有两个共同点：其一是都有完整的中华文化背景。再就是因为长居国外，多少受到一些住在国文化特色的熏陶。以致他们的思想和生活面，既不同于母国的本土作家，也不同于侨居国的作家。他们具有一种揉和了中国儒家思想，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质，他们更习惯以这两种特质的混合观点来看人生，看世界。 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负作用，诸如因徘徊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对伦理观念和个人自由方面认解的差距所引起的矛盾、苦闷、和内心的冲突。但相对的，正因为两种文化有所差距，使其互容互谅，截长补短，去芜存精，产生一种新精神的可能性更大，这种新的文化，应该称之谓“移民文化”或“移民精神”。这种新文化，恰好是我们这些长居海外的华文作家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题材和灵感来源。 文学即人学，文学作品的内容离不开时代和社会，今天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题材，与六七十年代的“留学生文学”的题材完全迥异。他们很少写因身在异乡所产生的无奈和落寞，或新土与旧土之间认同的犹疑与抉择。今天的海外华文文学，是非常全面性的，一种落地生根的，属于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学。这种转变说明了一个现象，就是曾经风糜一时的“留学生文学”，并没因为大环境的变迁而被淘汰，相反的，它又回到新的起跑点，做番整顿，走上更宽广的道路。 六七十年代海外作家的文章，鲜少出现大陆出来的人物。而今天，大陆的新移民每天在增加，据统计，纽约的华裔移民70%来自中国大陆。侨社的结构整个改变。大陆出来的作家，数目比台湾的多，海外就地出版的报章杂志琳琅满目，其中多设有文艺园地。以前海外作家的作品，不寄到台湾、香港或大陆就无处发表，现在则不然，作者可以在当地发表作品。为文的内容亦无那么重的悲情与乡愁，着眼处固然脱不了个人生活小圈子中的喜怒哀乐，更多的题材是取自整个华人世界里的种种现象，譬如下一代的教育，华人与住在国主流社会的关系，华裔老龄生存的问题，甚至移民的心理问题，都是海外华文文学主题的新焦点。 从60年代走到今天，海外华文文坛变化甚大，三十多年前的海外华文文学具代表性的写作主力，多半已经停笔，就是写，也是偶尔为之。在这里我引用一段2004年7月16日《中国图书商报》上面的文章，内容如此：台湾作家与内地读者“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始于1980年代初期一批旅居海外的台湾作家如聂华苓、于梨华、赵淑侠、陈若曦被相继介绍到内地他们充盈着思乡之愁和艺术之美的文学作品为经历了长时间封闭和禁锢的内地文坛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犹如一片神奇的新内地，深深吸引了从文坛宿耄到普通读者的热切的目光。作为内地最早引进台湾作家作品的出版人之一，现任南海出版公司副总编辑的张桐，在回忆起当年台湾作品在首次进入内地引发巨大的轰动效应时依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说：“当年台湾作家在内地的盛况真真可以用‘相见恨晚’来形容。” 然而事隔三十几年，文坛风云又是另番情景。我这里再念一段大陆留美的评论家陈瑞琳的话：“世纪之初，由海内外联手合编的一部《名家散文精选》，开篇是说选录了20世纪50年代至今来美定居的华文作家的散文作品。打开目录，与国内出版界所出版的无数海外作品集一样，所收集的作家依旧是以白先勇、陈若曦、聂华苓、琦君、王鼎钧、于梨华、赵淑侠等为主，虽然间或也选录了一批像喻丽清、纪弦、简宛、非马、蓬丹、晓亚、吴玲瑶、程宝林、张攘、戴文彩等中生代作家的作品，但看得出，编选者基本上还是沿袭着多年来固有的台湾背景海外作家群的架构，而没有作出任何突破性的开拓。”她还说：“这些早年成名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近十年来没有甚么创作。唯一仍在写的是于梨华，可是她已不是主流了。” 从以上这两段话可以看出，海外华文文学的生态在变。事实上一种文学型式走了四十年，不可能没有变化。今天的海外华文文学的写作主力已换了另一批人是实情，而以前为华文文学开疆拓土的老将，仍受到尊敬也是实情。我认为这种情形是非常健康，也非常有建设性的。我这样想，因为我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看法比较宏观，我看的是整体，并不去分哪个作家来自大陆或是台湾。今天的海外文坛，作家群在不断成长，人众笔多，是一股强大的文学洪流。这个现象，是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更明白地说，今天的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国文学越过国境，板块被冲散后的重新组合，是世界性的一种新文类。我们希望她发展得更壮大，立足点更稳固，不必去计较枝节问题。更不必着眼于谁来自台湾，谁来自大陆。我们应该让走出国境的，用中文创作的文学，像一只蜕变后的美丽蝴蝶，扇着多彩的翅膀任意翩飞，没有界限。 海外华人称自己所寄身的社会为“侨社”，侨社文化是中华文化在20世纪下半段所衍生出的。她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支流，与母体文化脉脉相连。由这个脉流产生出的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延长与新篇。海外华文文学走到这一步，发展得如此宽阔、广义，代表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一是对内，也就是对我们中华文化本身的。其二是对外，也就是对全个世界，对人类文化整体的。 先说对中华文化本身的。前面提过：海外华文文学的成长，表示用中国语文创作的文学已经跨越国界，越走越远，枝干纵横。但千流万脉总有原始的源头。如果我们顺着当前“海外华文文学”，从荒凉的初期到今天，从时空上的强度和广度，做番整体的回顾与分析的话，便会清楚地看出来。一切的，各型各式的海外华文文学都是子，中国文学是母，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国文学繁殖出的后代，两者是母子关系。海外华文文学纵然不能直接称为中国文学，但归于中国文学史是名正言顺的。 西方有句名言：“移民便是文化的扩张”。我不想亦不敢说如此具侵略性的话，可是真正的情形确实是如此的。20世纪的下半期，中华文化随着中国国情的变动，呈现全面性的向外扩张。这应该是非常可喜的现象。要认识一个民族，首先要认识她的文化。中华民族，一向被西方视为古老、神秘、落后，我们有必要把自己介绍出去。这种文化移植，蜕变后的，由中国文学衍生出的华文文学易地生根，对整个的中华文化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以上的一段，说的是海外华文文学发展至今，对我们本身的意义。现在再说对外，也就是对人类文化整体性的影响。 目前有一批用华文从事文化工作的东西方学者，呼吁要建立“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或“文化的地球村”。譬如印度裔的德国哲学教授Ram Adhar Mall就提出文化交叠论[Kultur Uebelappungen]。主张在不同的、或多种的文化之间，寻求一个共同的交叠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创造出一种客观的、放诸四海皆准的思想和行为及道德模式。 另有奥地利籍的哲学教授Franz Wimmer，所提创的“多元对话”概念。他主张各类文化都要敞开心胸，真诚而理性地接纳他种文化，共创人类文化中的客观真理。总之，这些西方的思想家都意识到，在今天的地球上，一种文化的发展，仅靠自身的文化背景是不够完备的。要进步完美必得吸取多元文化，至少是不能忽视他种文化。在这样的时代潮流的需求下，海外华文文学的蓬勃发展，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地做了贡献。 道理已经摆得很明白，所谓文化交叠和多元对话，追求的都是文化交融。事实上，文化交融的现象早就存在了。譬如美国的文化是由欧洲文化演变出来的。但是欧洲文化是来自何处呢？当我们仔细探索的时候便会发现，欧洲的文化思想，并非全奠基于欧洲本土。根据欧洲学者的考据，是源自小亚西亚。像度量衡、炼金术、字母、战争用谋略，都不是欧洲本身的产物。 我曾到河南新郑去看古物，看到墓葬中挖出的七孔笛。笛子是用驼鸟的腿骨做的。七孔精准五音俱全，外貌和制造原理，与今天的笛子极为相似。但那是七八千年以前的东西，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乐器，能说现代西方乐器中的笛子与那无关吗？所以说，文化交融是早已存在的现象，可惜的是中间停顿了许多年。而今天，全球各处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和思想家，已看出了21世纪的文化走势，是趋向于交流与融合，是寻求人类的共同的文化精华的交聚点，俾使不同族群之间更了解，更能包容，让世界更能美好和平，都能享受到最丰富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生活空间。今天的人类文明，已不习惯于以前的闭关自守，或在小环境里过日子。人与人，国与国之间，都喜欢去认识自身以外的事物。 在此我要谈一点对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看法。欧美各国，大陆，台湾，港澳各地的学者，都认识到海外华文文学的远大前景和重要性，也都在从事研究。但是我要非常诚恳地赞美一句：中国大陆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无论是深度，广度，公平度，都远远地超过其它地区。譬如大陆各省的社会科学院和很多的大学里都设有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整个学术界投下这样大的人力物力，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相较于有的地区，至今还由几个个人，循着几十年前的观念来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情形，实在进步太多。 汕头大学有位陈贤茂教授，他在1999年就带领着一个班子，用好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两百几十万字的《海外华文文学史》。这自然是文学史上的浩大工程，而且也被公认，这是为海外华文文学写史的最全面的一部。在海外，谈《海外华文文学》时，常常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这本巨著。 最后谈一点我个人的创作路程。到目前为止大概出版过三十余本书，写长短篇小说也写散文，是大家都看到的。我长期在欧洲，能说德语，出过三本德语翻译小说：《梦痕》《悲翠戒指》和《我们的歌》。《赛金花》也翻译过，因译得不好没有出版。我也曾经是几个西方文学社团的成员，譬如是瑞士作家协会、笔会、和德国作家协会的会员。 坦白地说，我的文学路，生命和生活的路，走得相当地颠簸崎岖费力，算不得很顺畅。1974年开始，我停止美术设计师的工作，成为专职作家，其实更专职的事是家庭主妇、母亲。那时我的孩子还很小，所以日子过得辛苦已极，通常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每天清晨五点起床，喝杯咖啡就埋头大写，白天要管孩子料理家务，晚上家人睡了再写到深夜。那样的日子过了十几年，接下来慢慢地放松下来。最近十年几乎没写。曾经得过两个小说奖。长篇小说《赛金花》及《落第》被拍成电视连续剧。近年来德语国家的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很流行以《赵淑侠及其作品》做为博士论文的题目。 中国大陆上早在十多年前就有学者专门研究我的著作，专门的评传有两本，一本是吉林大学教授，在他的女作家传记丛书中的《海外文星——赵淑侠的路》，另外一本是以前汕头大学海外华文研究所刘俊峰所写的《赵淑侠的文学世界》。两本书都是二十万字。此外个别的评论文章中也很多提到赵淑侠，一般认为“赵淑侠的文风自成一格”，“从头到尾就没有小女人心态”，还说“她的小说让人看头猜不到结尾”。陈贤茂教授在《海外华文文学史》上说：《我们的歌》的出现，标志着旧的留学生文学的终结，也标志着新的留学生文学的形成。对他的这个说法，我愿意很不避嫌地，勇敢地承当。因为我的小说中主人翁的苦闷，不是漂泊，无根，或是因为经济困难，失恋失婚，念不出学位等等以前的留学生文学讨论的题材。我的那些主人翁的苦闷，很多是因为身在异国报效无门，加上知识分子的良知对时代的责任感，而产生的压力和沉重。在我的小说《我们的歌》出现之前，仿佛确实没人写过这类题材。我也不是在所谓的“主题先行”，这确是我真正的感情。我没那么重的漂泊和无根之感，是因为我从没把自己和我的根，也就是我的生身民族分开过。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我的立足点也很稳固。 原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74 原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