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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香港这座流光溢彩的商业都市，文学在天桥高楼的拥挤中显得不那么起眼，正如《香港文学》总编辑陶然在《香港文学选集系列》序言中所指出：“在香港，文学从来就不曾占据中心位置，近些年更愈趋边缘化。”在这里，边缘对于香港文学至关重要，甚至决定了香港文学的发展趋势。它不仅仅是一种位置，更是一种状态。实际上，边缘性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从《斐多篇》的苏格拉底对话到波特莱尔的《窗户》，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到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到卡夫卡的《变形记》，无不表达了对边缘性思维、边缘性心理、边缘性想像的思考。边缘因为远离中心而具有独特的状态。它当然是一种疏离、分散，但也同时意味着一种自由、开放。而表现人类生存处境和生命体验的文学，一旦处于边缘位置，则更具特殊意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边缘处写作、在边缘处叙述，对于作家最大限度地释放自己的想像力，以及随心所欲地营构属于自己的个人话语，无疑是十分有益的。”边缘化使香港文学具有了四面敞开的开放性质，拥有极大的包容性和接纳性，具体表现为创作主体的充盈、创作实践的丰富和文体创新的可能等方面，而这些特质同样深刻地体现在香港散文身上。 如果说香港文学的边缘化状态像涌动的暗夜，那么散文就是这暗夜里绽放的火焰，如火花般精彩上演。“在香港，散文已经成为最为兴盛和变化最大的文体──既受到各方面读者的喜爱，也在读者的欣赏要求与接受要求的驱动下呈现出多维发展的态势。”香港散文发展繁盛是有目共睹的，不仅结集成书发行广泛，而且许多报纸刊物都开辟专栏，可以说是香港文学的一支主力军。更重要的是，“散文没有一定格式，没有一定的框框，是各类文体中最自由的一种，写起来可以随心所欲，任笔所至，不受任何限制”，因此散文能充分渗透香港时空的方方面面，在纪实与虚构的游走间，在庞杂与幽微的碰触中，讲出一段段人生故事，沧桑浮华、世情百态莫不在它的曲调中缱绻。 当然，“香港散文”是一个太庞大的话题，跋涉历史长河，看取风云际会，决不是一篇短文就能成全的。而且，我深知仅凭单一选本来谈论一个地区某种文类发展的危险性。香港中文大学卢玮銮教授早在1988年所写的《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曾批评有人利用不能代表“香港散文的全部面貌”的两个选本，写出了《香港散文主潮漫评》。因此，这里我只以《香港文学》为例，蠡测香港近年来的散文发展状况，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我曾在拙作中指出：“进入90年代，香港散文的发展前景依然是框框杂文一家独秀”，这些主要发表在各报刊杂志上的散文作品，一方面，“展示出题材丰富多样、风格缤纷多彩、迅速反映现实生活的特征，香港的社会面貌在这些文章中展露无遗”；另一方面，却“由于篇幅所限，加上写得匆忙，在不少作品中也呈现对题材挖掘不深，忽略文字的推敲与结构的安排，因而有内容肤浅、文句多沙石、结构松散凌乱的弊病”。这是90年代的香港散文概观，而今当我们再次翻阅香港散文作品时，将发现这一景象得到了很大的改观。香港散文在主体队伍的壮大、题材范围的扩展、知识理论的把握和思想深度的挖掘、技巧修养的提高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发展进步，可以说，确实取得了璧华所期望的“更丰硕的散文的收获”。 这其中，创作队伍的壮大是最引人注目的，这实际上预示着创作主体的丰富。香港散文创作队伍的壮大首先体现在队伍域界范围的扩延、创作人员身份的丰富。香港从一个小小的渔村成长为一个国际性大都会，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从来都是光彩照人、风光旖旎的身姿，它的故事固然曲折生动，但言说者大多是本土作家，即使非土生土长，也不同程度上感染了香港这份独特的气质。从思果、卢玮銮、梁秉钧、西西、黄国彬、黄维樑，再到刘绍铭、李欧梵、董桥、陶杰……一长串的作家名单，或根生于斯，或从外而来，却大多在香港有过生活经历、生存感受，身处香港的“此在性”使他们的言说具有了确凿的把握，实实在在地呈现“香港经验”。而作为研究者，一直以来我们也正是凭着对这部分创作的确认来界定所谓“香港文学”的。但此次再看香港散文，却发现作家队伍发生了某些“质”的改变，那些传统“香港作家”当然还是香港散文的主力军，但生活在大陆、台湾、海外等地的不少作家学者却也堂而皇之地登上了香港散文的方舟。从大陆的杨绛、张洁、孙绍振、王安忆、舒婷、韩少功、赵丽宏、肖复兴、李辉，台湾的余光中、张晓风、陈义芝、席慕容、简媜、阿盛，再到海外的王鼎钧、聂华苓、白先勇、北岛、尤今、许福吉……都不算香港的“在者”，所书写的也并非都是香港的人事物象，却依然被归属于“散文香港”的范畴，乍看之下令人多少有些迷惘：香港文学难道不应该是香港本地的文学吗？但正如陶然在《香港文学选集系列·第二辑》的前言所指出的：“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文学》立足本土，面向海内外，我们力图扩阔视野，希望成为沟通世界华文文学的一道桥梁，这也正是我们不时推出以所在国家或地区为单元的华文作家作品展的原因。我们相信，文学没有疆界，香港作家的作品和其他地方华文作家的作品甚至外国作家的译文置放于同一个平台上，绝对有相互参考与促进的作用。”这段话已经很清晰地表明了《香港文学》的立场：立足本土，放眼天下。当然这个“天下”并非完全没有取舍，其主要指涉的还是“华文作家”这个主体范畴，并且还是以其文章在香港发表为确认旨归。我们知道，传播是指人类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认为，传播“是对一组告知性符号采取同一意向”，显然，这个定义强调了传播者与接受者对符号的共有性和共享性，以此观之，华文作家在香港地域，通过香港的媒介发表文章，并为香港读者所阅读接受，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那么其构成“香港文学”一分子的条件也就相应成立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香港散文”的作家名册上丰富起来，其他地域的华文作家纷纷加入队伍，使这支散文创作大军显得更加蓬勃有力。其次，创作队伍的壮大还体现在作家主体身份的多样化，诚如福建社科院南帆研究员指出的：“散文的自由削弱了写作的专业性，许多业余选手进入散文一试身手。”作家不再是专属的职业性质，大部分都是“业余”：高校教师、报刊编辑、节目主持人、“图画与文字的漫游者”……分属不同文化部门，却都能执笔为文，消除了职业作家的严谨约束，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审视人生浮华，反思历史现状，提供了不同的人生经验，增添了不少舒畅性情。 二 “作家作为创作活动的主体，其自身条件和思想感情制约着文学对生活的把握”，创作主体的丰富性将带来文学实践的丰富性，正是因为散文创作队伍的壮大，近年来《香港文学》散文的花苑才如此繁华绮丽。首先，不同地域作家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物态情境，散文内容不再局限于表现狭隘的本土区域，而是放开眼界，充分领略世界风景。从小出生在马来西亚的王润华，在《会走路的鱼》中为我们带来了大自然中一种生猛的鱼，透露出淳朴的野性气息和异族想像的神秘吊诡：“住在乡村的时候，下大雨，黄泥路往往形成溪流，有时会赫然看见生鱼在细流中，用它的强有力的长大的鳍左右摇摆地慢慢向前爬动。原来它是从附近一个水池企图前往另一个水塘或河流。我就不明白它如何知道附近有河流或湖泊，还是鱼在水中可以找到河川湖泊的地图？因此从小我就知道，生鱼是喜欢旅行的动物。”同样出生在马来西亚现居住于台湾的钟怡雯，兀自站在《田中央》，滋滋有味地介绍她的生活家居，那些混着猪舍、稻田和菜园气味的“不着边际的田野风光”和“写实主义式的浪漫”，相信应是都市化香港少有的风情。移居香港多年的汉闻带着惘惘怅然《怀想蕉风椰雨的日子》：“我的童少年生活，是在蕉风椰雨的南洋度过的。它如梦如烟，宛若一首歌，恰如一篇小说”。此外还有曾在欧洲六个国家居住过的北岛以舒缓文字倾心描绘的《他乡的天空》，“一个城市对于一个人，往往就是中心，不在于其地理位置重要与否”。来自中国大陆的孙绍振，一则寓言式的《猴子理论家的故事──献给内地公务员》，不改他幽默散文一贯诙谐调侃的语调，却着实闷声给那些“内地公务员”当头一棒。同样来自大陆的女诗人舒婷于琐碎烦扰的生活之流中《不忘露珠的寂静之味》： 不经意从一部日本畅销小说读到：“所谓风流，就是不忘露珠的寂静之味。”仿佛此时才觉得聚蚊如雷的市声，汹汹扰扰难以忍受，随即起来关窗。 …… 甚么都可以仿造，就连生命都可以原版克隆。但露水的寂静之味，却是无法模拟无法拼凑的。露珠的凝然和滴落，是日月精华，在荷之上在芝草之间，寂静暗香悠远。其幽秘其清凉其浓淡深浅，都不是眼睛可以企及、耳朵可以捕捉、嘴唇可以品尝的。 无独有偶，旅居英国多年的香港作家陶杰则在《异乡梦寻》中诉说同样的情怀： 独在异乡为异客，清冷最是无眠时。独居外国，思想最脆弱的是黎明前的四更时分。万籁俱寂，那种沉默的宁静有千年般的厚度，难怪早在二十年代，许多留学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抵受不住无边乡愁在孤寂中的来袭，像闻一多，只有在黑夜中擎起一枝民族意识的红烛，或者在斗室里伫候一声国富民强的惊雷。 在香港长大，香港的黑夜充满生命，廿四小时常开的超市店、卡拉OK、消夜食店，香港人以夜为昼，也以朝当夕。一座活力的城市，一座沸腾喷薄的色彩炼狱，人生甚么都不缺，唯独寂静。 没有经过寂寂长夜的煎熬，一颗灵魂不会成熟。我的早熟，是在遥远的异国的寂静中酝酿成的。把思想珍藏成一坛酒，深藏在黑夜的最底一层地窖，让它慢慢发酵成一种微醺欲醒的精纯。有一天，再把这坛酒拿出来，拔开木塞，才发现那一千多个金阳的日子都酿成了凉风翦翦的秋兴，在杜甫宿江边阁的意境，在稼轩更上层楼的高处，闻到的也不就正是千年遥呼的那么一缕玄香？人生最大的奢侈就是寂静，到你有所顿悟，你已开始步入中年了。 这些细细碎碎的文字，这些零零总总的片断，如同来自四面八方的溪水河流，共同汇入旖旎香江，融合成生动的香港故事，或平淡，或传奇，或戏谑、或惊险，都一一随着时空流传。在这里，香港仿佛一个灯光暧昧、音乐低旋的酒吧，汇聚着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嘬着各色酒饮，在氤氲的空气里互相吐露心事，“散文香港”端看的不再是香港小心小意的城与人，而是在这座城市中缠绕的各样故事。 也正是因为创作主体身份的丰富，使香港故事不是单色拼贴的枯燥无味，而是充满了异彩纷呈的跳跃灵动，“身份驳杂的业余选手让散文涌入了湿润的空气，智慧、儒雅、思辩、粗豪、悠远的玄思或者激烈的追问返回散文，他们甚至通过散文拷问命运，沉吟历史。”确实，散文天地因主体身份的自由而显得辽阔，这里有较为严肃的社会批判，如杜杜的《乞丐》、余非的《失落中的旅游文化》、淮远的《抗议游戏》；有敏感细腻的生命情愫，如韦娅的《诉说的风筝》、绿骑士的《童话薄扶林》、谢晓虹的《来潮》；有时兴的旅游随感，如孔慧怡的《沙士顿·张幼仪》、岑逸飞的《银河玉带与寒冰地狱》、也斯的《从柏林到海德堡》；有沧桑的历史回溯，如张五常的《惊回首，感慨话千年》、麦树坚的《千世贵族》；有文化随想，如西西的《怡红院的室内设计》、何福仁的《字里有人》、施友朋的《夜读偶拾两题》、董桥的《缪姑太的扇子》；有人物感怀，如也斯的《给方三的信》、梅子的《感悟生命的温润美好》、舒非的《乡下来的都市女孩──记黄燕萍》；有名人记传，如曾敏之的《傅雷与传统文化》、高洁的《蝶来，蝶不来》、朱蕊的《苏菲玛素的爱情》；还有许多俗世生活，人间情态，如王安忆的《上海的吃及其它》品匝上海风情，麦克的《粤语动物园》把味民间俗语，李欧梵的《烂漫余情人似玉》自述琴瑟深情，王鼎钧的《散文三题》拾掇生活琐碎感悟……题材之广阔、角度之新颖，让人不得不为之赞叹。 三 这几年香港散文不仅壮大了创作队伍、扩大了表现领域、丰富了取材视角，还在表现技巧上有了显著的提升。巴赫金指出：“狂欢式的亲昵、俯就以及粗鄙将摧毁文类的封闭壁垒，消除种种登记隔阂，重新扩展对话的网络。”而散文“拥有相似的功能。尽管散文未曾带来狂欢式的呼啸，但散文通过文类规则的内在销蚀摆脱了单向度聚焦点的控制”，可见散文这个“古典文学的正宗，有着灿烂辉煌的历史”的文类，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在形式上无定法，可以自由容纳创造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具有文体创新的可能。此刻在香港这个特殊的文化活动场域，“实用与多变，也许概括的还是香港性格的表象。兼容与流转，或者能更深入地表述复合意识空间下香港的都市性格与特征。”在这样环境下生长的散文，更易以极强大的生命力进行诸多变异的尝试，正如香港浸会大学林幸谦博士一再强调的“后散文”一样，香港散文在独白与对话、真实与虚构、取象与造境之间穿梭来回，凭着特有的弹性质地变幻摇曳，借此映照商业都市的光彩，探问人类灵魂。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也斯、西西等人发起那场小型“散文的后现代主义革命”的初步尝试，以及80年代香港专栏一批独特文化反思作品的持续探索，这时候的散文实验已经从“试”的阶段迈进了“行”的领域，开始以成熟圆融的姿态进行异质书写，以跳跃的音符演奏都市音响。不论是王良和混沌的意识流表情（《阳光下》），还是胡燕青用拼接方式演绎市民生活（《高街》），陈惠英以街头文化场景思考历史（《走出去·退回来》），梁璇筠跳跃的场景连接生命历程（《求生记事》），叶辉以日记纪游透露心事（《黄南镜器》）……这些各具深度的散文从不同意义上体现了香港这个繁华都市的生命思考，在虚拟和夸张，怪诞和变形的出离中“真实”地表达城市的欲望，潜入它躁动不安的灵魂深处。散文原就可以不受言说叙述身份或者意象设置的限制，现在将诗歌、小说、戏剧甚至电影手法挪借过来，更使其具有了灵活的意义，文本内涵更为丰富，意义指向更为深远，香港在散文的精彩表演中别具深味。 纵观近年来的香港散文，虽然不能说已经达到完善的地步，但确实拥有了发展的潜能，在探索中前进，在深入中发展，为香港谱写了一曲多声部合奏的经典交响。散文这个文类，因为其自由的文类性质、真率的文体风格而天生具备了开敞的心性，“杰出的散文应当是一个源于内在激情的呼告，一种惊心动魄的渴念，一种目光炯炯的警世之语，一种可以撼动基本生存方式的思想。”香港散文的发展经过了历史浪潮的涤荡，已经展现出比较成熟的发展姿态，出现了不少杰出的佳作，但面对香港这样华丽浮躁的商业性都市，声光电影的冲击带来了精神的困顿，散文在文体创新上具有越来越多的变化，却在精神探索和生命叩问上略显疲惫无力。作家们习惯于书写零星片断的随想感悟，少有真正沉潜灵魂的探求追寻，人、事、物、象常常浮于水面，只留下一圈圈微波涟漪，也许这也正是香港性格所造成的。但不论怎样，看到香港这么多年的文学实绩，有《香港文学》、《文学世纪》、《作家》、《香港作家》、《城市文艺》等刊物以及报纸副刊不倦地致力于香港文学土壤的开发，有那么多作家勤恳地在这片土地上耕耘，我们就有理由相信，香港散文将会获得更长足的发展，呈现更亮丽的风采。这一切都让人想到泰戈尔的那句话：“我的昼间之花，落下它那被遗忘的花瓣，在黄昏中，这花成熟为一颗记忆的金果。” （本文系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九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项目研究成果，基金编号：91100） 陶然主编：《〈香港文学〉散文选（2003年7月－2005年9月）》，香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10月版，前言。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49－1997）》（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83页。 王列耀：《宗教情结与华人文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245页、第233页。 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2页、第1页。 袁勇麟：《当代汉语散文流变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6月版，第107页、第108页、第108页。 转引自邵培仁：《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8月版，第288页。 王泉：《文学创作：走向文化诗学———评〈定势与超越：文学创作主体研究〉有感》，《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5年9月第5期。 转引自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8月版，第279页。 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8月版，第279页。 原载：《华文文学》2007年03期 原载：《华文文学》2007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