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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移民”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这与隐藏于“移民”事件背后的异质文化间隙与对抗情形密切相关，赛义德深刻地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移民的“离散”特性，他在《流亡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离散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Shirley Lim也在《移民与离散》一文中挑明了“离散”一词的意义。她认为，离散是指：“与自己的出生地的隔离状态被持续不断的与故土的联系所抵消。这使得漂泊的人们能够将自己的自我置放于具有亲缘的秩序之中。”目前，“离散”观念在移民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广为使用。陈瑞林借用“离散”观点来观照海外新移民作家，认为他们身处本土与异质文化矛盾的巨大漩涡中心，难以割舍的母体文化精神脐带覆盖在他们心灵最隐秘的深处，双重的离散空间，双重的经验书写，使他们产生出巨大的思考能量，从而在创作中形成更为广阔的艺术张力。而这正是所呈现的最可宝贵的精神特征。陈瑞林进一步探讨了加拿大新移民文学对“离散”的“超越”情形。应该说陈瑞林的观点在文学批评界与学术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欧美新移民文学的实际情形。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离散”话语只是对一种移民文化处境的描述，它不能解决其自身所产生的问题。对于新移民文学而言，作家并不一定需要超越所谓“离散”问题，而“离散”不一定就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文化状态，这其中的具体情形非常复杂。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华新移民文学出现了一些新的创作动态与倾向，如哈金、严歌苓等人的创作试图超越所谓“离散”的写作状态，以期形成一种新的与一般移民文学相区别的特质。在现在看来，究竟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超越”，其“超越”的代价如何，我们又如何看待？所有这些问题，似乎都很耐人寻味。 一 到目前为止，作为新移民文学中的一员，哈金的文学创作最引人争议，他也成为许多研究者眼中“新东方主义”或者“内置东方主义”的代表。哈金的作品主要有诗集《沉默的间歇》和《面对阴影》，短篇小说集《词海》、《在红旗下》、《新郎》、《光天化日》，长篇小说《池塘》、《等待》、《战废品》等。《池塘》主要描写一个业余画家和书法家邵宾的故事，涉及到中国官场的腐败问题。《等待》中主要人物的命运及其变化折射了“文革”时代体制的僵硬及其对普通人命运的伤害，孔林人格的两面性及其“被阉割”的性别特征，突出地表明了在那样的乱世中国里男性文化人格的结构性缺陷，以及自我反省的困境与艰难程度。《战废品》意在揭示战争状态下的人性与那个时代的人道主义问题。包含《光天化日》在内，哈金的许多小说在美国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凭心而论，《新郎》中的一些篇章如《主权》、《葬礼风云》、《春风又吹》等，就其思想意蕴来说也就很是一般，可见这些作品能在国外产生较大反响，应与美国人对中国当代文化的陌生感有关。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些作品，它们确实具有了丰富的整体性。这些近似于中国百姓日常经验的叙事，从整体上再现了“文革”时代中国社会的政治面目和普通国民的一般性格。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哈金的小说往往呈现出整体的平衡叙事的特点，这其实只是构成了其小说叙事的一种假象。在平衡叙事的整体框架中，有一些叙事部分（符号或事件）因为蕴含了叙事者（作者）的态度与立场而显得沉重、饱满，而更多的部分则是出于有效凸现叙事强点而出现的叙事弱化或者叙事变异。以《荒唐玩笑》为例，为了突出玩笑的荒诞性，小说中的两个农民在毛泽东逝世六年后而不知情，这明显有违常理。但是，倘若我们因此来嘲笑哈金的现实主义态度，就可能谬以千里了。哈金所遵循的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或者说他并没有严格遵循传统现实主义有关尺度。他以一种极其冷静的、现实主义的笔调，往往融合和凝聚了作家对现实社会的非现实理解。而这些非现实理解层面意义的实现，主要是为了强化现实主义批判的锋芒，以及作家自我的强大个性。 由此我们发现，哈金的创作有几点值得我们关注：其一是他主要以英文创作，并且以其为数不多的作品进入了主流的美国当代文学；其二是，尽管到目前为止，哈金的小说创作都是围绕过去的中国故事发生的，但对于他的母国中国及其传统的中国文化，哈金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留恋的态度，到目前为止，我们很难发现哈金的哪怕是在文化意义上的“乡愁”，恰恰相反，他的作品往往流露出一种极端的对于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实的批判态度。 二 严歌苓是美国新移民文学阵营中的多产作家。在移民美国之前，她就发表了《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等作品，1989年赴美以来，出版了《扶桑》、《小姨多鹤》、《花儿与少年》、《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等长篇小说，以及《女房东》、《美国故事》、《天浴》、《少女小渔》等多部短篇小说集。如果全面而系统地考察严歌苓出国前后的小说创作，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倾向，严歌苓在美国新移民文学中较早实现了“自由”写作的可能。 现在还有一些学者关注严歌苓在中西文化关系结构上的创作姿态，所谓“文化冲突”、“乡愁”的说法不时见诸报端；但我们认为，严歌苓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所谓“文化冲突”与“乡愁”问题。这里面似乎有深刻的矛盾，因为严歌苓一再强调自己的“文化”身份。她说，1989年移居美国后，她自己有了一种全新的感觉：“每天接触的东西都是新鲜的，都是刺激。即便遥想当年，因为有了地理、时间以及文化语言的距离，许多往事也显得新鲜奇异，有了一种发人省思的意义。侥幸我有这样远离故土的机会，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也好，慰藉也好，都在这种敏感中夸张了，都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于是便出来一个又一个小说。”她又曾指出，“移民也是最怀旧的人，怀旧使故国发生的一切往事，无论多狰狞，都显出一种特殊的情感价值。它使政治理想的斗争，无论多血腥，都成为遥远的一种氛围，一种特定的环境，有时荒诞，有时却很凄美。移民特定的存在改变了他和祖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少了些对政治的功罪追究，多了些对人性的了解。”尽管严歌苓一再强调自己对“中国”的敏感与执念，以及“间于两种文化之间我觉得自己挺不伦不类的”的文化焦虑。从表面上来看，其作品中总是写到中国移民在两种文化之间的困境，一个方面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难以割离，一个方面是对新的美国现代生活方式与行为准则的不能适应；其实，她小说的重心并不在此，并且小说中所存在的文化误读与文化冲突也未必真的如此。我们觉得还是应当从作品本身来看这个问题。严歌苓的许多作品，如《扶桑》、《少女小渔》，从内容上看是中外文化的对照问题，但其实这种文化关系只是皮相，是刻画人的背景，文本的重心还在于她对于人的世界的探寻，就如同她自己所说，“一个表面上体现文化冲突的故事，也许根底还在人性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严歌苓的《少女小渔》等作品被阐释者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层面的意义，有过度诠释之嫌。其实，这些作品与哈金的《光天化日》等作品在某些方面并无二致，哈金的作品因为他对政治意义上的“中国”的间离而获得了肆无忌惮的批判姿态，严歌苓的作品同样因为她在美国与中国之间找到了一种观察的高点并获取了一种“自由”的写作姿态而表现出冷静、繁富的笔致，他们的作品都是在对“人性”的观察中获得了自身的价值。由此可见，尽管与哈金的创作道路迥然不同，但其实他们两人都很难得地达到了一种少有的“自由”写作的境地。 三 也许，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严歌苓如何就获得了一种“自由”的写作姿态？ “自由”的写作姿态，其实是美华文学的集体梦想。在一次演讲中，汤亭亭谈到了“自由”写作的问题。她说：“世界华人文学作为一种有色人种的文学，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共同点来确定世界华人文学的感觉。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美学上有一个共同点。”“美学就是自由。在我看来，全世界的华人文学会有一种美学上的自由。”在另一个场合，汤亭亭还说到，“我希望我的写作暗示一个能够聚集一切———神话的过去和现代的、科学的现在———的自由的、复杂的文学形式”。由此可见，所谓的“自由”写作，就是要能够自由地出入于中西文化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间离”地带，择取资源并自由表达，对国家、民族、乡土的表现固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却不必执念。汤亭亭关于文学自由与美学自由的观点，虽然是对她自己的小说创作的一种总结与揭示，但也可以认为是对美国华人文学创的一种思考与期待。如果一种移民文学能够在文学与美学上达到一种自由的姿态，实现多种文化的融和与共生，自然就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严歌苓在当下的写作状态似乎比较接近汤亭亭的描述。在一次访谈中被问及对中美的从属关系时，严歌苓曾经指出：“我不想从属，永远保持这种状态……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我的写作可以不必考虑任何后果，因为我本来就不属于那里的主流社会。”她说理想的生活状态是在国外呆一个月，在国内呆两个月，不断走来走去。由此，她主动把自己定义为一个中国作家，她说：“我就是一个作家吧，应该说是一个中国作家吧。”在另一方面，尽管她“绝不喜欢美国的政治”，但还是喜欢一种“美国精神”。她说：“到美国就特别想有一个理想的环境，纽约就比较合适。到了纽约你马上就醒了，进入美国精神了。这个美国精神马上你就觉得，噢，原来我是喜欢美国的！因为我喜欢的就是这样一个美国精神，它是一种文化里带出来的。”归结起来，严歌苓的基本态度是，对美国文化持较为肯定的态度，对美国能否容纳自己持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对于与中国的距离问题，严歌苓则采取不断返乡的行为来加以克服。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严歌苓与哈金对美国文化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不过，哈金以对母族文化的“叛逆”姿态趋向美国文化，而严歌苓在一定程度上认可美国文化的同时，对于自己的文化处境持一种较为清醒的态度，因而保持了对中国文化的亲密接触。 如果用赛义德的“离散”话语来考察哈金及其创作，我们发现他是以一种极端的决绝的态度否定了“中国故事”中的“现实”，而有关它的“历史”也往往变得残缺，换言之，尽管“中国故事”构成了哈金的写作资源，但他与这个“中国”是渐行渐远了。严歌苓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写作立场，虽然她的笔触偶尔会涉及到美国社会与人，但她又以一种不断返回的姿态贴近“中国”。在我看来，“离散”对她而言已经变成一个较为虚无的话题。严歌苓新近出版了英文小说《赴宴者》等，为什么她还是要从事英文创作呢？还是因为她的“自由”的写作姿态，这种姿态给了她极大的信心，并使得她能够自由地出入于中西文化之间，没有那些历史的负累，没有那些文化的纠缠，没有患得患失的精神焦虑。 由此我们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华新移民作家正在发生一种文化的“蜕变”，这种蜕变的目的是克服“离散”带给他们的生存与写作的双重焦虑，而新移民作家则以“选择”实现对“离散”的超越，可以称之为“选择性超越”。在走向“自由”的过程中，选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四 在选择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首先是时空距离的变异。严歌苓每年多次回乡，她甚至希望能够每年在美国住一个月，然后回中国呆两个月。现代交通条件的便利与通讯设施的便捷，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其次是家园意识的放逐。地球日渐成为一个全球村。对某一个特定的“家园”或者“文化原点”的固守越来越失去守护的积极性，尤其是像严歌苓这样对“文革”之伤久久不能愈合的中国人来讲，去国并非是一个艰难无比的选择，回家亦不必有悲喜两重天的伤感。中国国内的移民就是如此，一个北方人，常年在南方打工，可能他返家的机会要比严歌苓返国的机会更少。如果衣食无忧，心情闲适，家园的意识就会日渐淡薄。这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来自台湾的留学生文学群体之情形完全不同，那时候由于文化交融的不足，中美关系的不谐，背井离乡的无奈，生存困境的高压，这些都使得白先勇等辈作家悲忧愁苦，家国之恨、离别之情、无常之苦，都让人悲从中来，不可遏止。所以那个时代的作家，都离不开“感伤”、“悲悯”的标签。但是，现在由于环境的巨大变化，最主要是因为20 世纪90年代以来东西方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即使是白先勇这样的“纽约客”，也终于释怀了，又何来“感伤”之“心理机制”？ 无论如何，全球化都是一个最大的因素。在全球化语境中，“离散”话语已经日渐失去其文学批评功能的有效性。文化根性只有在文化冲突中才能显性存在，但90年代以来的新移民文学的写作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正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结果和一种表现。全球化消弭了两种文化之间的距离，使得文化认同与文化转换不再是一种坚硬的难以克服的问题，恰恰相反，当严歌苓对外界宣称对一种“美国精神”的喜欢时，我们看到了20 世纪90年代以来中西文化对话结构新阶段上中国人的崭新姿态。其实，严歌苓的这种自由与超越的写作姿态，已经更多地出现在美华新移民文学群体中间。刘荒田近来的创作倾向就很值得我们关注，他在生存与写作的双重焦虑中找到了中国文化的信念，这使得他获得了相对宁静、自由的写作姿态。到目前为止，他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当然并不完全是精品，但却显示出一个思考者的睿智与写作前景。刘荒田曾经是一个伤感的“乡愁”诗人，但是他的“假洋鬼子”系列却暴露出他对美国文化的“超然”态度，而他的《听雨密西西比》集中的许多散文，带给人一种淳厚、宁静的生命情怀。让人疑惑的是，他既没有像哈金那样在美国文学界一炮打响的取得成功的激励，也没有严歌苓那样殷实的家庭收入与良好的创作环境，那么他是如何获取这样一种“自由”、“宁静”的生命情怀呢？我们觉得，只能在当下的全球文化语境之中才有可能获得答案，正是全球化与文化联系的日常经验，使得他也获得了这样的超然的、自由的写作立场，并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获得一种“宁静”的心态。 五 作为超越的代价，我们正在告别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本来是移民题中应有之义，“乡愁”则是移民文学中最动人的素质，但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一种新的局面了。无论如何，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着“边缘人”的角色，但是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作家群与八九十年代的新移民作家群在对“边缘人”角色与地位的感受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性。在早期留学生文学中，边缘人的痛苦和自我认同的困扰是非常普遍的主题，但是，新移民文学的主题已经表现出异样的特性。白先勇、聂华苓等人的那些荡气回肠的歌声和浓醇的乡土气味，今后可能越来越少见了，更多的情况是国与国之间的无差别写作。 严歌苓、刘荒田都不乏“乡愁意蕴”的作品，但在我们看来，这种“乡愁”书写作为一种写作传统在形式上的意义大于其真实意义。实际上在许多这类作品中，我们虽然会较容易地捕捉到“乡愁”、“故土”等字眼，但这种“乡愁”的限度是非常有限的。与其说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文化乡愁的气味，不若说他们的写作进入到了一种“自由”的境地，这种“自由”，超越了所谓“离散”的文化境状，获得了一种文学创作生态的平衡。 乡愁与生命体验中的“灼痛感”相关，乡愁是一种沉醉，一种无可奈何的沉醉！但是，哈金以其决绝的选择，毅然投身于美国文学之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皈依感虽不能说已经荡然无存，但那种对母体的依恋感是很难捕捉到的。哈金也好，严歌苓也好，从一个方面看是美国作家，从另一个层面看就是一个中国作家，许多人试图在这个问题上要辨出个是非曲直，我们觉得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只需要静观一种现象，一种事实：对“离散”的超越往往是以作为“移民文学”原本特质的牺牲为代价的，20 世纪90年代新移民文学在一个方面展现出靓丽风景的同时已经发生了某种“亏空”。 但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亏空”呢？我们既不必责备，也无须惋惜，正如黄玉雪所感受到的：“文化继承很重要，但现代社会生活是复杂的，闹哄哄的……”一切现象皆有其合法性，“同情的理解”最为重要。宗鹰用“多源、多流、多层、多色”来概括美国华文文坛的特征，可谓言之成理。也许在“亏空”的背后，有另一种更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东西，那就是90年代以来新移民作家开始逐渐显露出一种“双重人格”的趋向。实际上，今天学术界与批评理论界对美华新移民文学的解释有许多相抵触之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说话，而没有注意到隐含于这些作家身上的“双重人格”问题。 Cf.Edward Said，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184.www.54yjs.cn Lim，Shirley Geok-lin：“Diaspora and Immigration.”An Interethnic Companion to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Ed.King-Kok Cheung. New York：Cambridge UP，1997.P296. ［美国］ 陈瑞琳：《“离散”后的“超越”———论北美新移民作家的文化心态》，《华文文学》2007年第5期。 刘俊：《“等待”背后的“期待”差异———以〈魔女〉和〈等待〉为论述中心》，林涧主编，《问谱系：中美文化视野下的美华文学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12页。相关的批评文章主要有：郜元宝《谈哈金并致海内外中国作家》，《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应雁《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刘俊《“等待”背后的“期待”差异———以〈魔女〉和〈等待〉为论述中心》，林涧主编《问谱系：中美文化视野下的美华文学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应雁举出了刘淑玉小脚、孔林和吴曼娜举行婚礼时对毛泽东三鞠躬两个事例来说明哈金作品中的“新东方主义”色彩。应雁认为，1943年时的刘淑玉裹脚的可能性不大，而把“文革”时期崇拜毛泽东的现象置于80年代中期的一场婚礼上是为了迎合西方的取乐心里。刘俊认为，哈金作为第一代美国华人，走上了用英文创作的道路，他的创作题材虽然也主要是以华人生活为主，但隐含其中的文化立场却没有多少东方的意味，而有着明显的以西方中心论为背景的“东方主义”的痕迹。 也许《光天化日》中的短篇小说《十年》等具有一点“留恋”与“怀旧”的意味，但其结局是对“美好”的幻影的“破灭”，这反而进一步突出了哈金对一个时代文化的决绝的态度与立场。 严歌苓：《少女小渔·后记》，《少女小渔》，台湾尔雅出版社1993年版，第247页。 严歌苓：《呆下来，活下去》，《北京文学》2002年第11期。 子水：《严歌苓：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作家》，《北京青年周刊》2004年2月9日。 庄园编：《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页。 一位研究者认为，《扶桑》这部以早期旧金山华人妓女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在作者的浪漫主义追求之下仍然以怀旧的历史情怀取胜（陈晓晖：《当代美国华人文学中的“她”写作———对汤亭亭、谭恩美、严歌苓等几位华人女作家的多面分析》，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事实上，《扶桑》等作品被着上了一层感伤的色调，但我对这种感伤在多大程度上出自严歌苓对自身文化处境的体认表示怀疑，也许女性天然感性的因素与形式上的技巧因素更为重要。 汤亭亭：《世界华人文学的共同点———复旦大学三八妇女节演说》，林涧主编《问谱系：中美文化视野下的美华文学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551页。 单德兴：《文字女勇士：汤亭亭访谈录》，《“开疆”与“辟土”———美国华裔文学与文化：作家访谈录与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1页。 沿华：《严歌苓在写作中保持高贵》，《中国文化报》2003年7月17日。 孙小宁：《严歌苓：我到河南种麦子》，庄园编《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页。 王威：《严歌苓“解析”严歌苓》，《彼岸》2004年第7期。 有研究者指出，与早期美华移民相比，来自大陆的新移民女性作家的文化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异：“在八九十年代这一批来自大陆的年轻女作家（其实还包括男性作家），思乡之情、寂寞的感伤不过是转瞬即逝、甚至带有矫情的情绪。她们的笔下，是一种蛮横的潇洒，一种义无返顾的彻底性。”宋瑜：《特别的声音———对海外大陆女作家的文本透析》，《小说评论》1997年第6期。 施建伟：《选择：从〈红尘〉中悟出〈世故〉———美华作家刘荒田文化探索轨迹中的一个横断面》，陆士清主编，《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72页。施建伟认为，刘荒田的《回家的另类姿式》一文，彰显了一种“否定而自由的精神”，是一种“自由的超脱”。 小圣胡安认为，“当人们共同面临的危机意识被诸如‘异化’、‘无家可归’、‘隔膜’、‘放逐’、‘孤立’等等感觉词语激活的时候，便会产生对本族文化传统意识的觉醒。”San Juan，E. ，Jr. Hegemony and Strategies of Transgression：Essays in Cultural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New York：SUNY Press，1995. P166. 也许只有在《伟大的中国小说》一文中，在他呼吁当代华人作家一起创作“伟大的中国小说”时候，我们能够窥见到一点点哈金的回望母土的意味，但这种回望只是更多地体现出哈金在成功之后在精神层面与大陆作家的对话关系。 ［瑞典］莫娜·珀尔斯：《采访黄玉雪》，黄玉雪《华女阿五》，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页。 ［美］宗鹰：《从美国华文文坛看“草根文群”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走向21世纪的世界华文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国外学者较早注意到这一现象。Amy Ling 认为，双重人格最好地反映并捕捉到了美国华人生存于文化间际性（cultural hybridity）的严酷现实。转引自李贵苍《文化的重量：解读当代华裔美国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原载：《华文文学》2009/02 原载：《华文文学》2009/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