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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台湾文学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研究的对象范畴，两岸学界不少人都公认是始自1970至1980年代之交大陆统战政策指导下的当代文学研究。但从一开始，这种研究就处于悖论式的两难之中。关键症结即在于台湾文学政治上“在而不属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体制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得大陆学界一方面必须对台湾文学采取与大陆文学分而治之的态度和方法，另一方面，在研究细节中又必须时时处处刻意发掘、着力彰显台湾文学与祖国大陆文学异形而同质的联系。直到今天，这种自我悖反、方法和结论相裂解的模式，依然在大陆台湾文学研究活动中居支配地位。 然而起步略迟大陆一步的、岛内的台湾文学研究，从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中自一开始所看取的一个要点，恰恰是台湾文学被当作中国文学相对独异的组分形态，被单列出来加以特别处理和特别认识这一动向。随后，岛内台湾文学的研究也正是沿着这一动向不断丰富、不断完备的。从大陆学者的眼光看去，似乎是经历了反常堕落或图穷匕见之变的叶石涛，自撰写以两岸文学源流归一的论证来开篇的《台湾文学史纲》，到推出一系列力陈台湾文学本土性、独立性的言论，俨然被尊为岛内“文化台独”阵营首席元老。叶石涛前后走过的这段道路，在以特殊视角来观照台湾文学的思想轨迹上，实际上也是具有连贯性的。 或者说，台湾文学被独立为一个单另的研究范畴，这本身也正是台湾文学现实形态独立在大陆文学之外的意识反映。岛内学界只不过是终于明示了这一实况而已。相形之下，大陆学界对这一点的失语或言思支拙，其实也并非看不到事实，而是受限于政治上“一中”意识与“一中一台”、“两个中国”论述间的森严疆界和模糊内涵，不得不自缄其口或慎于表述。 二 附骥于政治上的“住民自决”、“本土认同”和“台独”理念，使当前岛内的台湾文学研究正朝着构建国家文学体系的方向奔趋。按照这一需要，台湾的历史和文化图景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与包括大陆、荷、日等所谓“外来文明”相反相生的民族国家意味的本土主体。但在论证和描述具体细节时，“台独”理论遭遇了极大尴尬。 因为很显然，当代台湾社会政坛、文坛以至民间族群的现实主体，闽南、客家和四九前后来台的外省籍这三部分人，在这种台岛原生的族群面前，无一例外地都得归为“外来势力”。也正基于此，对于台湾社会的族群多元性和文化独特性进行不遗余力的强调，成为“独”派理论竭力主“独”之余的一项要务。非如此，“独”派就不能在理论上摆脱在闽南为主、客家为辅的狭隘族群立场上，一边拢合弱势的原住族群，一边排斥、打压和污名化外省族群的嫌疑。 这当然表明，“独”派文化和“独”派政治本身在理论逻辑上是脆弱、涣散的。它们真正的依据，实际上并非客观历史，而是被他们人为扭曲一整套意识形态修辞。这种意识形态修辞的真正危险并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总要假借特定的外界因素（比如两岸分治局面的持续僵化，以及间杂于这一过程中的偶发的严重敌对冲突），不断膨胀和加强的恶变趋势。 过往一个多世纪中，日本自1945年从台湾退出后，至1980年代台海两岸相继兴起旨在争夺台湾当代社会、文化研究主导权和话语权的学术潮流，一直保持了对涉台研究置身局外、不冷不淡的“中立”姿态。1990年代国际冷战格局瓦解，多极化和区域性争端凸显，两岸中国人间的交流加速扩大，日本学界的“台湾热”随之急剧升温。值得注意的是，早先主攻鲁迅等左翼色彩鲜明的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研究的藤井省三等本带有“亲华”倾向的学者，这时也转向台湾文学，并汇入了以寻求台湾文学、文化中的“日本认同”因子为总目标的日本亲台学术潮。 三 与日本汉学领域较多瞩目于中日文化关联和跨中日文化界域的文学、文化存在的一贯作风类似，日本学界近二十多年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多以日本在台殖民的五十年为背景，以日文写作为具体对象，以日文而不是华文所代表的民族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变迁，作为关注、剖析的线索和焦点。概而言之，这种研究具备后殖民策略的典型特征。其立足点既非内在，亦非外在，更不是跨越，而是自外而内的话语和观念主导权的重新侵入、重新开拓和重新建构。 出于抗衡大陆强势话语的权宜考虑，台湾主“独”学界对日本这路涉台研究，表现出了热烈响应的姿态。岛内学界和出版界，及时地将“皇民”意识、“日治”时代、“台日”文化杂合现象抬升到了历史、社会、文化和文艺等部门学术工作的前沿热区，相关史料的整理、出版，研究论著的产生、发表，蔚为一时之盛。从台湾学者这类著述中，可以感到，作为“后殖民”关系中被动一方的代言人，他们对日本学界的“后殖民”企图，多数自觉保持了审视和拒斥的态度，只不过这种态度常未表现为直接的驳难，而婉曲为对对方所提议题的默默校正和严厉的自省自警。换句话说，在同样几个关键词标定出来的这片台、日历史文化相纠葛的学术田亩里，日本学者和台湾学者都厕身其中，往来盘桓，穿梭耕耘，但这么一通忙碌，在前者，是为了旧种子再萌芽，老树重开花，而在后者，则是为了刨去旧根，点播新种，另布新苗。 耐人寻味的是，对于台、日学者倾心关照的这片研究园地，一向敏感的大陆台湾研究者，却大都有意无意显现得有点后知后觉和麻木迟钝。只有极个别熟悉和留意日本学界动态的学者，对这方面情况有较为主动、深切的关注和思考，如一度旅日的赵京华发表在《读书》2007年第8期上的《殖民历史的叙述与文化政治》，就对与此相关的一些学术史背景有所揭示。 四 在大陆、台湾和觊觎在侧的日本之外，包括人们常以为与台湾关联甚密的香港、美国在内，其他国家和地区如今投注给台湾，特别是台湾的精神文化生态的学理性关怀，实际上相当稀薄。就香港而言，它在两岸关系中其实向来仅具中介功能。由于已经回归，香港原有的这种中介于两岸之间的功能也不能不发生由“中”而“偏”、由“暗”而“明”的自然转变。美国对于台湾，军事和政治利益上的战略把握，明显压倒或完全排斥了思想、文化或社会历史意识等其余层次的考量。台湾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中更像是一粒军棋棋盘上的棋子，而不是一位需要知情达意、彻底交心的朋友。 在总体上，台湾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态，包括直接反映这一生态的台湾文学，它们的学理图像现在实质上是由祖国大陆、台湾自身，以及圈外的日本各执一笔、各依所思，分别在三个面向上勾画、建构起来的。它存在着，但碎裂着，使每一个走近它、企望明辨它形迹魂魄的人，都首先面临一道审察、抉择的关卡。 原载：《粤海风》2009/02 原载：《粤海风》2009/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