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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斌的《羽蛇》被认为是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的又一部重要力作，对它的丰富意蕴的解读，研究者仁者见仁，如“五代性格迥异的女人在时空的沧海桑田中，在血脉的因袭中，自我复制变异和追求”(新浪读书网)；“述说的是女性自我认同的困境以及对这个困境的抵抗——一种在唯美的叙事重复中的虚构的抵抗”[1]；“显示女性在家族‘消亡与离散’的故事中受难的个人生活轨迹与心路历程，并探讨这些女性的心灵是如何坚忍地在苦难中得到救赎”[2]；还有的论者认为《羽蛇》是一出女性寻找爱的悲剧[3]。以上所述种种，其逻辑着眼点都落在了“女性”上，这种女性视角的解读与90年代以降盛行国内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语境不无关系。当我们试图超越单一的女性视角，将目光落在古老的血缘伦理上时，我们发现“血缘”不但是文本情节结构的焦点，也是作家美学思考的核心所在。《羽蛇》正是以血缘叙事为中心，盘点了家族尤其是母系家族在时空的沧海桑田变幻中所经历的血缘以及拟血缘认同的悲喜剧，从而思考了人类生存这样的形而上的问题。 一、血缘——美丽的毒药 人无论长成什么——伟人、常人、小人或者坏人，都难以摆脱血缘的维系，自然属性的血亲关系的先天性与不可更改性，使得血缘关系维系着的关联变得无可逃离。在漫长的文化审美中，人们赋予了血缘以种种温暖而美丽的文化隐喻，所谓“血浓于水”、“落叶归根”等都表明由血缘而衍生的血缘亲情是所有感情中最温馨最牢靠的一种感情；而另一方面的情形是，当纯生物的血缘与尖锐的传宗接代、门第、等级、财产继承、权力分配等纠缠在一起时，血缘就成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魔力的代名词，如血亲仇恨、血族械斗、种族战争、新种族纳粹主义等血光之灾比比皆是。徐小斌将血缘这样一种对立的两极情状，提炼为一个触目惊心的文学意象——“美丽的毒药”，并铺叙她对血缘的复杂的审美感受，“血缘是一棵树，是像树形排列那样美丽的现代分形艺术。但是这棵树的每一根枝蔓每一条根蒂每一片树叶，都渗透了血腥的残酷，布满了伪装得很好的陷阱——血缘的亲和力与杀伤力，无与伦比。但可怕就可怕在亲和与杀伤溶化在一起了，真的爱和真的恨溶在了一起，爱有多深恨就有多切!这是多么可怕，这是一种美丽的毒药，是生命成长的催化剂。那种剧毒就浸透在你的生命里。”《羽蛇》描述的正是这血亲之间的亲和与仇恨、美丽与残酷的复杂纠葛，揭示的正是血缘这样一种既难以割舍又相互残杀的双刃剑的本相。 徐小斌坦言，达利关于子宫的乐园想象——“像火一样红，闪闪发光，喷着蓝焰，流动、温暖、粘稠，像两只煎好的金黄色的蛋”，引发了她对生命起源——血缘的思考。在《羽蛇》里，她将这种思考出色地转化为文学意象，即陆羽脑海里多次闪现的童年记忆中的那个湖与巨蚌意象：湖如凌空出世般地出现在森林的背景前，湖水蓝得像一整块透明的水晶，湖底的水草像珊瑚一样生出无数美丽的触角，湖底有一只巨大的黑色的蚌，有时巨蚌会慢慢地启开一条缝。这个在静谧的蓝色小湖深处若张若合的神异的巨蚌意象，是子宫与母爱的象征，它表达了作家对人类血缘关系的温暖怡然与安详美丽的初始想象。在小说里当然也有许多对这种浓厚而美丽的血缘亲情的力透纸背的描写，比如陆羽倾其一生心力渴望得到母亲的认同与爱戴；金乌藐视革命结论，大胆质疑母亲的“叛徒”身份，并不遗余力地跨国寻找母亲，表现的正是人类对血缘亲情的强劲认同与深切的追慕之心。然而，在文化的衍变中，温暖的血缘已被别样的血缘剧毒所破坏。《羽蛇》所揭示的血缘毒素之一便是门第与尊卑贵贱等级观念。这种等级观念不但表现在玄溟一族，身为汉人却自觉认同清朝满州贵族血统上，也表现在若木处处以尊贵的大小姐自居上，更多的表现在她们对门当户对的婚姻的追逐上，如商贾世家的玄溟选择京张铁路段长的公子秦鹤寿；公主般的若木选择品学兼优的陆尘；知识者陆箫选择艺术家宁等。然而，这些看似门当户对的婚姻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幸福，相反，争吵与硝烟、隔膜与疏离、仇恨与离散几乎是这些门当户对的婚姻常态。作家对这样一种门户相当的婚姻无疑是持批判态度的，特别是当作家用侍女梅花与天成的诗性爱情，反衬若木拆散他们恋情的阴毒时，作家对门户之见的血缘观念的批判与控诉达到了极致。但同样，作家对非门当户对的婚姻也保持了应有的警惕。在唯成份论盛行的年代，出身书香之家的陆绫选择了根正苗红三代贫农的军人王中；亚丹迫于未婚先育的劣势下嫁郊区的阿全，这两桩婚姻也都没能白头偕老。 小说所揭示的血缘中最强的毒素当是封建的“传宗接代”观念。关于“生育”与“男性”是《羽蛇》这一小说情节结构与人物关系的关捩点。“生育”是社会持续所必须的，然而，中国传统生育的性别以及先后决定了个人的社会地位。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而男性由于其“上以继宗庙，下以继后世”的传宗接代的任务，在地位上优于女性，性别的男尊女卑观念几乎支配着《羽蛇》小说的人物命运，这个观念是血缘亲情最狠毒的杀手，它破坏了如子宫或巨蚌般的血缘的原溶状态，使血缘关系由此陷入彼此仇恨却又深深挚爱，彼此排斥却又强烈吸引的对立两极之中。玄溟一族男丁稀少，仅有天成、刚出生的皱巴巴的小弟弟以及羊羊这三位传人，在小说里，他们并不是叙事的中心，但他们却实现了不在场的在场，他们操控着整个家族悲欢离合的命运。玄溟有幸得到的几年安稳的家庭生活不过是鹤寿对她生儿的赏赐；若木一家原本充满硝烟与仇恨，但却在儿子出生后获得新的凝聚力。而《羽蛇》里的女性虽然人数众多，却处处受制于那些不在场的血缘观念，她们打从母亲的子宫里诞生，就注定是个悲剧，再好看的若木无法赢得父亲秦鹤寿的深情一瞥，羽自小就想做个讨人喜欢的孩子，但一直都无法讨母亲和外婆的喜欢，究其根源就在于她们“生而为女”，父系血缘确立的男性至尊观念不但使女性遭受了集体性的性别歧视，同时也被强加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如陆羽就一直承担着“命硬妨男孩”的恶名，饱受了家族的歧视。令人震惊的是，小说揭示了这种父系传宗接代的观念是如何内化着女性，从而使它成为一个普泛的观念，如若木从母亲的遭遇里意识到儿子的重要性，锲而不舍地生育，终于在四十岁时生下了儿子，为此而欣喜若狂；亚丹甘愿忍受多年的苦楚，苦苦单恋已婚的烛龙，因为她心里一直坚信，“自己有烛龙的儿子，这对于男人来说是很重要的砝码，安小桃就是再出色，烛龙也会向着自己这一方倾斜”。 如果说，审视积习已久的封建宗法血缘观念对人尤其是女人的戕害，是《羽蛇》的显而易见的主题的话，那么对人类血缘关系如子宫般的温暖怡然与安详美丽的想象与追慕同样是《羽蛇》的一个潜在的主题。 二、一个母系家族的因袭复制与判逆变异 血缘是家族的标志性符码，是家族繁衍不息的最根本的动力，生生不息的子孙，构成了家族绵延不断的生命河流。家族既包括血缘的父族，也包括以姻缘为主的母族和妻族，三字经说，“有伯叔，有舅甥，媚妇翁，三党名”，“三党”即父族、母族、妻族三族。在三族中，父族是占据社会中心位置的，一个个由同一祖先的父系血缘关系为中心结成的群体便组成了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但《羽蛇》的叙事不是一个父族的叙事，而是一个母族的叙事，它叙述的是玄溟老太太与她的母族后裔几代人悲欢离合的故事。这种叙事策略是很容易让人将《羽蛇》误读为阴盛阳衰男权全面溃败的女权主义文本的，比如有研究者就指出，“徐小斌在《羽蛇》中对母系世界的探究就显得非常的刻意，那根本就是一个没有男性在场的谱系结构”[4]。实际上，从母系家族兴衰的叙事表层潜入文本结构的深层考察，就会发现作家也许是想借助父系血缘根基薄弱甚至溃败的假定性情景，来深入探究血缘观念在女性身上的顽固复制与复杂变异的情状，从而展示女性在血缘的因袭变异中的成长与自失。 在小说里，反复出现的一个空间场景是厨房，“玄溟则颠着一双小脚在厨房里穿行”的身影，实际上就是一个超稳定的文化符码，隐喻了女性作为家庭妇女的性别角色与从属的社会地位。从玄溟的母亲杨夫人开始，女性就将自己自觉地纳入中国传统家庭理想的性别权力结构中，男主外，女主内，在家庭的咫尺天地里，杨夫人杀罚决断，如鱼得水，极有权威，不但获得丈夫的敬重，令秦鹤寿一辈子不纳妾，也让家人恭敬从之。按照文化给予女性的既定角色，玄溟从小就被父母施以家政训练，出嫁后也因袭着母亲的家庭妇女角色，克尽职守，但最终还是被丈夫所抛弃，玄溟的遭遇昭示了女性想做家庭妇女而不得的命运。如果说，杨夫人和玄溟家庭妇女角色的形成多少带有一些强制与被动的话，那么解放后，当性别平等的政治机制将女性从家庭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时，若木和陆绫却非但没有成为一个自主的女性，反而从家庭妇女蜕变为一个无所事事的寄生虫，不但经济上完全依附丈夫，就连家务也不干了，过着无所事事悠哉游哉的生活。母系家族几代女性命运与角色的这种惊人的重复，不但意味着女性世界的形象轮回，意味着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自觉、自主、能动和创造的特性的被剥夺，同时也暗示了男权文化的巨大的内化功能，它依仗文化的惯性与强势钳制着女性，使女性代代相承着附庸与寄生的角色。 如果说，杨夫人、玄溟、若木、陆续在某种意义上显现了母系血缘的轮回与复制，那么，陆羽和韵儿则代表了母族女性的叛逆与变异。先看陆羽。敏感重情的陆羽在一天晚上忽然发现妈妈不爱她，家族的冷漠、自私使幼小的弱势的陆羽产生了强烈的生命的被遗弃感，年幼的羽陷入孤立无援的恐惧状态，饱尝了茫然无措的心灵流浪的痛苦，这种恐惧与痛苦又加强了羽的莽撞与执拗，最终酿成羽一生的大错，害死了自己的亲生弟弟，从此羽被成人世界所彻底遗弃，幼小而无辜的生命便彻底地沉沦在冷漠粗暴充满仇视的成人世界里。但是，羽在被母亲抛弃的同时却以未经污染不谙世事的心灵被神接纳了，羽无数次地聆听到了来自神界的神秘耳语，长着一双能洞察真相的“毒眼”，从神祇那里获取了质疑“母亲”这一神圣的字眼的力量。她无数次地问外婆“她到底是不是我的亲妈妈”，声嘶力竭地质问母亲，“你既然生我又为什么不爱我”；不戴假面，永远的裸脸，喜欢特殊事物，总是犟头倔脑的惹父母生气，不肯为了讨人喜欢而说假话，表现出一种放浪形骸的决绝与秀美。由于母亲十月怀胎这一巨大的“恩”，就要求女儿的“孝”与“乖”，养育恩德的施与和报答思想构成了传统的“父恩子孝”、“母慈女乖”伦理观念的基础，也是母女最终必须回到“我是你妈妈”这样的层面上来谈论血缘亲情的伦理逻辑基础。羽所质疑与背叛的恰恰就是这一传统的血缘观念。而另一方面，这种创痛记忆也使陆羽执拗地要打破旧的血缘法规，建立自己新的血缘规则，羽在重新寻找自己的母亲，她从金乌身上找到了一种非血缘关系的亲和性。羽从对亲生母亲的质疑到认可金乌为母亲这一事实，在某种意义上瓦解了维系着传统的母女伦理关系的血缘根基，象征着女儿在对母亲神话谎言的洞察中，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母亲，更重要的是，也找到了自我身份认同的力量。 有意味的是，当玄溟母族的成年女性们在为着自己的生活而烦恼苦闷劳碌奔波的时候，第五代的女性韵儿却在母系血缘法则疏忽的空隙里悄然地长大，“韵儿很清楚自己可以修改任何法则，用自己的方式”。于是她就用时装、化装、性、享乐等个人主义享乐的喜剧方式，既修改了旧有的“孝”的母系血缘法则，也轻蔑小姨陆羽的“爱”的血缘神圣法则。韵儿的形象预示了这样的女性喜剧时代的到来：没有母亲，没有规则与训诫，只有自由的玩乐，尽情地享受游戏的乐趣。 无论是羽的悲剧背叛还是韵儿的喜剧瓦解，都表现了新一代女性吊销伦理意义上的母亲身份，修改旧的血缘法则，谋求新的血缘法则的企图，这就使得《羽蛇》这部小说既是一个关于母女伦理的故事，但同时又是一个把母亲从神圣家族的血缘谱系中排斥、驱逐出去的叙事。在这个修改旧有的血缘法则的过程中，女性所表现出的强烈的自觉、自强与自为性，都昭示了女性渴望摆脱血缘文化中的依附角色，建构自我主体性的迫切要求。诚如康德所说人心中最大的革命在于“从人自己所造成的受监护状态中走出来”，因为“在这个时候，他才脱离了至今为止还由别人代他思考、而他只是模仿或让人在前搀扶的状态，而敢于用自己的双脚在经验的地面上向前迈步，即使还不太稳”。[5]实际上，这种建构人的主体意识的诉求不但出现在当代女性作家的文本里，同时也成为当代男性作家的一种审美选择，在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以及朱文的《我爱美元》、王朔的《我是你爸爸》等男性作家的文本里，都表现出世纪末瓦解传统的父子关系确立新的父子伦理法则的时代要求。但是，对这种时代要求的审美把握男女作家由于性别体验的不同，而表现出审美上的差异，在代际冲突中，男性作家表现出更多的乐观，在儿子对父亲的一路凯歌式的胜利中，男性作家建构了“颠覆的喜剧”的审美图景。[6]而女性作家则更多地表现出对代际冲突的焦虑与犹豫。在《羽蛇》里，且不说韵儿是游离在这一冲突之外获得自己的生活法则的，单看羽，其最终的结局是被施与脑胚叶手术，由叛逆的“小妖怪”变成了一个符合社会舆论的心理健康正常的“乖乖女”，“她的性格变得开朗乐观，她和所有的人都合得来，岂止合得来，简直可以打成一片，她乐于社交，乐于做好事，她对领导言听计从，对妈妈尤其孝顺，妈妈所说的一切，她都点头称是，她还能把妈妈的各种构想变为现实”，原来陆羽身上的主体性的附加物逐渐剥落，个人自我膨胀起来的主体感日渐萎缩，最后羽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挽救了玄溟母族的唯一血脉——羊羊的性命。“羽的死是一种消失”，她彻底溶解于客体和人群之中。陆羽的这种结局，颇似叔本华提出的“自失”，即自我丧失，“人们自失于对象之中”，“忘记了他的个体，忘记了他的意志”。[7]陆羽从主体性的获得到主体性的“自失”的这个过程，显示了作家对女辈修改母辈规则，自己立法过程的忧虑与悲观。 三、国家——一种拟血缘叙事的诉求与解构 自古以来在中国，血缘与土地、民族、国家就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原始社会氏族制度既意味着拥有许多同质的、具有共同血缘的氏族村落，也意味着占有、使用或开垦同一块土地。后来通过不同氏族之间的争夺土地的战争，便出现了拟血缘的部族同盟，在拟血缘的族群里，以最强势的部族为核心，以与强势部族血缘的亲疏远近、归附的早晚等为标准，形成森严的等级制度。随后整个社会便以血缘或拟血缘群体为单位向金字塔式的国家发展，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独特的社会结构，产生了一系列的拟血缘的观念，如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等。当以陆羽、亚丹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女儿，驱逐血缘意义上的母亲，逃遁冷漠与自私的血缘家族，寻求新的保护者——母亲时，她们找到了国家、民族和土地这样一个宏大的拟血缘母亲。 先看亚丹，亚丹本是孟静与天成的私生骨血，但她的身份一直没得到玄溟一族的认可，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幼小的亚丹随母亲孟静寄养在若木家，饱受了冷眼与欺凌，当亚丹被陆绫推搡倒地，暗红的血液汩汩外流的那一瞬间，仿佛暗示了亚丹在被玄溟母族拒绝的同时，找到了另一种更恢宏的拟血缘认同。亚丹从小的愿望就是要做一个女侠。八九岁时她就会背诵秋谨的诗：“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漂泊我无家。一腔热血愁回首，肠断难为五月花。”“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怒澎湃，酒去犹能化碧涛。”在祖国母亲被坏人蒙蔽的岁月，亚丹追随太阳火神烛龙寻求真理，写《铁窗问答》，上演话剧，活跃在腥风雪雨的四月广场，将矢志不渝忠贞如画的爱情献给了真理的撒播者烛龙。如果说被血缘抛弃的亚丹如“窗外在秋风中开放的陈旧的蔷薇花”的话，那么追寻真理的亚丹却“一下子灿烂起来，就像一朵花一样盛开，是那种极其鲜艳的花朵，譬如大丽菊或者美人焦，颜色很浓，浓稠得化不开，而且，就像一团烧开了的沥青那么滚烫滚烫，离得很远就能感觉到热度”。这样的鲜艳而浓烈的审美想象实际上隐含着作家这样的审美判断：祖国、民族、土地是她的每一个儿女的再生母亲。 这种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审美诉求也正是羽这一形象的一个重要内涵。就在羽浸泡在被母爱和亲情所抛弃的痛苦中难以自拔时，羽相遇了亚丹和烛龙，漂泊的个体生命终于在国家与民族的这个拟血缘的母亲里寻找到了生命的活力，血缘亲情的痛楚终于在民族与国家的苦难面前得到了自由的释放。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四月，在飘满了诗篇和花圈有着魂灵的喧哗与骚动的广场，成千上万的有着不同血缘的个体聚集在广场，汇聚成中华民族最为强大的拟血缘的力量，“面对着广场，面对着一座沸腾的大海，看着海水的忘情喷发，看着无数燃着火的粒子，竟相挣脱着胎胞，挣脱胶着在一处的滚滚岩浆”，羽不但从中感受到了温暖，而且获得了思想的澄明，她明白了自己痛苦的根源是一直渴求爱——亲情和爱情，却一直没有得到爱，她身心交瘁的疼痛源于，“她这一辈子都会是一个流浪者，一辈子都在寻找家园但却没有家园”。然而，就是在广场这样一个公共空间里，羽摆脱了飘零感，平息了流浪的痛楚，完成了从个体到群体，从小家到国家，从家族到民族的转变，“她终于明白了，这所有的人，都是在寻找家园的，大家都是流浪者，他们都是爱过的，都是真心爱过却被爱欺骗了的，一个没有了爱，没有了信仰的民族，除了终身流浪，别无归途”。“脱离了翅膀的羽毛不是飞翔，而是飘零”，被血缘亲情抛弃的人固然难以摆脱飘零的流浪命运，同样“现代人没有了理想没有了民族没有了国籍，如同脱离了翅膀的羽毛，不是飞翔，而是飘零”。羽的形象无疑寄托了作家这样的审美想象，深厚的土地、宏阔的民族与国家正是每一个流浪者的最终归宿，它们是它的每一个子民的温暖的子宫，金光闪闪的蛋。应该说，对土地、民族与国家的认同不但是每一个现代个体正常的与必要的情感和意识，因为正如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说“‘民族认同’只是人们体验文化归属感的众多方法之一”[8]，民族认同是现代个体寻求对文化归属感的一种内在要求。 然而，在人与土地、民族、国家这样一种深厚的拟血缘关系中，还存在有更为深奥复杂的关系，烛龙的处境与命运正是对人对土地、民族与国家的血缘认同的无情解构。烛龙，就是祝融，是远古火神的名字，他的使命，就是为黑暗带来火。烛龙曾经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青年，一个泱泱大国赫赫有名的青年领袖。他不但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蒙昧和谎言的时代，在真理遭到迷信、谬误、偏见等歪曲、压制与扼杀的时候，他义正辞严地喊出真理之声，警醒蒙昧的大众；同时他还是一个敢于为真理承担责任与风险的实践者。然而，无论烛龙是如何爱他的母亲，最终也逃不过被祖国母亲彻底抛弃的命运，他先是饱受了三年铁窗的牢狱之苦，身患恶疾，随后又被贬黜异国他乡，最后在异国他乡死于脑溢血，并被草草地埋在平民的墓地里，没有墓碑没有名字没有亲人没有仪式。当国家并不具备黑格尔所说的国家内涵——“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必须体现这一民族对自己权利和地位的感情”[9]，国家不但不以人民为目的，反把人民变成自己的工具时，国家对于个体来说就是一个异化了的存在。因此，烛龙的悲剧实际上是一个拟血缘认同的悲剧，即土地、民族与国家认同的悲剧，他们的命运与遭遇无情地嘲笑与解构了关于土地、民族与国家认同的神话。 徐小斌试图通过考察现代个体与血缘、家族与国家的神秘的树状关系，来阐释现代个体在身份认同上的危机意识与无奈感觉，“脱离了翅膀的羽毛不是飞翔，而是飘零”，这是小说所反复咏唱的主旋律，而对于“翅膀”的审美认识，尽管徐小斌给我们建构了血缘、家族与国家这三个平面，认为被血缘亲情抛弃的人固然难以摆脱飘零的流浪命运，同样“现代人没有了理想没有了民族没有了国籍，如同脱离了翅膀的羽毛，不是飞翔，而是飘零”，表现出对血缘亲情的渴望与家园意识、民族文化归属感的强烈呼唤。但另一方面徐小斌又表现出对这些“翅膀”的强烈的质疑，表现出对母亲与家的神话，土地、国家与民族神话的无情解构。于是小说里的“呼唤”与“解构”便使小说的叙事表现出强烈的“对位”特征，即同一种叙事具有相反相成的两种特征。这种叙事策略一方面造成了小说的复调面貌与张力效果，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作家在血缘认同上的一种深刻的焦虑，这种焦虑是在当下社会人类身份认同危机在文学文本上的曲折投射。此外，小说还向人们提出了这样尖锐而迫切的问题，在“母亲”的神话、“家”的神话、土地、民族与国家的神话都消失的时代，人类的生存感觉与生存状态将会呈现为何种情形?在《羽蛇》结尾的“附录”部分，徐小斌设置了这样的人物结局，羽的死讯如同被一场大雪所遮盖，悄无声息，亚丹死后火爆文坛，给前夫阿全一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金乌在M国很成功地做起了买卖；安小桃做了跨国公司的法人代表，依然活得十分舒坦；陆绫辞职居家，日子过得悠哉游哉；韵儿依然过着从前的纸醉金迷的世故生活；若木和孟静因为羊羊的血缘关系，两人重修旧好，过从甚密。这种种结局仿佛都在表明，在一个血缘或拟血缘认同神话结束的时代，人们陷入了认同的意义困惑与危机之中，正如在小说末尾徐小斌所引用的匈牙利诗人弗勒什·山多尔所说，“为了诞生我诞生/为了死亡我死亡//为了死亡我诞生/为了诞生我死亡”，一些人生了，一些人死了，又有一些人生了。如此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生死无穷，现代个体作为一种偶然性的存在既是生命的赞歌，又是死亡的挽歌，更是一曲生存的茫然与无奈之歌。这也许就是徐小斌在《羽蛇》里试图通过血缘认同的悲剧来表达的当下人们的基本生存感。 注释： [1]祝亚峰：《女性自我认同的一种虚幻化的叙事——论徐小斌的<羽蛇>》，《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2]徐珊：《家族女性命运的悲歌——论蒋韵、徐小斌、王安忆的长篇小说》，《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3]罗风云：《沉重的翅旁，飘零的羽毛》，《沙洋师范高等学校学报》2002年第6期。 [4][6]金文兵：《颠覆的喜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5](德)康德著：《实用人类学》，转引自郭湛著：《主体性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7](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转引自郭湛著：《主体性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8](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转引自郭湛著：《主体性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页。 [9](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转引自郭湛著：《主体性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作者简介] 赖翅萍，河南大学文学院。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2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