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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评论已经谈及，“五四”女作家创作的“主要的对象总是‘爱’”，并且这个爱包括母爱与两性间的“自由恋爱”。[1]不过这评论忽略了“五四”女作家还曾有过一个博爱主题，“五四”最初几年，冰心的《斯人独憔悴》、《去国》、《秋风秋雨愁煞人》、《超人》，陈衡哲的《小雨点》、《波儿》，庐隐的《余泪》等，都属于“问题小说”，它们以人道主义、博爱主义为尺度，批判家庭、教育、妇女乃至政治经济等社会人生中的封建压迫。所以在长约10年的时间中，“五四”女作家的创作，是经历了从前期的博爱到后期的母爱与情爱的主题演变过程的。 博爱与母爱、情爱固都是“爱”，但性质上却有相当的差异，博爱关涉全社会，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问题都可与之有关，而母爱只及亲子关系，情爱只及两性关系。处于中国妇女运动起步阶段的“五四”女作家，其创作起点却是广被一切的博爱，这很能说明“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是被纳融于全社会问题中的，以及“五四”女作家对整体性社会批判的“同盟共谋”式的投契。“五四”时期的博爱思想主要舶自于西方文化，“五四”文学尤受西方19世纪文学影响，而后者正是以博爱主义为最大主题的。相比较，“五四”文学中，数初期的几位女作家于博爱更热衷，使之成为她们“问题小说”的主题，冰心更被视为“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这一现象也许能反映女性与“爱”有更紧密联系，反映“弱者”群体对赋予性、关怀性的思想感情更为敏锐与钟情。从这一角度看，“五四”女作家的博爱主题背后，仍存在着“女性意识”的作用，不过，这意识完全是潜在内守的，直观地看她们的问题小说，其先锋的或者前卫的批判，并没有什么可以明确指称的性别色彩。 走出父母之家，上新学校，铲除礼教，争取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这些是世纪初妇女运动的指导理性，它与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以民主科学精神批判一切封建保守的主导理性是一致的。冰心的《两个家庭》、《庄鸿的姐姐》、《最后的安息》等，皆将女子教育视作妇女解放的途径，而这女子教育的障碍，完全由于家庭中重男轻女的旧俗与社会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陋习造成的。在博爱主题或问题小说阶段，“五四”女作家创作中的明快主色调，应当正是来自于反封建精神的明朗与欣悦，来自于整整一代人在妇女解放与反封建问题上的默契。 “五四”是诞生中国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时代，博爱主题阶段，“五四”女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意义便在于，它表明了中国现代人文知识女性的诞生，中国女作家创作跃入现代时期，并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涨，及一代叛逆女性对反封建精神的推崇。 1922年初冰心《繁星》的发表及稍后《春水》的出版，标志着“五四”女作家的创作转向母爱主题。其时与其后，接连是陈衡哲《一支扣针的故事》，沅君《隔绝之后》、《慈母》、《误点》，白薇《打倒幽灵塔》，苏雪林《棘心》，直至30年代初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丁玲的《母亲》，它们都在塑造母亲，书写母爱。庐隐《海滨故人》、凌叔华《李先生》也涉母女之爱。上面所举，差不多已是几乎全体有代表性的“五四”女作家以及她们重要的甚至就是代表性的作品，70年前的学者们所论“五四”女作家有个母爱主题，并非无稽之谈。 文学史上，作家群体书写母爱本是罕见的。“五四”文学中，只有女作家有如此规模的母爱主题，而迄今为止的整个中国女作家创作中，也只有“五四”女作家曾集中塑造母亲并赞颂母爱。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有影响的女作家，多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10年中，她们开始创作，写出代表性作品时，多还是年方20岁的未婚大学生，有的还未涉足恋爱，还有的只活跃了二、三年便基本退出文坛。因此，很可以将“五四”女作家称为女儿作家或学生作家群体。尚是女儿或学生，容易感受新思想，会积极投向社会、勇于叛逆。但另一方面，既还是女儿与学生，又不免缺乏社会人生阅历，当时的评论便时时提及这点，比如西滢评冰心的小说“一望而知是一个没有出过学校门的聪明女子的作品，人物和情节都离实际太远了。”[2]虽有激情，但生活功力其实不足，应当是冰心、庐隐等未能长久驻足、深入“问题小说”与博爱主题的一个原因，既然“广大社会生活”方面的积累不够，博爱激情便会渐次流于空洞。尤其是，既仍为女儿与学生，便难免仍与父母保持亲子关系与经济联系，时时回望父母，这应当正是“五四”女作家普遍涉足母爱主题这一独特现象很直观的原因。离家上新学校接受新思想参与社会批判，会有博爱主题，但仍是女儿与学生，割不断与父母之家的关系，便可能有母爱主题，“五四”女作家主题变迁与她们女儿身份的这种关系，颇能反映“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时对弈于两代人之间这一事实。 1949年后的文学批评，对“五四”女作家的母爱主题多视而不见，其实，这一主题很有一些可讨论之处。“五四”是个叛逆的时代，但70年前的评论却谈及“闺秀派”的冰心与苏雪林是在“礼教的范围之内”写母爱的[3]。对冰心作这样的批评根据似不充分，但对苏雪林作这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棘心》中的母亲思想陈旧，而女儿主人公后来是以“孝心”屈从这陈旧，割舍所爱者“输来的情款”。其实不止《棘心》，更早的庐隐《海滨故人》、沅君《卷 》中的母亲，都是恪守礼教，干涉女儿对爱情自由婚姻自主选择的。“五四”女作家所写的母亲，较少赶上时代潮流者；而女儿主人公与母亲有斗争也有妥协，但即使斗争时，也不改对母亲母爱的深深的眷恋。“五四”女作家的母亲塑造，是不论其思想的新与旧，主要以慈母形象统之。可以说，母爱主题显示的是与时代大潮的某种程度的不合拍，博爱主题时期的反封建激情已淡薄了些许。 又一个可讨论或关注之处是，“五四”女儿的回望父母之家，眷恋的中心是母亲，父亲多已隐去，主要只有冰心偶尔赞颂父爱。给读者的印象，“五四”女儿似乎只有寡母(庐隐、沅君、丁玲自幼失怙，但这并不是多数“五四”女作家的童年遭遇)。由于爱的是母亲，所以母爱主题中，“五四”时期独特的两代人关系主要表现为母女关系，母女共为主人公，结成很缠绵的母女纽带。冰心《春水·105》与《致词》中咏母女一体，凌叔华《李先生》中40岁老处女的怀念亡母之情，皆十分感人。父母辈中严父既已隐去，儿女辈中逆子多被排除，“五四”女作家的母爱主题可以解释为以母女纽带为结构中心的女性主题，“五四”时期特有的父辈与子辈的冲突中心已被分解为父子关系与母女关系。“五四”时期的父子关系多以尖锐的、强烈冲突式的父压子、子反父的面貌呈现，性质上是相当纯粹的封建压迫与反封建压迫的斗争，这斗争后来某方面渐演为如白薇《打倒幽灵塔》中的人物所说的那样，是“我打倒你，我取代你!”但“五四”女作家笔下的母女关系，尽管也包含有礼教压抑与反礼教这层内容，但由于它又被勾勒出一条不能割断的感情纽带，这关系便显得柔和多了，满溢亲子温情，并且可能隐含有“弱者”间的同情与互补。“五四”女作家这样的分解，从父辈与子辈的冲突中分解离析出一条母女纽带，可以看作是从“五四”反封建主导理性中，分解离析出一层为这理性所疏漏的女性主体意识。从下面的情爱主题中，我们也许能感到，这层主体的或自我的意识离析，与“五四”女儿的下述实感有关：反封建的文化运动并未能包揽妇女地位的完全改善，它给“五四”女儿提供的机遇其实有限…… “五四”女作家的情爱主题与母爱主题是同时出现的，冰心转向写母爱与庐隐转向主要写情爱都发生于1922年，两年后沅君主写“母亲的爱与情人的爱相冲突”也能说明两个主题于“五四”女作家是并行的。“五四”爱情被冠之以“五四”，指的是它的很坚决的铲除礼教的立场，沅君的爱情书写正是这样，之所以“情人的爱”会和“母亲的爱”相冲突，便因为后者是在“礼教的范围之内”，前者因此而成为“五四”爱情的一个代表，分外“神圣”和“纯洁”。不过，沅君的“情人的爱”可以成为“五四”文学爱情的典范，却不能被看作“五四”女作家爱情书写的代表，因为这之前庐隐的《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这同时凌叔华的《酒后》、《花之寺》，白薇的《琳璃》，这之后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沉樱的《爱情的开始》、《喜筵之后》等，它们里面的情爱并不是以反封建为主旨的。比较沅君“毅然和传统战斗”(鲁迅语)，庐隐、凌叔华、白薇、丁玲、沉樱等皆有棱角，但那朝向是不一样的。凌叔华的“浪漫”的少妇“开始觉得平日的爱情生活不能满足了”，在不时和丈夫“开个小玩笑”，凌叔华还接过男作家杨振声把握不住的题材，写排除了男子的“少女的同性恋爱”。[4]白薇的一对姐妹主人公、姐姐持“爱情至上”，妹妹主张“及时享乐”；“爱一个又爱新鲜的去”、“我总不信男子，也不愿爱着那一个男子，等着看着中意的人，一抱就抱死他。”丁玲写莎菲“女性十足”，精通“两性间的大胆”，“在一度吻了那青年学生的富于诱惑性的红唇后，她就一脚踢开了这位不值得爱的卑琐的青年”(茅盾语)。沉樱写茜华沉浮于都市爱情异化中，恨“男人的忠厚，不能使自己燃起些微的爱意”，认“残酷一点或者怨恨一点”的男人、使她陷于“侮辱的难堪”的男人更可爱。尤其庐隐多角度地表述着“五四”女儿这样的爱情“前尘”与“归程”：因新式婚姻家庭中的新夫权而成“时代的落伍者”(《前尘》、《何处是归程》)，受过高等教育却因“社会没有事可作”又“不善管理家务琐事”而被讥为“高等游民”(《胜利以后》)，因自由恋爱中新式公子的诱骗凌辱而成“为新旧所不容的堕落人”(《沦落》、《兰田的忏悔录》)。这种种书写里，并没有什么爱情的“神圣”、“纯洁”，毅然战斗的对象也并不限于“礼教之束缚”；它们分外增添了对自由爱情、自主婚姻的疑虑，以及对摇身一变为新父新夫的当初同盟者的批评。礼教确是戴着紫金冠的“青面獠牙的恶鬼”，而“爱情真是混世魔王”、“本来男子们可以不讲贞操的，同时可以狡兔三窟式的讲恋爱，这是社会上予他们的特权”等等，一样也是真相。 参与了铲除礼教、树爱情神圣大旗全过程的“五四”女儿，除少数如沅君者外，并未怎么直接表现这过程。相反，她们描绘的主要是铲除礼教之后叛逆者内场景的喧闹。“五四”女作家的情爱主题，重心其实落于爱情胜利后女儿与新父法夫权的对弈上。礼教不是应铲除的唯一对象，这可能连沅君后来也感觉到了，曾经激昂于爱情必自由的她，在《春痕》中却叹息起自由爱情的苦闷来了，乃至有厌世之态。写着50封情书的女主人公其实处于“相当成功的恋爱”中，何以反自命“天涯倦羽”，感时伤怀、“精神颓唐”呢？也许对于沅君的女主人公来说，忧郁更接近于她们在爱情中的实感，而两年前那关于“神圣”与“纯洁”的宣言，于爱情虽“未伤其自然”，却也“嫌过于说理”(鲁迅语)。 上述“五四”女儿的切身感受，已越出了“五四”妇女解放理性所能涵盖的范围，于是会有她们那由于失去理性遵循而有的“情智冲突”这种心理矛盾。曾经是逆子逆女共同迎取爱情胜利，现在盟友中有许多人坐上了类似礼教所曾给的父与夫的位置，于是逆女便会有失去大潮庇护、孤独无助之叹，会有她们那已失却“神圣”、“纯洁”信仰的“游戏人间”这种人生态度。“情智冲突”和“游戏人间”一经庐隐提出，很快衍成“五四”女作家虚无爱情婚姻的“关键词”，连那不谈爱情的大兵冰莹也使用着：“我正过着厌倦的生活，我正在游戏人间，糟塌一生了。”[5] “五四”是关于民主平等的理性启蒙强劲的时代，但“五四”女儿实际权益的获取，主要只表现于爱情胜利与受教育权被承认这两个方面。“五四”文学的女主人公多为“新闺秀”与“新女性”，这在女作家创作中尤为显著。所谓新闺秀，指的是那些仍靠父母或丈夫供养的大家小姐或少妇，其“新”在她们思想观念上正受着新文化之风的吹拂。新闺秀向前跨出一步，走出父母之家，上新学校，谋得多为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倡恋爱自由，这便是新女性，是“五四”时代尤具现代性的很活跃的女性群体，但她们也时需父母接济，经济上自立程度较低，更谈不上什么参政权。 爱情胜利一向被视为“五四”女儿最为切实的解放，并且这项解放完全是铲除礼教的成果，“五四”文学主要是围绕这个方面来表现一代女性生活的新内容的。但“五四”女作家多未以爱情胜利为主题，仍然有一条无以非难的理由，这便是爱情胜利本非逆女们的专利，而属一代青年男女共同耕耘的结果。爱情胜利可以作为反封建时代的主流话语，但由于它并不属于恩格斯所定义的“两性冲突”——女性为缩小自己与男性的社会地位差距而作的各种努力——这一特定范畴，便不可能成为特指妇女解放时代女性创作最具前卫性的主题。沅君《旅行》、《隔绝》确曾在当时“引起一般读者的惊服”，但这主要由于两个短篇对“郑州旅馆‘最神秘的一夜’”所作的“赤裸裸的大胆的描写”，1930年的这评论对女主人公那为爱情“不自由宁死”的态度其实不甚在意，因为“自由恋爱，大家已经是大谈特谈，微觉厌倦”了。[6] 男主外女主内，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压抑中国妇女二千年，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必然有益于妇女，但妇女地位的改善并不只限于反对封建主义。两性平等思想是在反封建过程中渐次明确的，但在这过程中又难免发生将反封建等同于妇女解放的夸张性的短视。“五四”女儿其实一开始便处于一种矛盾状况中，一方面是新文化运动赠予的高远的解放追求以及实际的反封建斗争带来的某些实获，“五四”女儿最初积极投身对封建社会的批判，正因为她们信仰“铲除礼教之束缚，树神圣爱情之旗帜”将使自由一蹴而就，“问题小说”中的博爱主题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与热情。但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并未怎么触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政治经济实体，破除礼教樊篱也并未能广及妇女问题的各个方面。这一现实在新文化运动落潮期终于显露了，走出父亲家大门的女儿，发现她们落脚的其实是社会大舞台的边缘，对她们洞开的只有丈夫家的大门，被历史重新定义过的天空其实依然低矮，环境仍然局促，前程更是吉凶难卜，于是会有对可作慰藉的母爱的集体性的回眸一望，完全属于自己的对新父法夫权压抑的醒悟也正当其时发生了。“五四”女作家的创作终于在此时超越了局限于反封建礼教的“五四”妇女解放理性；因为源自于对真相的醒悟与对生活的实感，精粹的、代表性的作品多于此时诞生。但这些作品仍是“五四”的，因为它们对民主科学精神的信仰以及对社会的批判一以贯之。 附注： [1][2][3][4][5][6]黄人影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第4页，7—8页，4页，5页与20页，114页，27—28页，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上海影印厂1985年。 作者简介：乐 铄， 郑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秋之卷(总第21期)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秋之卷(总第2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