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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处在急速变化的时代里的个体，面对纷繁复杂的世间图景和被强制性拥堵在一起的复杂事实，能够清晰地把握那些错位的、误置的、被忽略的现实环节，发掘出其中有意义的、可供借鉴的本质是毕飞宇小说的根本诉求。在许多代表了当今文坛最高创作水平的中青年作家们的头脑中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更融合了当今西方流行的各种全新的话语，丰富的理论基础使他们有能力站在全球文化的想象高度上对中国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历史变化给予全面的观照和强有力地把握。毕飞宇正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分子。综观毕飞宇的文本，有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作品将视角聚焦当下，关注着在中国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中，作为社会主体的芸芸众生不同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现代化生存场景的浮世绘。 一、文化滞差：冲突与碰撞 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就是，文化的转型并没有与社会层面的转型同步展开。这一现实的原因，除了中国传统文化模式自身的惰性与顽固性外，还与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环境密切相关。中国社会在确立了现代化目标之时，它所面对的现代性已经不再是无可争议的价值象征而是一个开始残缺的价值实体。而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的直接结果就是，在中国社会中无法形成一种支撑现代化进程的相对统一的主导性的文化精神。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这一时期的中国现实的文化图景，那么最确切的是：前所未有的文化冲突和碰撞。在文化哲学家们看来，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转型，传统的农业文明本应被现代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所取代而在民众中成为主导性的文化模式，然而形势并非如此，本该历时态出现的传统文化、现代工业文明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模式却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以共时态的形式出现，并以不同的方式和力度影响着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不同的文化形态同时挤压的错综复杂使得形成一种统一的文化精神为时尚早，也必然无法适应物质文化的变迁而严重滞后。美国学者W·F.奥格本指出：“如果文化有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变迁得比较早，或比较大，两部分不能保持原有关系，产生了失调，这时就产生了文化堕距。”[1]因此在中国世纪之交的现代化进程中，总体性作为历史任务的自觉性迟迟不临，而是以一种“危机”的形式无奈地进入运作，而文化作为影响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动力必然在不同个体中显出激烈的冲突和碰撞。 作为人文学者，作家总是能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把握住时代哪怕最纤细的脉搏。毕飞宇的创作让我们知道，人的细密的感觉往往牵扯着他(她)的境遇，人的向往以及为向往而挣扎的过程就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他让我们怀着悲悯之心，看原本美好的东西是如何由原初的美好，坚韧的追望走向残忍的破碎的。他将开掘的笔触直接指向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文化转型期，在现实与文化冲撞的氛围里开放性的展示了理想、真情等美好的情怀经历了怎样的激荡而走向最终的破灭。 在彼此冲突的文化模式里，毕飞宇注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的阻滞。立根于农业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具有一种超稳定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在现实生活里，一方面社会层面的现代化逐步走向深入，另一方面现代主义文明的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文化萌芽却并没有真正削弱传统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文化对民众和社会的深层影响。这种传统文化对现代精神的阻滞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农业文明使人们长期生活在尚未发展起社会化大生产的自然经济中，在这种自然经济条件下生活的人们靠着一辈又一辈陈陈相因的经验习俗.在封闭的、自给自足的文化中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任何变动、革新必将与原有文化构成激烈的矛盾冲突。就像《生活在天上》中的蚕婆婆，被孝顺的儿子接到城里生活，离开断桥镇的感觉对她来说，“说不上是喜气洋洋还是孤清冷寂”。而象征着现代都市文化的汽车、大厦、铝合金门窗不但没有让蚕婆婆产生颐养天年的安详和快乐，反而带给她晕车、呕吐、冒冷汗等等生理和身体上的不适。在熟悉了断桥镇那种自然经济下的传统生活，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完全超越了她的生活阈限。与其说是生理上的不适，不如说是文化心理上的排斥与恐惧让她极度不安。在二十九层的新时代大厦里养蚕，决不是毕飞宇一时的异想天开，将两种文化强行对接恰恰体现了他巧妙的构思，把这种自在文化对自觉文化的冲突与抗拒推向了极致。在《哥俩好》中，殷图北离开了故乡断桥镇来到了省城，对城市文化的不能相与使他产生了对故乡强烈的眷恋，断桥镇的老宅承载了他对过往熟悉的生活氛围的全部不舍和依恋。回归故土成了他逃避抵抗的唯一方式。在毕飞宇的另一篇小说《九层电梯》中，他将这种文化上的冲突寄寓到了两只猫的身上。小猫耶萝和布莱克本是属于旷野属于自然的，对于它们来说，奔跑、捕食、备爪是生命最基本的构成，然而现代文明的钢筋水泥使沙地泥土只能成为污垢，隔绝了阳光蓝天，将生命圈定在狭小的环境中，它们赖以生存的方式被替换的同时也宣告了他们生命权力被彻底剥夺。 在毕飞宇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以过去为定向”的特征始终支配人们的生活和社会活动。在物质文化层面上的变迁意味着人的生存状态的改变，在必然产生的冲突碰撞的文化氛围中，在生存个体身上，那些原本美好的情感最后都走向了破碎的结局。在蚕婆婆身后紧紧关闭的门将自然经济的传统与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彻底阻隔，那些寄托了蚕婆婆所有希望、凝聚了她全部心血的蚕吐尽了所有的丝，在它们所无法适应的生存环境里困苦的挣扎，但是所有的忍耐和痛苦无非是从事着一种注定了失败的努力。让殷图北魂萦梦牵的老屋终于被哥哥像处理一件旧货样卖掉了，殷图北竭尽全力想要保留的对亲人、对爱人、对故乡的一缕情思也从此被彻底斩断。与耶萝和布莱克日渐消瘦一样，女儿稀疏的牙齿、枯黄的头发是那些获得了城市生存资格的人们必须付出的代价，那是无法从自然中汲取精华的孱弱，是中华鳖精、珍珠燕窝补不回来的天然活力。随着布莱克在阳台上最后那惊人的一跃，一同死去的还有女儿热爱生命、渴望接近自然的童心。玉米放弃了爱情嫁给了郭家兴，玉秧用少女的贞操赢得了魏向东的欢心和信任，她们放弃了个人的自尊自爱的立场，虽然在时代变革中懂得了全新的生存法则，然而在换取了一些特殊权利的同时，生命中有一部分最美好最珍贵的东西已经破碎，那些最为基本的权利，恰恰失去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的第二个层面体现在它“具有比较强烈的伦理主义或伦理中心主义的特征”[2]。这种文化对人文或人际关系的重视胜过一切，正如梁漱溟所说：“我们如其说，西洋近代社会是个人本位的社会—英美其显例；而以西洋最近趋向为社会本位的社会—苏联其显例。那我们应当说中国是一‘伦理本位的社会。’”[3]这里所提到的伦理关系主要指的是在农业文明条件下自在的日常生活主体进行着的基于血缘关系、宗法关系和天然情感的日常交往。与现代理性文化中的人性化、科学化相比，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关系具有很大的消极性。在这种文化中，人与人的分化远远没有达到理性的自知自觉，自由自主的现代精神是难以被接受的。正如小说《玉米》中的玉米那样，作为家中的长女，她的行为方式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家族利益维护的责任。这种责任已经融化到了她的血液里成为一种本能。她的所作所为正体现了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成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制系统在整个传统文化中起的关键性作用。玉米主动地归附于这种宗法关系、伦理纲常，将自己固定在这一天然形成的文化秩序内的某一个位置之上。在家中，她使尽浑身解数树立自己的家长身份，为了保持住王家在村中的地位和威信，她的肩上扛起了重振家风的重担。不仅如此，她还自觉地强化这一秩序，将其中的伦理规范作为一种标准要求他人。在《玉秀》中，妹妹玉秀与郭左相爱并怀上了孩子。在玉米看来，年纪相当的郭左与玉秀却是“侄子与姨妈”的关系，他们两人之间的情感绝对是败坏伦理道德的“丑事”。玉米痛心疾首的反对就是出于对传统伦理文化中形成的道德观的维护。在这样的伦理本位的社会中，“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与人，尤其是男人与女人的交往仍然停留在最基本最原始的尺度之内。如果威胁到了这些伦理秩序，自由的爱情甚至是美好的亲情也要受到压抑甚至扼杀。在《哺乳期的女人》里，虽然，“旺旺食品”这种象征着现代文明的商业文化产物已经出现在断桥镇，但是人们依然生活在传统的文化模式里，一言一行都必须符合传统伦理的要求。七岁的旺旺看到正在为婴儿哺乳的惠嫂，竟然对着她的乳房咬了一口。这个动作虽然极端，但是却是一个长期得不到父母之爱的孩子对母亲极度渴望的一种表达。这个年幼孩子的行为不但没有得到同情和理解却被整个断桥镇的人甚至旺旺爷视为一种“不学好”的下流举动。旺旺爷虽然在电视广告中学会了给孙子买旺旺饼干和雪饼，然而那种真正文明的，符合人性发展要求的文化并不曾改变和动摇他固有的蒙昧意识。 毕飞宇创作的深刻性更体现在文本的批判维度和怀疑基调中。他的批判切中肯綮鞭辟入里，揭露了此种消极落后的自在的传统文化模式摧残人性的潜在夙弊。在《雨天的棉花糖》中，这种对生命个体的压制以人性的变异生命的扭曲的结局告终。红豆的悲剧命运在于他原本应该张扬被保护的生命个性与日常生活图示和结构所认同及强化的自在文化形成错位。在红豆生活的这个强大的日常生活社会里，人们用一种重复性的思维与实践去应付、要求甚至约束非日常生活的社会活动。当男儿身的红豆表现出了女性化的娇羞，人们甚至他的父母根本无法接受这种背离他们日常生活矩矱的行为方式。在毕飞宇的笔下红豆并不是一个变态者，无论从心理或生理意义上看都是一个健康正常的人，作为一个具有独立存在意义的生命个体，他迥异于一般男性的独特秉性本应该得到尊重与接受。然而，传统日常生活强大的自在文化像无边的深渊，使红豆一步步沦入恐惧、自卑、自疑、绝望的灰暗悲郁的情绪之中，彻底迷失了自我，只能在二十八岁的年龄精神分裂离开了这个世界。与《雨天的棉花糖》从暴露自在文化心理残噬人性的弊端入手探讨日常生活批判问题的视角相一致，《祖宗》对于传统日常生活的文化模式造成人性变异的深刻批判同样具有震人心魄的艺术效果。太祖母在百岁之时长出了满口新牙，这件事在平静的家庭日常生活中掀起了轩然巨波，种种虚张声势的猜测揣疑使这件超越生活经验的咄咄怪事变得更加诡异。这种超自然的现象给日常生活带来的强烈冲击让所有的人陷入了极度恐慌，太祖母的健康简直让他们坐立难安。在儿孙曾儿孙的眼中，她不再是慈祥的长辈更像笼罩在家族上空的不祥的阴霾。在迷狂般的恐惧下，所有的孝义、亲情被弑杀欲念所取代，终于，后代们以一种合乎日常生活道理的残忍方式将太祖母“谋杀”了。在深重的叙述中，作家批判的正是传统日常生活表面的安澜下潜藏的排噬异质的残酷的攻击本性，这种隐于自在文化背后巨大的“日常生活集体无意识”黑手，才是造成红豆、太祖母悲剧的真正根源。 二、精神裂变：迷失与自弃 如果说，在这个时代转型期中，面对种种文化的冲撞，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自觉地感受到这种文化滞差现象的冲突和碰撞，从而被动地接受着许多美好破碎的现实，那么，毕飞宇还着力为我们呈现了另一批特殊的人群，他们敏感地察觉到了文化的冲突，然而清醒的无奈则从更深刻的意义上体现了人类精神嬗变中引发的痛苦。 这一群体是中国社会世纪末转型时期中产生的一种具有鲜明特点的特殊群体。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知识分子，也不属于普通的大众，他们可能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但在转型的时代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身份。他们的这种身份介于精英与大众之间，少了一份精英的清高孤傲，多了一分大众的生活气息。他们既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道德底线，但无时无刻不受到现代化社会的约束和影响，是一种特殊时期正在形成自己本身自觉文化精神的全新阶层。借用波斯纳提出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来界定，他们“以社会公众可接近的方式表达自己，并且其表达聚焦于有关或涉及政治或意识形态色调的社会公众关注之问题。公共可以依附于大学，也可以与大学毫不相干。他们可以是全职的学术人员，亦可为兼职学术人员……可以是作家或者艺术家；可以是政治家或者政府官员……”[4]在毕飞宇的笔下，他们栖存在学术界、企业界、艺术界甚至是一群融各种身份于一身的跨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身上所背负的“公共”指的是他们共同参与建构的公共领域的空间。公共知识分子特殊的身份使他们一方面可以走出象牙塔接触到鲜活的世界，真真切切的感受到现代文明给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变化，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可能任自己的精神和心灵随波逐流，必然感受到一种精神上“不在家”的痛苦。也就是说，生存方式和身份的改变无法让他们快速形成一种适应性的文化心理。这并不同于多数的大众，由于习惯了传统文化宰制下的生活模式，无法自觉地跳出那种经验惯性，相反，他们可以敏锐地感到现代文明的强大力量和自身的渺小。恰恰由于他们具有知识分子应有的反思、怀疑、批判等能力，使他们在面对文化转型这个不可逆转的契机时，精神上往往要受到更多的考验，也必然经历激烈的挣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虽然肯定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对现代化进程的积极意义，却不能不为市场经济运行下产生的价值混乱和道德滑坡而忧心忡忡。这种跋前踬后的复杂心态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精神的归属上无所适从，价值判断上难以措置裕如，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本标准以至于难以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陷入一种现代文化认同危机和自我分裂的困境。正如塞缪尔所说：“现代化可能是具有整体性的，但不一定是很好的整体，它必然包含着紧张、压力、混乱和骚动”。[5]在接受与拒斥的挣扎中，身处其内的个人没有可以遵循的社会规范，没有主导性的文化支撑信仰，他们在事物的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各种文化力量的相互撕扯中无法清楚有效的分辨，一时间幻灭感迅速弥漫，他们成了走投无路的羔羊。毕飞宇在他的许多小说里都表现了这种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公共知识分子对自我身份以及价值取向难以确知的矛盾、罹惘和落落寡欢。他对这一话语的开拓性表达是改革开放以来，研究这一新崛起的阶层“认同焦虑”的释放途径和探寻方式，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表象。作家绕开了批判导致知识分子渐失自我的外在力量的套路式描写，而是独辟蹊径，直抵灵魂深处，触摸心灵糜患，展现在历史转折时期他们身上所发生的精神裂变。在这种过渡性的特殊阶段，在对自我身份重新确认定位的迷茫里，许多美好的理想或情感也在迷失与自弃的挣扎中支离破碎。 在《遥控》这个短篇里，“我”的生活充分享受到了现代化文明的成果，所有“电器全是日本货。有一点至关重要，它们必须带有遥控器”，遥控器的使用是现代科技带给人类最大的贡献之一。它将人从复杂的繁琐的生活程序里解放出来，节省了许多体力。然而让“遥控”成为生活的一个大方向，在“遥控”所象征的现代社会里，人们可以没有选择，生活只有一个向度。如果人们可以“利用遥控捉住春天，五花大绑地扭到沙发上来”，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劳神呢？可以说当现代科技的简单、明了把我们的手、脚、身体从大量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同时，生活里的丰富性也一同被消解了。生活的情趣和意义被套上了物质化的外壳成了寂寞时代的牺牲品。而写写字、交一个情投意合的女朋扔立些真正“有意义”的事却在这个“没有什么遥控不了的”时代里变得那么遥不可及，求之而不得。在现代化为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的幸福里，生命的激情、创意被物质化的生活重锤击得粉碎，而“我”迷失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不知所措，在无法找到可以让自己认同的生活方式之前，只能继续着对生命意义的困惑。 面对迷失许多人身处现代社会的环境中，无法逃脱生存法则的制约。在《哥俩好》中的殷图南难以绕开自弃的隘口，将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寄寓在另一个人身上，在他人身上实现自己的梦。断桥镇的殷家是全县著名的教书世家。大哥殷图南一九七九年考入师范大学成为殷家第八代教书匠，然而，图南在一九八九年的冬天“出事”了。他离了婚，辞了职，一个人重新回到省城去了，在五年的时间里成了新一代的大款。在商界、情场、金钱、利益中摸爬滚打了一番后的图南为弟弟选择了一条与现在的自己不一样的路：给落榜的弟弟交上了师范大学巨额的自费款。就像图北拿到通知书那一刻，在哥哥眼中读懂的那些话一样，从此，他的命就埋进了大哥的沉默里。可以说，图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公共知识分子，从大学教师到成功商人，身份的转变虽然给他带来了物质上的满足，却使他负上了精神的重轭，陷入了在两个裂变的自我中挣扎的困境。他充分享受到了现代文化注重的身份、名誉、自由同时也深切体会到了妻离子散、信仰无着的寂寥和苦闷，商场内的彼此算计，他身边变换的各色女人更让他懂得了人情的浇漓和人性的茫昧。令人身心疲惫的现实生活，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知识分子情怀纠缠在一起，令他痛苦不堪。身不由己的图南只能无奈的放弃现实的自己，转而在弟弟身上找寻自己另一个影子，借此来实现无法选择的人生之路。到了《唱西皮二簧的一朵》中，这种自弃表现为一种彻底毁灭的极端情绪。十九岁的一朵如今是电视上迅速窜红的戏苑名旦。与七年前一身土气，满嘴浓重口音的乡下孩子不同，此时的一朵已经是深谙世事的都市女郎，从底层跻身到“文化圈”，在某种意义上说，她同样属于新兴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商业时代里，有大老板撑腰，在电视上多露几次脸再转向影视发展，这样的好日子离一朵不远了。可是，一个像极了自己的乡下中年女人的出现完全扰乱了她现有的生活，影响了她蒸蒸日上的地位，更让她在精神上陷人湫隘。随着两个人的相像在越来越多人中间成为共识，一朵甚至产生了一种难以忍受的错觉：“除了自己之外，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个自己”。这个在繁华的都市里几乎可以要风要雨的一朵享受到了现代生活的美好，但那个衰老的乡下女人似乎象征了自己命运的谶语。熟悉的口音、同样的眼睛甚至眼里流露出来的怜爱目光让她产生了对自己深深的怀疑：乡下女人也许才是退去都市铅华后真实的自己，而现实中的自己也许只是一种梦幻。就像吉登斯说得那样，此时的一朵在外界的压力下体会到了身体与自我分离的状态，“自我与身体的离析或全然融合……有积极意义的形式，但是当这种分离作为人格的多余特证而发生时，它表现了会直接对自我认同造成冲击的存在性焦虑”，产生“精神分裂人格中镜像和自我严重的相互颠倒”。[6]在他人身上看到了自己努力想要摆脱的那个不堪的我，对沉迷于现代文化中的一朵是个沉重的打击。恐惧让她产生了恨，她做出了选择：毁弃另一个自我。 为了缓解在文化转型中产生的种种精神和心理疾患，一些人主动的放弃或撤离了以道德理想为宗旨的精英立场，将自我泯融于衣食住行和饮食男女等平面化的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少数坚持知识分子崇高精神性的固守者变得更为决绝。而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文化裂变不只表现为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对人之主体性的自觉消解和从文化启蒙立场的撤退，更深刻地表现在其他依旧固守文化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面对多种文化精神的冲突，同样无法确立现代化所要求的主导性文化精神。在“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群体中那些心怀理想主义的人，他们用与世俗化大潮的持久对峙表达了对人欲横流与享乐主义的拒斥。但是文化启蒙的立场与商品时代的大众文化甚至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彼此碰撞使人们的价值取向无形中发生着裂变，而“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使他们难以绝对脱离现代社会的各种运行法则，这些决定了他们种种勇武的对抗最终只能在迷失与自弃中转化为没有观众的悲壮演出。 《青衣》以转型社会作为对立背景，表现了一个绝对理想主义者失败的故事。为艺术献身的激情在某些年代具有蛊惑人心的强大力量。毫无疑问，在筱燕秋成长所经历的岁月里就是如此。怀抱着艺术至上的纯粹主义态度，她将对艺术的理解作为所有行动的绝对尺度。对李雪芬的冷言相加甚至动手伤人与其说是因为她对主角的渴望，不如说是一种艺术坚持的过激举动。她的这种将艺术与生活混为一谈的极度自我行为，使她从不屑与周围的环境相融合。在炳璋(《那个夏天，那个秋季》)身上，与筱燕秋有着极为相似的理想情怀。他对音乐的挚爱融到了血液里，她(他)们几乎可以用生命来捍卫热爱的理想和艺术。筱燕秋们因为怀抱理想必须超越现实，她(他)们也从未放弃过这样的努力。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市场经济的全面繁荣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度，但在文化层面上却对她(他)们所坚持的理想主义构成了更加巨大的冲击。用理想超越现实在商业主义时代里难上加难，坚持理想与商品交换原则的新文化构成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对立。生活在无法与世俗隔绝的现实世界，理想无法绝对化，终究不可能超越现实太远。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在经历了精神与情感的迷失后不得不看着理想越走越远—筱燕秋放弃了那个自尊清高的自我，用肉体交换希望；炳璋痛心地接受了爱徒世俗化的选择。他(她)们的悲剧在于把舞台视为精神的栖居地，将艺术作为放飞理想的翅膀，而在这个疾速转变的时代，社会转型无法避免地将波及到文化精神领域里的艺术行为。事实证明，现时代已经进入一个商业化的现代社会，无所不能的商业文化正在不可阻挡的撼动着理想与艺术原本崇高的地位，来自现实与自我精神上的双重冲击必将动摇甚至粉碎她他们那些美好的坚持，她(他)们成了现代社会里最后一群只为理想而舞的哀鸿。 三、结语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精神的冲突和裂变也正是人类深层变化和进步的根本力量。毕飞宇在展现种种破碎的现实感悟中亮出自己鲜明的精神立场。当思想在当代部分小说家笔下渐行渐行渐远，当作品为了取悦市场而将自身向商品靠拢时，我们在毕飞宇的小说中欣喜地看到了精神维度的凸面。他的小说关怀理想，关怀人类精神的现实性困惑和未来的挑战，在艺术思想的永恒性受到全面质疑的消费时代里，毕飞宇以其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对精神与思想的坚守及追望大胆的怀疑，勇敢的自视，并力图给出自己的判断。他小说中对现实破碎的把握是切入当下社会和个体生命真实状态的一个角度，他在小说中不是作局部利益的吁求，而是寓于全人类的生活状况与前景之中，呼唤一种整体和谐的最高境界。在这个意义上说，毕飞宇的小说没有停滞于平面化的展示而是被更邃密的生命思虑所刷新，透过他破碎的现实描摹，我们不难采掘到那种精神在经过思考砥砺之后疼痛的深刻。 注释： [1]W·奥格本：《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5页。 [2]衣俊卿：《文化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 [3]徐洪兴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中国哲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5页。 [4]理查德·A.波斯纳著，徐昕译：《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5]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330页。 [6]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自我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5页。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5年06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5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