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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台湾的长篇小说创作成果颇丰，不同类型的作家各自创作了不同主题和风格的作品：有女作家用大河小说为台湾历史留下影像，有原住民作家大篇幅地书写其族群或个人的生命史；也有中产阶级作家对于人性的描写和审美艺术的追求。这些作品为了解台湾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民众心态，提供了有益参考。 2010年台湾长篇小说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施叔青的《三世人》、巴代的《走过——一个台籍老兵的故事》和《马铁路：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间》、朱天心的《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李永平的《大河尽头：山》等等。 《三世人》为施叔青“台湾三部曲”的完结篇。该三部曲的人物和事件并不具有关联性，作者以散点透视展现台湾从清代汉族移民之初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前后的数百年间，各民族各族群你来我往、纠葛融合的台湾史关键片段。第一部《行过洛津》通过来自闽南的伶人许情随梨园“七子班”来到台湾搬演《陈三五娘》的种种经历，展现洛津(鹿港)遽起急落的50年繁华史和清代移民的粗砺生命力。第二部《风前尘埃》将时空移至日据时代的后山花东，以日本警察横山新藏之女横山月姬与太鲁阁族青年哈鹿克的凄美恋情以及哈鹿克被杀害后，横山月姬被暗恋着她的客家摄影师范姜义明收容及其最后离去等情事，揭露日据下台湾各族群的权力关系和殖民统治的残酷，并以和服上画着飞机、坦克的法西斯暴力美学等文化现象的描写，揭示知识(文化)与殖民权力的共谋结构。第三部《三世人》又将焦点移回台湾西部的闽南族群身上，只是时序已到了20世纪前半叶。小说的主线是洛津士绅施寄生一家三代在日本殖民和国民党接收时代的际遇及其在身份认同上的惶惑或坚持。如老一代的施寄生以清朝遗民自居，对日本殖民者采取不合作态度，以不辍的汉诗文写作以及本土习俗的沿用(包括留辫子)等体现其对民族身份的坚守，但第二代和第三代受日本同化政策和皇民化运动的影响，产生了认同的动摇和惶惑。对于“大国民”(影射因协助日军入城而一朝富贵腾达的辜显荣)，作者则多有嘲讽和批评。 小说涉及许多重要的政治社会事件，如皇民化运动、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935年始政40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农民组合运动、自治运动、“二·二八事件”等等，书中众多人物也有着真人真事的投影。小说最重要的副线是养女掌珠的生存奋斗史，作者借此表达其女性主义思想。掌珠虽身世飘零，处于社会最底层，却是个具有独立个性和理想的台湾女性。她利用机会到传习所学日语，在即将被养父卖为人妾的关口因听到文化协会的妇女问题演讲而获得启蒙，弃婚潜逃。文化协会放映阮玲玉主演的《神女》《桃花泣血记》等无声电影，辩士(解说员)对片中弱女子毫无同情之心，于是掌珠立志要当台湾第一个女辩士，“要为电影中可怜的女性发声，拿回由女人解释女人命运的权利”。她从电影中知道：只有自食其力且理智、勇敢、关心大众利益才是真正的摩登女性！因此她看不惯台北一群热衷于跳舞、荡秋千的“文明女”。她发现坊间的言情小说均出自男作家之手，用来满足男性对女性一相情愿的情欲想象，而现实中的女性大多处境艰困悲惨，受尽欺辱。她转而计划用刚学会的白话文写自传体小说，塑造一个突破传统约束、情感独立、勇于追求命运自主的台湾女性。施叔青曾宣称：大河小说不能只有男性观点。在《台湾三部曲》中，她用女性观点来看历史，以女性观点为土地立传，颠覆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叙述视野。她不忍用妓女来比拟台湾，因而改用“养女”，充满生命力和草根味、地位卑微却努力奋斗、勇于上进的掌珠被作者作为台湾的象征。 当前台湾的一些流行观念，如日本带给台湾现代化等，在施叔青的作品中有一定的投影；对于“二·二八事件”的描写，作者过于倚重当前充斥市肄的一些资料和说法，殊不知，这些“资料”未必完全反映历史的真相。不过在其他方面，作者不乏深刻和准确的描写。如“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电影受到总督府的限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电影立即被禁演，“永乐座只放映满洲制片厂夸大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的影片”。这印证了所谓“知识即权力”的命题：文学艺术其实与政治脱不了关系，统治者标榜“唯美”只是掩盖其与殖民权力共谋关系的谎话。小说中，掌珠还发现：和日本人一起看电影，距离那么近，却亲疏有别，当中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相反，银幕上的“支那人”反而不令她陌生，特别是著名演员胡蝶让台湾观众颇感亲切。这些描写说明了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人心中难以泯灭的汉民族情感及认同。 卑南族作家巴代的《笛鹳：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间》曾获2008年台湾文学长篇小说金典奖，以《马铁路》为题的下卷则于2010年8月问世。孙大川评说该书是“一段1917年日本台东厅的行政记录，平淡中却暗藏着日本统治当局的算计与阴谋，以及大巴六九部落隐瞒近百年的秘密。而其中山林追逐战的精密策略与暴力美学、巫术闸口的恐怖力量、与自然合而为一的血腥伏击过程，犹如在女巫对灵魂操纵下所形成的故事核爆点……”巴代另一部长篇是《走过——一个台籍老兵的故事》。1945年，卑南族青年陈清山被国民党军以3000元高薪为饵诱骗入伍并运往大陆参加国共内战，被俘后转而加入解放军，成为战斗英雄，解放后在大陆工作生活数十年，直至2002年才得以返乡。巴代根据陈清山的一份近万字自传手稿写出25万字的著作。传主哭哭笑笑地看完作品后，说巴代仿佛是跟随着他走过了这一回，由此可见小说与陈清山实际经历的契合。巴代在“自序”中称：“透过小说形式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揣摩陈老先生的心境，企图以他一个人的经验，没有怀恨、不预设立场地说明整个台籍老兵的境况。”确实，无论是陈清山或巴代，都没有必要在国共两党之间“预设立场”，他们只会很真实地讲出历史的真相。作品中，无论是打仗的目的、扩充兵员的方式、军官对待士兵的态度、还是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国共两党军队都有天壤之别。小说实际上说明了1949年中国人民在国共两党之间做出选择的原因。这也许是《走过》一书的一个始料未及的特殊意义。 朱天心《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的台湾版和大陆版在2010年接踵而至。作为小说叙述主角的58岁的中产阶级妇女，翻看丈夫40年前的日记时，发现当年的少年“无论你如何折磨，每天日记结束总为你祝福祈愿”，并做着“让你在我怀中睡去”的梦，然而他也正是40年后“眼前这个进门至今正眼也没看过你一眼的人”。王安忆、毛尖等大陆作家为此情此景定位：“一个中年版‘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故事，一笔写完所有男人和女人的爱情结局。”这个爱情结局用作者的话说即是：“一对没打算离婚，只因彼此互为习惯(瘾、恶习之类)，感情薄淡如隔夜冷茶，如冰块化了的温吞好酒，如久洗不肯再回复原状的白T恤的婚姻男女”。女主角为此寂寞、恍神，小说家也试图为这对夫妇探寻可能的出路，不过最终认识到：“一生残破，也没别的选择，就这样子吧……很多人选择不离婚……好像处理一个离婚都是多此一举。”小说的主旨就是：“告诉你，所有的爱情到最后都是这样的，看到它的残酷，才懂得如何相守。” 李永平的《大河尽头：溯流》(2008)于2010年7月获得第三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的专家推荐奖，一个多月后，下卷《大河尽头：山》问世。王德威称《大河尽头》的出版是新世纪华语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大事，我们很久没有看到像它这样好看又耐看的小说了，“好看，因为李永平沿袭传统说故事的技艺，让读者忍不住想知道下回如何分解，而他笔下的大河冒险如此绘影形声，更饶有古典写实主义的风格；耐看，因为李永平不甘于讲述一个传统的少年启蒙故事而已。他对文字意象的刻意雕琢，对记忆和欲望的上下求索，又颠覆了写实主义的反映论，让写作本身成为一场最华丽的探险”。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25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2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