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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犹豫，在何平身上用“大器晚成”这个词是否妥当。何平的批评文字引起人们的关注确实是这几年的事，但他却是20世纪60年代生人。与他同年代甚至更晚的同在大学执业的早已是教授、博导，而他还只是个副教授。这不是说他进步慢，不用功，而是他“觉悟”得实在太晚。何平1992年本科毕业，现在已经说不清他当年为什么没有接着读学位，而是分配到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做了老师。一待就是十几年。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当然不可以重来，但有时候做一些假设还是有意思的，比如，如果何平按部就班地读研留校晋升，现在大概也博导了吧？但又可以进一步假设，如果何平按部就班地读研晋升，他会选择怎样的专业，写出的文字又是怎样的呢？对于不了解何平的人来说，这些假设当然是没有意义的，但对熟悉他的人来说，却是了解他为人甚至为文的一个路径。他虽然晚成，但却与差不多跟他一起成名的批评家们似乎不太一样，他好像属于过去，属于80年代：他的趣味、理想和风格。 所以说有关写作的代际研究既没道理又有道理。新时期文学以来，有关“代”的研究一直是对作家进行分类研究的习惯性方法，而对批评家的研究则较少从这样的角度，其实在我看来有时也不妨试一试，只要我们避免从年龄的角度进行简单的归类。从最近的社会学研究来看，人们已经越来越倾向于将生理的年龄问题从抽象的数学领域还原到社会的经验的领域，一旦如此，那么，从广义上来说，把一个社会分割成一个个同期群加以考虑是可能的。每个人都是一个跟其他同期群在能辨别的方面均不同的同期群成员。在解释同期群的问题时过去一直将年龄作为一个要素，有时就简单地以年龄来分类和称谓，这种区分法已经受到了很多的批评，其实，在同期群问题上还有许多不同的认识和可资补充的研究方法，比如知识、经验与劳动（包括社会分工与从业）。在社会正常运转、节律均衡的时代，以年龄作为区分可信度当然要大一点，这意味着人的成长没有太多的意外和偶然。同一年龄组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生物史，就他们充当的角色而言，他们有共同的经历，将来也可能有类似的经验。历史的一面把年龄组视为一个不同的世代或同期群，换句话说人们组成一个年龄组，是因为他们以其特有的特征共同经历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人们在生命历程的某一时间经历了某些事件，那么他们就可能会具有某些共同的方面。但是如果社会进入动荡期，生活失去了规律，事情就变得复杂，年龄有时就不能说明问题。比如中国的“文革”以及经过了“文革”后社会应对与补偿，就使得许多事物都改变了进程。仅以教育为例，1977年恢复高考，一个班上的学生可以相差二十岁，从年龄上看，他们显然不是一代人，但是从知识与社会身份上看他们又是一代人，虽然，年长的与年少的人生经历与经验并不一样，但是，当他们进入同一层面的文化时，他们原先各自的经验已不是决定因素。过去，我们显然过多地强调了年龄的因素，过分地强调了同一年龄段的生物与历史内容的同一性，事实上，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想象，而社会客观进程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这种理论上的预设。同时，我们又过多地强调了主体经历与经验上的决定作用，而事实上这些经历与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文化身份是要取决于社会的外部因素的，有时，后者具有相当的强迫的成分。比如，职业、环境、社会风尚都可以对身处其中的成员从文化上进行解释、认定与塑型，与这种外部力量相比，个人的经验是可能被忽略的，它的影响只存在于私人的小圈子中。米德是比较看重外部对人的影响的，认为世界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她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研究60年代人的，她从生活中的变化谈起，工业革命、信息时代、全球文化的形成，不同起点的国家、民族所经历的共时性变化，包括世界的和局部的战争等等，一切都显示出当时那个世界的巨大变革，它超过了成年人经验更替的频率，未及更换的知识体系和文化范式与新的体系和范式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断裂，往日的人群一下子站在了“河”的两边。不是年龄与想象中的经历与经验，而是外部世界以及个体对外部世界的接受与认同决定了所谓的“代”，可能就是一种思潮或事情，使不同年龄的人成为一个文化群落，反之亦然。我之所以要将这方面的理论先作一番梳理，是为了解决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如何为当代批评群体进行代际划分以便分类描述，正是上述这些思考将我从“通常”的“代”的话语怪圈中解放了出来，或者说给了我一个解释“代”的新的视角。 前些日子在上海，与程德培等批评家有过一次讨论，讨论是围绕程德培的课题进行的，他即将开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或新时期文学批评史的撰写。参与讨论的批评家都对现有的一些批评史著作有些遗憾，因而都有一个理想，希望批评史不要写成观念史，也不能是时间的流水账，而应该写出作为个体的人的批评家活动史，应该重返历史的现场，再现批评家参与文学史进程的鲜活的过程，能够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气息，感受到批评家情感、性格与内心世界。这当然是很高的、近于苛刻的要求。这次讨论给我很大启发，我当时就曾设想过如何对这三十年的文学批评进行描述和分析，特别是如何叙述批评家，但是想不出一个好的角度。后来，恰巧有刊物约写新中国六十年的文学批评述评的稿子，我又发现在当代批评史写作中，对批评家的书写是最困难的，从通常的代际角度根本无法对批评家进行分类，即以80年代而言，这一概念与方法就显出了窘境。就像我前面说的，80年代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年代，它不是一个正常的、按部就班的延续，在任何一个场合、领域、业界和空间，都是一些看上去不可能在一起的个体的聚合。从通常的代际理论来看，这种聚合体中就包含了好几代，夸张一点可以说是“几代同堂”。以批评界而言，80年代的从业者在生理年龄上的悬殊是很大的，就是当年所谓的“中青年批评家”或“青年批评家”，个体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知识）、人生经历相似者甚少，“代”的话语在此很难自圆其说。我当然无力去写80年代的批评史，但是它让我认真地回忆起还在写作和不再写作的许多批评家，想起他们当年活跃在评坛上的情景，不管他们的年龄如何，是否受过专业训练，关键是他们一起出场了，并且走到了一起，他们共同被一种风气所裹挟，又一起开创了一代风气。他们被历史改变，他们同时又改变了历史。也就是说，一方面，80年代的批评家很难用“代”去描述，但另一方面，似乎与此存在矛盾的地方，那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从这一个聚合而成的批评群落中感受到许多共同的东西、共同的特点，一种共同的气质。这一气质是那样的鲜明而突出，不但在当时让人耳目一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晰，与其后批评的区别性越来越明显。 何平当然没有出现在80年代的现场，但是在他的身上却具有鲜明的80年代的批评气质。按照我上面的理解来解释，是因为何平的文学启蒙恰恰是在80年代。有一个现象正在被遗忘，那就是80年代的大中学生文学，那么多的大中学生文学社团。那么多的对学校规定的课程不屑一顾的学生，甚至对学历教育、自身前途置若罔闻的学生，他们将文学看得比什么都重，学校只不过是一个场所，一个同气相求的聚集地。那时的文学社团具有现在不可理喻的凝聚力，是一个巨大的引力场，仿照那句名言，不管你走到哪里，只要你谈起文学，都会遇到朋友和同志。虽然通讯远比现在落后，但那些文学少年与文学青年却在同一面旗帜的引领下形成了超乎想象的青少年文学部落。许多校园文学刊物、青少年文学杂志成为他们的家园。后来，学术界提出了无名的写作以及潜写作等概念，但对校园文学还是关注得不够，作为专业写作的训练，作为社会写作的前写作，它的意义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阐释。校园文学什么时候都有但只有在80年代，它才是相对独立的，才是离文学最近的，也才是对社会文学模仿最彻底的，互动最明显的，从当时的校园写作者中走出来的诗人作家也是最多最集中的，即使走出了校园，许多人还坚持写作，一直到今天。校园时期的写作对他们来说，绝不是今天这样的点缀，更不是为了保送大学之类的功利，而是人生与理想的追求，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活法”的选择，因此，当时的校园文学经历对他们人生的影响非常大，夸张一点说已经成为他们性格中不可改变的获得性性状。所以虽然这些青年人在生活的冲击下各奔东西，但是，当年的经历与生活却可以随时被激活，当年的记忆也成为他们至为珍藏的财富，往昔志同道合的年青人至今依然带有那种鲜明的标识，共同的文化记忆与价值理想使他们能超越外在的身份差异随时随地迅速地重返精神的故乡。我不只一次地从何平与他当年的同道们的交往中感受到这一点。何平8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中学阶段就凭借文学广交朋友，而在大学阶段，则是一个留着长发、在校园里独往独来的文学青年，他将自己的写作与当时的社会写作自觉地结合在一起，追随日新月异的文学思潮，一本接一本地吞噬流行的文学书籍，模仿着外国现代派的艺术手法……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苏中小县城，当了一名师范学校的语文老师，但一直还处在这样的文学惯性中。我没有详细询问过何平为什么作这样的安排，因为当时，继续读学位已经是不少本科大学毕业生的选择，但是，在其后多年共事与交往中，我陆续感受到他与时代的间离，不能说他身上有多少叛逆的性格，但对学历、名分、地位、财富等等他确实没有什么概念，学校里论功行赏几乎都与他无关。何平就业时已经是90年代，文学风气已经发生了相当的改变，但在我的印象中，我们谈得最多的就是80年代，我很惊讶他对80年代文学熟悉的程度，特别是他对理论评论的兴趣。他最初学习诗歌创作，后来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甚至儿童文学他也涉猎过，但是，只要从80年代走过，任何人都会体会到理论与批评的力量，那种与创作互动的关系，那种理论对创作反哺的不可思议的格局和创作者对理论的敬畏。可以说，作为一个文学个体，何平的身上典型地体现了一种80年代的文学风格，一种80年代文学风气浸润的深刻的印记。所以，当我为写这篇文章去仔细回顾何平的文学成长史的时候，我想到了无名写作、潜写作，想到了校园文学，想到了80年代校园文学对青年的影响，想到了80年代社会文学与校园文学的独孵化作用，由此，我找到了何平批评风格的来由与他气质的定位。他虽然没有在80年代进入批评现场，但是，他却是实实在在成长于80年代。所以，当有这么一天，何平进入批评领域之后，80年代的批评就成为首选的仿佛是迟到的表达，他晚成，却早熟。 我由此又想到另一个可以讨论的有趣的现象或问题，即作为“代”或文化群落的漂移与“孤岛”式存在。如果我们认为外在的影响是群体获得相似性文化性格的重要因素，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社会对文化风格的选择性，甚至在选择上的优先权。于是，不但要关注社会环境与文化群落的共生关系，同时也要注意到文化群落形成后的自身稳定性、相对独立性与自我复制性，注意到因外部环境变化与选择之后的断乳与剥离，注意到它断乳与剥离后的存在状态，以及群落消失以后作为一种文化精神与气质的抽象存在，它的延续和重新落地生根。比如，谁也不能否认80年代至今的影响力，她培育了许多文化群落，像当年的中青年批评家，在80年代走上文坛的这些批评家，他们身上的相似性。虽然这些批评家后来的去向各异，但是，作为一些个体，他们依然具有那些不可磨灭的气质。而更关键的是通过这种社会与群落之间的选择与互动，形成一些虽然存在于个体或群落成员身上但又可以超越他们而存在的文化性格、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思维习惯，以批评而言，甚至可以具体到学术资源、方式方法与语言风格，这些都是相对独立、可以复活与习得的。 那么80年代的批评气质或特点是什么？如果说在何平身上还具有那样的精神气质的话，它们又是什么？要对80年代的批评气质进行全面、深入而准确的把握殊非易事，从路径与范围上讲，它涉及80年代全面的社会与文化背景，涉及当时的文学格局及其变化，许多东西仅仅从批评、甚至是从文学本身是难以说清楚的，我这里只能就事论事几点。我以为80年代的批评家因为“文革”、因为思想解放和中国经历的巨大变革，自觉地承担着知识分子的责任，他们习惯于在社会的宏大背景下思考问题，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他们充满着类似于五四的一种青春与热情，以一种开放的胸襟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进行探索，他们少有顾忌与束缚，敢于张扬自己的个性，富有批判锋芒，没有学术的限制，喜欢在多学科的互渗中寻找学术资源，他们的批评反应迅速、灵敏，具有强烈的现场意识，在表达上持一种美文的 写作理念，新鲜活泼，形象，感性，情感丰沛。即或上述简单的概括，我也不能说在何平的批评中它们都得到了典型的体现，但至少有这些方面是非常明晰而突出的：一是强烈的问题意识。任何批评都是面对问题的，但问题意识不在于批评是否面对问题，而在于它的目的是不是在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在不回避中提出自己的判断。何平还在做博士论文时就让我感觉到了这一点。看上去，他的论文是有关现代小说的，但之所以将“现代小说还乡母题”作为研究对象则是缘于当代精神状况的触发。这种精神状况追溯起来当从近代中国巨大的裂变时起始，围绕“家”，“离”与“还”成为多种复杂意义的矛盾纠结，而到了当代，这一纠结似乎更为激烈与缠绕。所以，现代文学中的还乡母题实际上是蕴含了文化深意的“寓意文学”，它是当代文学沉重的同一主题书写的前奏，对它的研究最终将跨出文学史进入当下，甚至跨出文学进入更为广阔也更为根本的当代人的悲剧情境。在其后的批评实践中，何平不断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他特别注意在一些似乎成为定论或者已掏空殆尽的场域中提出问题。比如在讨论张炜的创作时，他对人们默认的、反对技术文明就必然走向野地的文化模式提出了质疑，如果这一模式只是张炜一人的文学选择，那只是偶然的现象，但如果成为许多作家的集体行为的话，它便成为“问题”，在对“大地”等意象的内涵进行了辨析后，何平指出：“面对野地和葡萄园的‘黑暗的东西’，民粹色彩的‘融入野地’、‘走向葡萄园’只能是虚妄。”而“当张炜这样的书写被知识界塑造成时代的担当，那种集体心灵致幻可能会迷失对现实更宽阔、深厚的反思”[1]。再比如，地方性书写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问题之一，但是通过对晚近中国文学的考察后，何平认为：“地方并没有能够成为作家一个人的世界。”文学地方叙述呈现出“被文化、政治、历史劫持和征用的大势。因为地方叙述频频地被非文学因素劫持和征用捆缚住了当代汉语文学的手脚”[2]。这实际上从另一个视角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顽疾沉疴。何平对“个”文学时代的论述，特别是对“个”文学时代的存在问题的分析也非常有新意。他从人们或许已经遗忘的“断裂”事件入手，提出了它作为两种写作时代分野的说法，即由“代”到“个”，但问题是表面上看去“个”时代是作家和文本的双重解放，而我们的文学却反而进入了“守成”的状态，复制、类型、时尚，使得文学的有效性严重降低，据此，何平认为，当下最迫切的并不是盘点个人化的成果，欢呼“个”时代的到来，相反，恰恰需要真正的个人化，或“再个人化”，这是一个“‘个’在‘个’与‘个’、在审美惯例和审美创造之间如何确立文学意义上的写作自觉和自律的自我成长过程”[3]。这些看法都显示出作者对当下文学的忧患意识与现实情怀。 与此相关的是在场姿态。批评与学术研究有许多的差别，比如空间与时间上。从空间上讲，批评应该是在文学现场的，而研究则不必，它可以在远离嘈杂喧嚣的后场；从时间上讲，批评与文学事件的发生是共时性的，它本身即是文学活动的有机构成，而研究则是滞后的，它可以在文学活动经过沉淀、自然筛选与淘洗之后再进行，它更多的面对的是过去时态的、已经成为历史的对象。80年代批评的突出特点即是大批的批评家云集现场，成为文学活动中的重要力量，它以自己的方式与声音推动和改变着文学活动的进程与存在方式，这显然也是何平的理想之一。近年来，何平频繁地进入各种文学现场，参与讨论、跟踪文学的进程，典型的是他深度介入到“南京汉诗研究计划”。说是研究，其实这是一个密切关注当下诗歌写作的批评行为，并且将专业诗刊、综合性文学刊物的诗歌板块、民间诗刊与网络诗歌尽收囊中，时间性强，阅读量大，需要批评者投入大量的精力。说实话，在这个海量写作、泥沙俱下的时代，被阅读、被批评的更多的是那些注定要被遗忘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批评者虽然作出了牺牲，但其工作成果的价值到底有多大真的很难说。但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研究与批评，诗歌写作被关注、被叙述、被选择、被接受，从而激起反应，引发声音，形成互动。批评家是否在现场不仅由批评家的愿望和姿态决定，更关键的是他的工作，作为表征，是他对当下文本的即时阅读与即时批评。何平从事批评写作的时间并不长，但其阅读量以及对当下文本的熟悉却令人吃惊，有时，这样的文体阅读与批评是与作家评论联系在一起的。大家都知道作家论的难度，许多作家论的写作首先是一个阅读上的体力劳动，只要对新时期文学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选择下列作家作为批评对象意味着什么，如赵本夫、张炜、阿来、范小青、刘醒龙、麦家、迟子建……这都是用数百万字为单位堆起来的作家。近年来，何平现场的边界还在不断拓宽，文化、出版也被纳入他的工作范围。其专著《像李敖一样幽默》不管是从选题还是从方法上都可以感受到何平进入当代文化领域的急切。所以，富有意味的不是作者对李敖的判断，也不是作者对中外幽默理论与艺术实践的描述与分析，而是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将李敖作为一个文化现象进行研究，从而在大家谈论李敖时一般采用的意识形态以及历史、文学、政治等等以外增加了一个新的视角，从而更加鲜活更加准确更加集中地让人们读懂、看清了李敖。作者自始至终没有对笔下的人物有一丝臧否，如有，也是他人的言辞，李敖有那么多敌人，何劳人去多言？但因为将李敖放到了时尚文化的论题之中，许多问题反而隐然若现。除此，他还写作了大量的书评，他以自己的选择与判断表达了他对书写与出版的理解，随着文学、写作、出版格局的变化，这样的介入将更加有助于何平进入现场，提高批评的有效性。 何平早年写诗，再加上80年代的熏陶与成长，使得他的批评少有限制，显示出张扬的个性与表达的诗意。我私下里觉得何平与当下的学院是格格不入的，而现行的学术制度，那些核心期刊式的文本格式更是无法捆住他表达的野心与飞扬的文字。当然不能排除他为稻粱谋而有所收敛与迁就，但是总体上看，何平对智慧、形象、幽默、感性、情感确实怀有偏爱，这不仅仅是一种修辞风格，更是进入文学的方式，它使何平能够贴紧文学，时时有让人称道的发现。可以他的《先让自己成为无用的人，然后写作——论朱文》为例，这是一篇有关朱文的评论，何平首先发现了人，发现了作为非文学的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作为写作者的作家之间的关系，也许，一些生活现象在别人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但何平却遁此对作为一群文艺无产者的作家进行生存状况的考察，他们是一群穷人，他们不爱江山，也不爱家庭，“可以说，南京自由作家自觉地选择了‘穷’，也自觉地选择成为‘一个人’。因为成为了‘一个人’，他们有了个人的自觉，有了个人的自由，时间与空间无比广阔，生活方式就此影响了他们的文学方式”。然后，何平又指出文学在朱文那里是一个“动词”，正因为是一个动词，才有了最早的职业写作，自由撰稿人，也才有了轰动一时的“断裂”。所有这一切又使朱文将小说变成了“一种年轻的文体”，“小说这种历史悠久的文体在朱文手上被彻底解放了”，于是，朱文的简单、粗犷、粗俗、锋芒毕露、自由率性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最后，通过对这种年轻文体背后语义的分析，何平掀开了自由人、逍遥者的内心，他们的迷茫与孤独，他们都是“异乡人”，而且是“彼此无法沟通、彼此伤害的‘异乡人’”。朱文，南京的文艺无产者们，连同他们笔下的人物由此得到了文化上的定位：“那些芸芸众生、文人与庸众，他们之间没有了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劳什子界限，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分不清也就懒得去分。只有一点朱文是清醒的：他们都是生活中的倒霉蛋，他们都对自己的生活有一种无法摆脱的无聊、虚无和厌倦。”[4]这种人本与文本互渗的批评有着十足的80年代批评遗风。从上引文字里我们已不难见到何平批评的语体风格，三十年前，批评的语体曾经是批评家刻意经营的，事实上，所谓的“我的批评就是我”首先就是建立在表达的风格上，而在如今，更多的是整齐划一的言说方式，因此，当何平以那些几乎要称得上华丽与炫技的文字来从事批评时，就多少显得与学术话语的格格不入：“迟子建对于一切美好的、易逝的东西抱着伤怀之美的爱怜，但迟子建的小说从来不回避‘人之恶’。她趋善向美却不隐恶遮丑。‘我的手是粗糙而荒凉的。我的文字是粗糙而荒凉的。’这来源于成长的经验。‘嗅着死亡的气息渐渐长大，稚嫩的生命糅入了一丝苍凉的色彩。’从她早期的《北极村童话》一路读下去，迟子建小说的‘人之恶’总会在迷离的梦幻和柔软的善良中浮现出来，尖锐地刺痛我们。而越是靠近，时易世变，迟子建小说的‘人之恶’就像一树一树的阴影一枝一叶地扩大。……自私、猜疑、贪婪、残忍，所有的人性之恶像怀揣着匕首的刺客随时割破我们世界的温情。”[5]这样的叙述与判断，这样的阐述与征引、对话与镶嵌，这样的譬喻，以象言象的氛围的营造，何平宁可牺牲概念的准确与论述的严密，也不愿舍弃那些诗意与情感的表达，每每到此是说人说己已如庄生梦蝶一样不分彼此了。 这样的批评虽然辛苦，但可以想见有着许多发现的惊喜与自恋般的愉快。只是一旦离开了阅读与写作，何平就会时常感到批评以及作为一个批评家的悲凉与沮丧。以至于他要发问：“文学批评在今天还有存在的意义吗？”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之所以将质疑限定在“今天”，是因为何平的心中永远有着80年代的昨天。他这样指责今天：首先是批评主体的缺失；其次是文学批评社会性与现实介入度的萎缩；再次是关于批评的工作方式，文学活动难觅批评的踪影。“文学批评越来越甘心龟缩在学院的一亩三分小地，以至于当下中国整个文学批评越来越接近于繁琐、无趣、自我封闭的知识生产。”[6]这恰恰是对80年代批评的对比性表述。这样看来，何平的晚出，他身上的80年代批评气质，以及他对这种气质的迁就与放纵，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但是，任何选择都有许多必然性与不得不如此的秘密，如果80年代批评气质自有其价值，如果今天的批评确实不尽如人意，如果选择出于对自我的确证与安慰，那么，哪怕只有一个人，孤独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应该得到尊重。 2009年11月5日，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