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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篇小说《不落的明月》(写于1926年1月)中，皮里尼亚克以伏龙芝将军为原型，塑造了加夫里洛夫这样一个人物。这是一个战功赫赫又很有教养的将军。他爱自己的妻子，也爱读书。但他是独裁者的眼中钉。尽管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被谋杀，也知道自己只剩下最后几天日子，加夫里洛夫还是对他的朋友波波夫说：“你给我找几本书吧……不过你知道，我要浅显些的，要描写好人的，写美好爱情、朴实生活的，写阳光、写人、写人间纯真的喜悦的书。” 其实，加夫里洛夫将军所说的那种好书，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少之又少的，这是因为，用朴实而充满诗意的方式，写美好的人和美好的情感，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完成的工作——没有高尚的人格，没有对人和世界的热烈和深沉的爱，没有对现实的超越性的态度，是不可能写出那种让人“喜悦”的书的。而以随便的态度“为文造情”，或者为了实现某种外在的目的而写作，却是轻松的，然而，其结果也很坏，那就是真实感的丧失和感染力的下降。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现在当然不是“末世”，但“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却是普遍的现象。 那么，就没有值得一读的好作品吗？有的。例如，最近出版的朱寨的《记忆依然炽热——师恩友情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2月)，就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佳作。 朱寨是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德高望重的学者和批评家。他的《从生活出发》《朱寨文学评论选》和《感悟与沉思》，是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而由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则是当代文学思潮研究史上的开辟草莱的著作。其实，朱寨还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散文作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出版过名为《鹿哨集》的散文集。他的散文，文风朴茂，情真意切，描写细致，叙事从容，别有一种耐人咀嚼的滋味。 朱寨性格谦和，很少沾沾自喜地把自己当做写作取材的对象，更不屑于大语盘空地渲染自己昔日的辉煌，而是一往情深地为他者“写照”，通过追忆“师恩友情”，叙写他们对于自己的恩德。他笔下的人物，从茅盾、周扬、胡风、俞平伯、钱锺书、何其芳、李广田、陈荒煤、冯牧、韦君宜，到许觉民、罗世文、汪浙成、温小珏、刘士杰、何火任、何西来以及“文学所”的其他人，大都是当代的“鸿儒”，是在当代学术史或当代文学史上有成就有影响的文化人。士为民首，知识分子是引导时代生活的先觉者，作为一群求真理、开风气的人，他们比其他社会阶层的人更能超越利害的纠缠，更具有担当精神和牺牲精神，所以，只有让知识分子正常地发挥作用，一个时代的生活才有可能是健康和文明的。 然而，在包括“文革”在内的较长的时间里，知识分子却被当做打击的对象。例如，在《顽强地航行——何其芳素描之三》中，朱寨就记录这样一个有意味的细节：有一次，何其芳奉命去中宣部开会，他推门进入会议室，迎面坐着江青和陈伯达。“他天真地微笑着，加快碎步，走上前去致意。他们却异乎寻常的冰冷，他们的面部和双手没有丝毫的反应，江青却妖里妖气地嘲弄说：‘你怎么胖成这样子了？像个商人！’”江青在何其芳面前的恶劣表现，足以说明在一个反文化的时代“权力”对“知识”的态度有多么傲慢，有多么粗野。 对“反右”及“文革”时期许多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及心路历程的记录，无疑是朱寨这部著作最撄动人心也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廊桥遗笑》中，他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文革”初期发生在“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的悲惨一幕。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学者，被集中起来进行“大批斗”：“挂黑牌、戴纸帽、剃阴阳头、游街示众……种种糟蹋文明、侮辱知识分子人格的闹剧，都曾先在这里排练。……这时大院里被勒令赴会的已排成长队，全国学界耆宿泰斗、知名学者都聚集在此，真是‘洋洋大观’！”包括金岳霖、张闻天、夏衍、邵荃麟等人“都被挂上黑牌，戴上高帽，排成长列，在院子里游街示众，其狼狈情况可想而知。……游街之后，接下来就是接受批斗，即任人打骂羞辱。《走在人生边上的钱锺书》则记录了杨绛在这次“大批斗”中的遭遇：“她被剪成阴阳头，只好用假发遮掩。一次下班回家，在公共汽车上假发被挤脱，受到车上人的奚落侮辱。”正是这些细节，使得《记忆依然炽热》成为有血有肉的“信史”，为读者了解知识分子在那段特殊时代的生存境遇，提供了真实而宝贵的信息。 朱寨尊重那些陷入逆境的学者，赞美他们身上的“书生气”。他笔下的何其芳善良、随和，甚至木讷，但这并不妨碍他热爱真理，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当他看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时候，非常反感，义愤填膺，连声说道：“简直岂有此理！太牵强附会了！太不实事求是了！”而且“毫不隐讳地向来访的记者郑重发表了他的看法，并且要求记者把他的意见向上反映”，结果，给自己惹了祸(《顽强地航行》)。还有爱才的冯牧，平易近人的许觉民，勤奋到“拼命”程度的钟惦棐，深情而忧郁的陈荒煤，睿智幽默、光彩照人的钱锺书，“好同志”葛洛，都是朱寨用包含着深情的文字着力去写的人物。在他们身上，他发现了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这就是他在《俞平老的“书生气”》中所褒赞的“书生气”：“不正是这种‘书生气’在延续着人类文化吗？如果再想到对‘文革’死谏的邓拓、田家英，他们那‘书生气’，不正如邓拓的谏诗所云‘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脊梁’(如鲁迅先生所说)精神吗？” 朱寨是有心人，善于发现细节，善于通过细节来写出人物的性格，使人读来过目难忘。例如，在《俞平老的“书生气”》中，他这样写俞平伯的认真：“一次，我们这些人都被轰到楼下后院去捏煤球。当时已是初冬季节，早晚已有薄冰，却让我们坐在地上把一堆湿煤用手捏成煤球。这是故意的惩罚。我们用手捏的煤球并没有进炉膛，都被围观戏弄的人们就地踩成碎饼。”但是，俞平伯却很认真，“他手里团捏着煤，却仰望着天空在想什么，不时自语几句，谁也听不清说的什么，半天也捏不成球。他发现煤太松散，捏不成个，便吐上几口唾沫。这叫人忍不住暗笑，他自己却不觉得。这成了他书生气的一个笑柄。”这样的细节，非有心人写不出，非有情人写不出。同样，对钱锺书的“流眄言笑”的描写，对何其芳伏案写字、走路姿势以及晚年突然“意识中断”的描写，也都足以见出他观察细节、捕捉细节和描写细节的能力。 何其芳的诗《给G.L同志》中，有这样几句：“我感到我们有这样多的好同志/这样多的寂寞地工作着的同志/就是为了这我也想流一会儿眼泪”。朱寨显然很喜欢这首诗，而“就是为了这我也想流一会儿眼泪”一句，尤其让他感动，在文章中引了好几次。“就是为了这我也想流一会儿眼泪”，这句诗多么朴实、多么美啊！喜欢这样的诗句，说明朱寨的心地有多么仁厚啊！他情感细腻，有同情心，对笔下人物的欢乐与悲伤、幸福与苦恼，有着感同身受的体恤。好的诗是深情的、慈悲的，常常是浸润着泪水的，而好的文章，本质上就是诗，至少要有诗的品质和情致。 在我看来，朱寨的《记忆依然炽热——师恩友情铭记》，就是有情人所写的有情文——惟其有情，惟其朴实，所以才感人，才使人“喜悦”，因而也就特别值得珍惜。 原载：《文艺报》2011年05月20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5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