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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在地球上出现开始,我们就面对着双重环境的掣肘: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在自然环境中我们主要体现为生物人——高智慧动物的生物体——的本色,“说到底,人只是地球之壤,自然之子”[1];在社会环境中我们则更加呈现为社会人——被人文化了的社会群体动物——的作为,人类“总是生活在群体中。个人的历史只不过是作为人类所思所想的一个细枝末节而已”[2]。在应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复杂境遇中,人类不断适应着社会化生存的需要,一边是人文教化对个体施以社会群体共存所需的规范与管制,一边是在个体与个体联盟的社会生产中不断建构、创造人类文化。而文化的建立,使得人如卡西尔在《人论》中所说:“不再生活在一个仅仅的物质宇宙中,人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之内。”其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是这一个世界的部分,它们不同的丝线,编织了一幅符号之网,人类经验的纠结之网”[3]。文学当然是人类经验符号集合体之一,它是人类借助文字符号,对自身生存、发展从现实到想象、表象与实质、经验和预见等基于客观的主观描摹、纪录与诠释。在历时的积累与共时的再现和表现中,文学通过自身的符号系统,成为人类社会化生存的一种信息源,可用于人类个体、群体间的经验分享、信息传达。 随着文学发展、壮大为一个自系统以后,文学作为符号集合的总体,其划分也越来越细。由此,仅从内容上区分,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不同的人群创作的文学作品,所传递出的内容信息,是有很大区别的。时间上,不同时代的文学基于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信息呈现;空间上,比如说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各国文学的创作面貌和信息内涵都各具自身特色;而在状态方面,人类处于相对安定的社会、文化、生存环境中出现的文学创作,与处在战火纷飞、朝不保夕环境下产生的文学作品,其提供的社会、文化、人性观照,不仅不同,侧重点亦迥异,稳定在一个国度与社会环境下生活,和因各种原因在不同地区、国家间迁徙的人群(俗称移民群落)创作的文学作品,又与前者有所不同。甚至同一时代、同一民族、同一国度,因迁往的国家、地区不同,其文学创作所体现的面目也有很大的不同。当采用传播学的研究视野,将文学作品作为一种信息集合予以把握,我们发现相关文学作品的内涵与外延有了新的把握和读解。尤其对像华文文学这样的研究对象,除了在总体上一样传达出人类的生存、文化经验以外,华文文学主要体现的是在不同文化中进出,寻找社会文化定位,并通过汉文字符号传达的华夏民族及其文化在其间的经历、境遇与状况。当我们将华文文学作为信息源纳入到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中,对华文文学的读解有了新的贴合点。为了集中地说明传播学研究中的华文文学意义,我们将研究对象的范围集中到新移民文学上,通过对同时代、同环境下新移民创作的传播学诠释,达到运用传播学理论与方法对华文文学以至文学进行研究的可能性与独特性的一种注解。 新移民是指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大陆中国人,因为留学、团聚等原因,最后留在国外的移民。他们在特殊人生经历和境遇下创作出大量文学作品,结构成华文文学有机组成部分。新移民文学所突出提供的,更鲜明的在其不同于大陆主流文学创作的信息内容。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到来并改变人类表达与交流的内容、形式和空间、状态的时候,文字也在口语、书面语及其它符号的杂合中形成为网络语汇的阶段,我们对新移民文学的解读,需要在新角度、新视阈中,延用新的方法与途径。传播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纳入,使新移民文学创作有以下几方面信息特质突显出来。 一、失重后的个体裸露——人与社会定位的关系 人必须为社会所掣肘,这是不容质疑的。但对于一直稳定生活在一个社会中的个体来说,他所面对的问题是要在轨制与约束中,更好地适应社会、理解社会和深入社会,以期在更有层次、深度的纵向站位中获得社会认知。相比之下,移民到别的国家,其经历与体验,却是挪移中的寻觅:有一个失重后的裸露过程和过程后的浅表站位。这其中,突显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切实意义:人需要在社会中被定位;被一定社会予以定位了的人才具备人的价值,才具备被认知的可能。 事实上,在马克思等先哲的著作里,已经对人的存在价值之与社会的关系有过许多深刻的论述。而透过新移民创作建构的信息体系,我们则看到了人与社会关系的形象说明。当人类在一个社会中反复地思考着如何在一定社会规范中争取自由的时候,新移民文学创作却在创作主体自身亲历移居他国的时候,显现出离开具体社会规约时的惶然无着和失重之轻。 “失重”过程首先从“裸露”开始。加华作家宇秀的散文集《一个上海女人的温哥华》借助体裁的优势,成为一部完整地描摹出新移民于社会群体中“裸露”个体的境遇与感受的作品。作品淋漓尽致地描摹、呈现出新移民在地理迁徙、文化迁徙与心理迁徙间进行人生重大转换时的感受,而尽情裸露出人个体在社会身份失去,以至心灵漂浮、生存落地、社会生根等环节中的感受,呈现出具象可感的、在具体社会定位失去时的人的挣扎、寻觅,直到其完成在新的社会规制中进行新的、浅表的社会认定的整个过程。 在宇秀的《一个上海女人的温哥华》里,她清晰地描摹出了这样一种社会定位失重时的裸露过程: 1．个体从群体中被裸露时感觉加倍放大 即使“口袋里揣着遥远的那个叫加拿大的陌生国度寄给我的一张移民纸,一张黄黄的东西——那将是十一个钟头以后我在另一片新大陆合法落脚的证明”的宇秀,却“突然很想哭,很想留住我平日一直抱怨的总是在鼻孔里挥之不去的上海味道,那些混杂不清的味道”。对于一个在中国社会中曾经拥有良好社会地位的宇秀来说,“交还了所有作为上海居民的法律上的证件,甚至卖掉了自己在上海的居所”,她从中国社会中“拔根而起”,一下子就突显出个体的特殊性来,个体的感觉立即被放大。其间,她竟然能敏感地感受到上海和温哥华的气味不同,以至于要“努力追忆那些曾被剥离掉的”故国的“气味”,甚至在承受不了如此大的失重后的空白处,索性“昏昏欲睡”,不愿意再去“追忆什么”。诚如作家所言,“当人生处于一个重大转换时刻是最容易产生思想,却也是恐惧思想的时候,那思想总是让你在前程和历史之间纠缠不清,很可能过去的一切会卷土重来压倒现实的一切和未来的前景”。此时的新移民宇秀,因为消弭了既有的社会地位,也失却了既有的社会身份,作为群居动物的人类个体,失去了具体的参照、比附与命名的对象:不再是上海居民的宇秀,不再是社会中被公认的宇秀,再也不需要按照中国社会规则行事的宇秀,却淹没在无名和失去心灵居所的没落里。感觉于是成为宇秀感知当下的唯一线索。无限被自己放大了的感觉,是对失重之轻的唯一补充,感觉是唯一让她感受自己实在地活着、存在着的“稻草”。 2．失去社会比附时个体的羸弱与失措 人要在一定的社会中被定位、规制,然后再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被识别、认出。同样在宇秀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新移民共同的处境:当新移民如宇秀者割断了与既往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与身份联系的时候,无社会规制之重负,必无社会认知之认可,感觉既加倍放大加大填补失重之轻,也同时以放大的强度,一次次地撞击因失了社会依托与牵系而变得极其敏感、脆弱的心灵。温哥华的“空气虽然清新宜人”,对于此时的宇秀却只是空落落的;曾经那么渴望宁静的宇秀,在机场大厅的闹哄哄的人声中,才“感到无比的安慰”。到达温哥华、刚刚走出机舱的清新安静,给宇秀的却是“有点恐惧”。于是,我们不难理解,在这样情况下的宇秀为何在《没人多看你一眼》中,不可遏制地留下了无着落的“眼泪”。宇秀在到达加拿大的初期,那个陌生的社会给她的是隔膜与无措。因为不认识加币,钱包成为多余;失去了在过去社会中采访别人的记者身份,笔记本与采访机成为历史。没了“花头”的宇秀,带包也感觉荒诞;作为高级皮草店的售货员,心里充溢着自卑感……失去社会认定的人群,在新移民的笔下呈现出个体的原色:在没有获得来自新的社会体系的认定与承认之前,他们因此失去了生命基本的安全感,他们有着惊恐的眸子,在既到的陌生前,难以感到生命的实在。 二、背离中的文化牵系——人与文化定位的关系 随着新移民在移居国社会中生存时间的延长,最初因失重而裸露的个体感受,终因寻找到新的社会定位而逐渐弱化——即使其在移居国中的社会定位是浅表的、无奈的、功利性的。 作为信息源,新移民文学进一步传达出人与 文化之间的深层次的关联:显在的地理迁徙,牵延起的是主体内在的文化迁徙与心理迁徙。跨国境、跨社会,更是跨文化的体验,让新移民创作文本,多能捕捉到生命腾挪中的悸动,并深入到具体个体固有文化符号与新的社会认定间因为悖离而出现的分裂。既形象描摹出中国文化标识过的个体从旧的文化身份到新的文化识记建立的过程,又深刻地诠释了文化是人类的原乡的认识。背负既有文化的养成与命定,要在新的社会文化规范中,再次找到支点与平衡点,这是移民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新移民文学具象地描摹出了文化个体的感知、行为、经历、走向,体现也验证着人类生命个体于非常态情形下的应激、应对与作为,是人类社会之所谓为其整体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与板块。而文化之存在意义,必然是围绕着人类的更好生存以最终建立和完善的。其建立与完善,恰要通过人类与文化的互为,在跌宕、纠错之后获得新的平衡点与整合处,获得文化支持的丰满与有效。这是人类与社会文化环境与文化形态的适应性作用,亦是宇宙间生命体进化及整合、完善能力的一种呈现。在新移民文学中,个体与文化的关系表达为两种: 1．旧有文化沉淀为心灵支持,新的文化成就为现实支持 进入到移居国,伴随着生存的需要和社会认知的寻求,新移民必须对新的社会文化予以适应。依旧以宇秀的作品为例,我们可以看到移民主体在文化身份转换中的经历与挣扎。 进入新的国度中的新移民,不仅要面对母国与移民国不同的社会体制,更有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对于移民个体,中华文化是深入、连接其骨髓的血脉,异国文化却外在于其生命,由此,文化的隔膜状态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宇秀描摹道:“在温哥华认识的来自国内的同胞,如果他或她仅仅告诉你英文名字,与之讲话就像是和网络上一个虚拟的名字聊天,即使握住他或她的手,也感觉不到骨肉,像只是握住了一只橡胶手套,那只真的手会随时从那手套里抽走。”[4]但如果始终固守着自己的文化,而不接纳在新的社会中的文化认知,像不改名叫露丝玛丽的宇秀那样,将无法被新的文化环境接受,并赋予认知的机会与价值。在个体出入、游离于新旧文化间的时候,改名叫露丝玛丽的宇秀,虽然一时还无法认同露丝玛丽,但是,生命的应对与应激机制的最终结果,会帮助宇秀这个文化个体克服新旧文化两张“皮”分离的情形,实现个主体的文化整合。旧的文化将内化为深层次的文化人格,新的文化表征着在新的社会文化中存活的现实主体,以最终达成新、旧两个文化系统的和谐共在。这时,分别对应也应对着作家不同阶段和不同层次的社会定位与感知的宇秀和露丝玛丽,分别担当了移民个体的两个文化个体的定位:宇秀是中国的,也是曾经的、回忆的,在此内化成为人主体的文化内层;露丝玛丽是新移民的,却是当前的、现实的,获得外显并彰显为主要的社会行动符号。双重的文化符号就这样在策略性的分离中,分别发挥文化庇护功能,使新移民主体获得生存新旧与内外的有效支持。 2．故国文化成为内核,客居国文化成就外延 文化与人类的关系除了表现在个体适应新的社会文化身份时的文化弥合与文化支持以外,文化的功用还彰显在异国他乡中对群体聚合、离散的左右上。 加华新移民作家李彦用母语创作的长篇小说《嫁得西风》,就呈现了中华文化作用于海峡两岸移民在加拿大实现共处的现实图景。小说描绘出台湾移民在多伦多发起了一个“中华妇女联合会”,而将一大批华人妇女集聚于其中的场景。面对同样陌生的北美土地,虽然曾因中国历史、政治、地域等原因造成各自间在地域、环境、具体生存背景的差异,在新的移居地社会中的生存境况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却聚集在一起,形成为由海外华人妇女组成的新的文化共同体。同宗同脉、同语言,深入地说是同文化成为她们人际交往的自觉比附,更成为她们新的社会关系的凝聚力,从而实现了中华文化群体在异国他乡的新的汇合。中华文化作为镶嵌在每个文化个体身心中的内核,在文化作为现实社会直接的规制性的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时候,仍然能将离散在海外的成员,聚合在一起,从而呈现出中华文化的向心力。小说表现出了文化在人的社会存在中的深层次作用:对于移居到新的国度的移民来说,故国文化是其聚合的内核,移居国文化会附形于群体的外层,成为故国文化因移民生存环境的变迁所延展出的外延部分。中华文化在移民的聚合中继续呈现并发挥作用,同时,异国文化作为中华移民文化吸附的“亚文化”,又丰富了中华文化的融涵。 三、客居里的生存反思——人与生命定位的关系 经历从故国社会中裸露,再到对移居国文化的接纳、依附之后,移民主体各自的生命必然在空乏、背离、隔膜后,获得沉静与从容。于是,我们从华文文学中读取到这样的信息:往返、出入国界间的人们,将自己置于延展开的广阔时空里,隔着距离进行理性的反观、聆听、审察,历史的过往、社会的现状、生命的此在及意义都有了有别于其他文学表达的面貌与表达。 具体生命总是寄居于具体的社会、文化,具体的社会、文化也必定作用于具体的生命,其间社会文化对个体生命情状的复杂影响,导致现实的情形是第一代移民常常很难彻底地剥离故国社会、文化对其规制和决定作用。即使取得移居国的公民身份,但他们依然体现为在固有文化影响下的个体客居异国的站位。除却文化基因,移民文学中还表现出对现实的具体社会与具有一定优劣拘囿的文化的超越,从而能站在观照大人类生命的位置上,获得认识上的超拔和跨越。 笔者认为,能够触及生命本体思考与追寻的文学创作才能有效规避社会与文化的局限,从而获得人类表达与交流的终极自由,才不被具体时空拘囿,完成人类跨历史、跨地域的信息传播。新移民文学中多有因站位的特殊而对人类生命形成的独到、深刻的认识。 1．错位是人类生存的常态境遇 在旅法多年的鲁娃的创作里,能读到一个关键词“错位”。“错位”是她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总结与描述。2003年在长篇小说《女儿的四季歌谣》里,她就建构了由历史/现实、法国/中国、男性/女性、生物人/社会人等诸多元素缔结的网络,在时空共在、交叠的叙述里,她把女儿的悲剧建立在人性与社会规范、社会现实与现实环境、男性与女性、爱情与现实等错位的纠结点上,表达出对人类社会中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文化,特别是人与生命的深邃认识。 “错位”的认识,更贯彻于她后来陆续发表的一些中篇小说中,尤其是2008年《芳草》第二期刊载的中篇《诺曼底的红色风景》,透彻地将一种横亘在人世间的种种“错位”做了淋漓尽致的呈现。其中,主人公马老耕的人生站位与社会认知是错位的:一名解放新中国的功臣,却在退役南下后官越做越小,离休时只是个小处长。其个人品格、信念与时代变迁也是错位的:一个过去地主的放牛娃,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生的信仰,到了改革开放,却还保守着农民的艰苦朴素,不让自己享受一点富裕生活。主人公的生活习性与变化了的社会时空也存在着错位:老了不看电视不搓麻将没有任何嗜好,而被时代所抛弃。作为“中国树”,又被儿女的好心错位地“骗”到陌生的法国生活,这时的错位到达了极致——活到了“别人底盘上”,做了自己不情愿做的“假洋鬼子”。在生活氛围、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法国,马老耕的时间和空间、人生场景与社会场景客观上隔绝开来,使他面对的人生错位越发明显。当然,小说中描写了马老耕与胥贝先生之间的友谊,因为共同的信仰,他们在完全错位的境遇中结成了不依靠语言建构的错位友谊。在此,鲁娃并没有停留在意识形态的领域以接近大陆主流表达,而是以对生命深刻的理解,为她所认知到的无所不在的人生、人世的“错位”境遇,添加一点暖并亮的希望。这表明了错位是始终存在的,但也不是所有的错位都是负面的。 2．弱势强人是弱者的生存策略 能在新移民作品中对现实与传统、文化与人类、社会与人生、历史与现实、生命与灵魂等,做生命层面读解与思考的著名作家,当数严歌苓。与鲁娃认为“错位”是人间存在的情景常态类同,在严歌苓看来,强者与弱者及其体现出的强势与弱势是世间的常态。如果说在《人寰》中,严歌苓描摹出的是具体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地位,甚至是既有的经历造就了强弱势、强弱者的共在,而在《海那边》则表现了人类社会中,正常人对傻子亦构成了强弱势、强弱者的同在;《也是亚当,也是夏娃》描写出富裕对贫穷、科学对自然、男性对女性的强弱势落差;《第九个寡妇》则在女性与男性、个人与社会、人性与道德、生存与政治以及愚昧与文明等原因中,描写强弱势、强弱者并在的共同的人类文化境遇。 站位在生命意识的层面上,严歌苓于描摹出人类所面对的强弱势、强弱者既在的局面以外,为处于弱势的弱者提供了一种生存策略。就像她的作品中始终描绘出的人物类型——小渔——在表面的“痴”和“傻”中,怀有对生命的悲悯,超越于具体的苦难之上,似乎随强势、强者而动,但却在内心中始终保有着自持。心灵的绝对自由,保护了她在强者的世界中的存在,从而让强者消遁了强势,让强势退隐在弱势的表达里。 历经巨大的社会、文化反差的移民作家,其移民的境遇和人生非常态的历练,形之为与生命应对直接有关的文化信息的传达。比如像加华作家曾晓文小说文本中描摹出的勇于面对人生变迁的“漫游者”,将漫游作为了人生意义的表达,是人群中主动地选择、开发、寻找并经历、领悟生活的主体的典型。在新移民文学作品中,我们经常看到作家对于人与生命关系的独到认识,其中所体现的对人类生命的站位与意义的反思,开阔而深邃,从而传递出移民文学不一样的信息内涵。 在人与社会、人与文化和人与生命的三个关系不同层次信息的构建与传播中,以新移民为例,我们看到了华文文学独具特征的信息内容及涵蕴。值得重视的是,华文文学尤其是新移民文学体现出人类文化个体在地理空间上的迁徙所牵引出的跨社会、跨文化的经历,是一种在保“留”不变的生命本体感知中的“去”母国社会、“去”母国文化,以至后来“附”他国社会、“附”他国文化的过程。作为中国文学、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更作为人类社会的文化组成和信息留存,华文文学具有不可他代的文化面貌及信息传递的类型与走向。而透过传播学视野所读解出来的华文文学,是能够跨越具体的时代、地域限制,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纬度上延展并丰富的。 注释: [1]邵培仁等:《媒介生态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2]〔英〕弗格森著,林本椿、王绍祥译:《文明社会史论》,1999年版,第4页。 [3]〔德〕恩斯特·卡西尔著,刘述先译:《人论》,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4]叶南客:《边际人——大过渡时代的转型人格》,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作者郭媛媛,女,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新闻传播系主任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0·3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