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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里里外外都充满了智慧的书。诡异的智慧。是21世纪诺贝尔文学的诡异智慧。 《别样的色彩》，属于智者的杂记随感，天然第一人称。 真的是第一人称？ 一个写出“我的名字是红”那样众多的、诡异的第一人称的作家，请读者千万不要相信这个第一人称。不过，也需提醒读者和研究家们，请千万不要太自信地认定这个第一人称就一定不是作者的“我”。 如此逻辑，“别样的色彩”，当然不是“色彩”。同理，也不要太自信地说帕慕克《别样的色彩》就一定不是色彩。 突然，作者的“我”拼命隐藏到作品中的“我”的后面去了，让明晃晃的这个叫做帕慕克的作家体内再“隐藏一个作家”，而隐藏暗处的目的，就是要调一次皮，捣一下鬼。 这大概是20世纪文学集体献给21世纪的诡异智慧了。博尔赫斯怀揣此智，卡尔维诺乐此不疲，埃柯变本加厉，而帕慕克靠着土耳其“皇天后土”，更把这个诡异智慧发挥到极致。 《别样的色彩》第一篇《隐含作者》说得相当玄奥，可以说是一种灰色的诡异。很明显，作家要在美学的层面和理论家较量。帕慕克创造的“隐含作者”概念，一定会让当代文艺学者，至少让“帕慕克学”者费尽脑汁。“帕慕克”能成“学”吗？大概可以，即使不是“莎学”等级，也是“卡夫卡学”层次。他在《伊斯坦布尔》中提出的“呼愁”已经让世界各大图书馆的检索系统有一个新的“呼愁”类别了。我的研究生，哈萨克族，会说突厥语，我给他的学位论文题目是帕慕克“呼愁”词源学研究，目前正在加入中国研究“呼愁”的大军。开题报告的时候，专家就有异议，理由是“帕慕克的论文已经很滥了”，可见“帕慕克学”可能性之一斑。那么《别样的色彩》所收的这一篇《隐含作者》，大概又是“帕慕克学”的首要“文献”了，不久定会有帕慕克“隐藏作家论”的研究大军了。 我倒是更喜欢看帕慕克别样的文献。 伊斯坦布尔地震了，帕慕克的书房突然“原形毕露”。“我”那么信赖的书房，原来早就蓄意一场阴谋。“我的书房一定会借地震狂怒之机，对我图谋不轨”(《别样的色彩》世纪文景，2011年，121页。以下只注页码)。 我见过帕慕克的书房，《别样的色彩》中描述的很多物件，如童车，如海鸥，如烟缸，如马蹄表等等都在书房。书，布满墙壁，直到屋顶。地震了，书架都在“吱吱呀呀地呻吟”。“这些毁灭性的暗示激怒了我”。帕慕克决定惩治“我的书房”——丢弃藏书！ 丢掉那些不喜欢又常年压在书架里的书，应该有一种终于解脱的快感，帕慕克却另有一种别样的色彩：羞耻：一份政治忏悔，一本蹩脚的翻译，一部时髦的小说……竟是“我”某一时刻花钱购买的，而且“在我的书架端坐多年”。 直面自身羞耻的作家并不是很多。雨果似乎从未有这样的感情。而列夫·托尔斯泰从羞耻开始，以羞耻终结，成就了世界文学的最伟大的事业。 帕慕克也可以说是一个“知耻”的作家。当很多同胞为伊斯坦布尔的伟大而自豪而自夸的时候，帕慕克却为伊斯坦布尔的破败、保守、顽固、僵化、肮脏而“呼愁”。 面对书房那些“政治忏悔”、“蹩脚翻译”“当红小说”，帕慕克感到羞耻。帕慕克说他并非以这些书本身为耻，“而是为自己曾如此重视它而感到羞耻”。这是对自我历史污点的批判，更是对羞耻之书的无情挖苦。这里有哈姆雷特式的刻毒，有李尔王式的愤怒，却又智慧地收敛锋芒，把揭发羞耻的矛头对准自己的胸膛。《我如何处理掉我的一些书》，写在1999年8月17日土耳其大地震之后，那次地震，首震45秒，夺去了三万生命。帕慕克当然不会躲避直击灾难的责任，他笔下的大地震，有个人身陷灾难的种种细节，也有伊斯坦布尔人的恐慌，更有劫后清理书房时对无耻文人的讥讽。这些“别样的文献”，可作当代史读，亦可作匕首式杂文读。 地震时候，如梦7岁。如梦是帕慕克的女儿，是他心头最疼的那块肉。《别样的色彩》中完整的“如梦题材”至少有6篇，是最有色彩的部分。中文版编辑们说：帕慕克的政治让人郁闷，但是，他写女儿，柔情委婉，趣味横生，编辑这些文字的时候，真是爱不释手，大有延误出版周期之虞。 的确。 请看《当如梦难过时》，说得多感人：“你知道吗？亲爱的，你难过时，我也会难过。我肌体深处的某个地方潜藏着一种本能(在我的身体里，灵魂里)。……仿佛我体内装着某个电脑程序，它说：每当你看到那个如梦难过，你就要难过”。 请看《我不想去上学了》，说得真可怜：“我病了。你看不出来吗？只要有人一说‘学校’这个词。我就感到恶心，会胃疼。连奶都喝不下”。 《我不想去上学了》是一篇“如梦”的第一人称。写于《我的名字叫红》发表之际，孰先孰后？我宁愿相信“如梦”在前。也许正是“如梦的第一人称”，才引起了“红”的第一人称；如梦的“我不想去上学了”的第一人称排比句法，正是“我的名字叫红”的第一人称排比章法。或许如此，帕慕克才把《红》献给小女儿如梦。如此，如梦才是“红”的惊世骇俗的第一人称的“始作俑者”。 此中有玄机。我以为正因为如此，诺贝尔委员会才把文学奖颁发给写出了《我的名字叫红》的帕慕克。请注意，别样的色彩中的生活细节总归是帕慕克多样的心路和多样的诡计。或者说，所有的“别样的色彩”中的某一生活细节永远是大作家创造一种新文体的心路起点和诡计之源。伟大的文学创新，几乎百分百都是“写生”的结果，我真不想把这个创作机密说出来。 “我是一个死人”是《我的名字叫红》劈头第一句，写出这样句子的帕慕克，比写出“我是一个病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要有语言的冲击力和颠覆性。 “我是一个死人”，是绝对的大大的病句。所以，当第一次输入这一连串音节的时候，先进的汉字输入法自动组合的句子是“我是一个私人”。死人已经不能再以第一人称叙说“我是一个死人”，它的现在时和过去时都不成立，只能表述成将来时才可以成句：我将来会成为一个死人。但是，《我的名字叫红》中，“我是一个死人”是现在时，是但丁在地狱里遇到的那些前来叙说的“第一人称”。 “我是一个病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开篇第一句。《别样的色彩》非常重点地提到陀氏这本书。“十八岁，我第一次读《地下室手记》，对这本书非常重视，因为它公开表达了我自己尚未表露过的、有关我在伊斯坦布尔生活的种种想法”。地下室人“以锐如刀锋的机智严厉抨击自己目睹的一切”(156页)。可见“锐如刀锋的机智”是帕慕克的天才所有，也是他拼命吸收，刻意锤炼，一生都在追求的结晶。 原载：文汇报 2011年05月23日 原载：文汇报 2011年05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