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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9月，五四运动才过了一年多，鲁迅坐在北京八道湾的寓所书房里，给中国人讲了一个《头发的故事》(以下简称《头》)。故事讲完了，听众反映平平，时代对鲁迅意味深长的话语以及他独特的言语转换方式似乎未能理会。而后来者如成仿吾、李长之、苏雪林诸则对这篇小说从文体的角度予以否定，认为《头》属于杂感、随笔之类，很干脆地将其逐出小说之林。中国现代文坛对这篇小说的漠视或否定，似乎表明了中国现代文学界对小说文体的不同理解，隐隐显示出现代中国不同的学术立场和价值取向。通过对这篇小说的解读，也许可以透析出中国新文学发生期的某种特点，换言之，《头》所携带的信息也许正是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生成文化密码的解码符号。 在鲁迅看来，《头》肯定是一篇小说，这从鲁迅毫不动摇地坚持把《头》编入《呐喊》集的举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呐喊》在鲁迅生前多次再版，作者也曾对《呐喊》作过调整，如将初版的《不周山》删去。鲁迅之所以一直将《头》放在《呐喊》集里，显然是有充足的理由的。但其理由何在，由于鲁迅生前并未对此作过解释和说明，故对《头》的文体争论，莫衷一是，成为鲁迅小说研究中的一个悬案。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须考察鲁迅对创作小说的一些基本看法，鲁迅把小说看作是以“人”为中心，从现实到文本的审美转换。在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审美转换中，小说所采用的文学化手段有两种：一种以情节为手段，将“人”转换出来；另一种以情趣、心理为手段，将人转换出来。因为鲁迅常使用后一种转换方式，所以，鲁迅的小说观与西方传统中强调人物情节、环境的小说观是明显不同的。 《头》可以说是体现了鲁迅小说观的文本。《头》的故事情节相当简单，小说中直接描写的人物只有两个，即“我”和“N”先生。小说叙述了“我”同“N”先生在“双十”纪念日的几段对话，“N”先生借市民纪念“双十节”之冷淡，大谈与辫子有联系的“血史”和自已这一代为辫子吃苦受难的经历，表现了嵇康式的愤世嫉俗和阿尔志跋绥夫式的激进。如果再进一步深入文本，考察一下叙述人、作者、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则可以发现《头》围绕作者自己进行审美转换的痕迹。小说中的“我”充当着文本的叙述者，这里的“我”与《孔乙己》、《故乡》诸篇中的“我”在小说结构中的作用似乎有所不同。如果说鲁迅小说中的“我”常常发挥着价值判断的作用的话，那么，《头》中的“我”则弱化了这方面的作用，其主要功能是引出和陪衬主要人物。但他们之间存在着共性，即“我”与作者基本为同一的关系。也就是说，小说的叙述者与作者基本上是重合的，可以将“我”视为作者的外化。这种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在文学大师巴尔扎克、曹雪芹等人的作品中也屡次体现，尽管现代叙述学非常精微地辨析出小说叙述者与作者之间的差异，但是也基本上承认无论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叙述者与作者基本上为同一的关系。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将《头》的作者与小说叙述者“我”的关系大致定位于同一关系。那么，《头》的第一个叙述模式则可以表述为：叙述者/作者——叙述——人物事件，即作者与叙述者同化，一起叙述着虚构世界人物的言谈举止。这个叙述模式可以视为对传统文学技巧的借鉴或体现，并未表现出文本的创新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N”君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关于“N”君，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指认其神态颇似夏穗卿，说“一看他的口气，最初要猜出那是先辈夏穗卿”。而包子衍则根据鲁迅日记，认为“N”的身上还有着陶念卿(清末革命家陶焕卿的族人)的影子”[1](P30)。但不管“N”君是综合了谁的神态、影子，但是从“N”君叙述的主要经历来看，其原型应该说就是作者鲁迅自已，带有一点自传性质色彩。这是鲁迅研究者较为一致的看法。如朱正在《鲁迅传略》中即明确指出：“《呐喊·头发的故事》，这虽是一篇小说，但这里完全可以当作回忆资料来引用，因为在《病后杂谈之余》里有同样记述，不过简略点罢了。”[2](P30)周作人谈到《头》时则说得更为直接：“《头发的故事》也是自叙体的，不过著者不是直接自叙，乃是借了别人的口来说这整篇故事罢了。”[1](P30)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出《头》的另一个叙述特色，小说中的人物“N”君与作者本人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其关系可表述为：作者=N君。至此，《头》显示了其叙述的独异之处。 如果我们将之与第一个叙述模式结合起来看，则可以发现，鲁迅在这篇小说中成功地使作者本身实现了某种裂变。鲁迅在这里既充当了叙述者，又充当了形象，也就是说，作者在一边叙述，一边塑造着自我，作者在叙述与塑造形象的过程中被完全淹没，使这篇小说产生了奇异的面貌。其文体创新的意义在于，它彻底打破了现实的真实关系，使小说在如何表现自我，如何将自我转化为形象，如何进行从现实到文本的创造性审美转换上，不经意间闯出了一条新路。 鲁迅在小说《头》中的叙述特色，可以标示为： 叙述者“我”/作者——叙述——N君/作者对于这种看似简单的组合，实有着鲁迅对小说的深刻观察的背景，《头》正是表述了鲁迅小说观的范本。如果我们运用叙述学的原理来看《头》，也许可以更深层地了解和把握鲁迅的小说。在小说形式上，由于叙述人与作者、作者与N君的双重组合，现实的作者与文本的作者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现实的作者为一，而文本的作者变成了“二”：一是与叙述者“我”组合为一个文本中的“我”；另一是与“N”君组合为文本中的主人公。文本作者表现出的分身术，导致了现实世界的虚化，在这里，现实世界已经被定义为幻象。从小说内部来看，叙述者与作者合而为一，其作用是表现看得见的世界，而“N”君与作者的重合，其作用是表现作者的内心世界，这也就是《头》的叙述模式所表现的叙述策略所在，它通过文本的形式，成功地将作者外显为文本中的“我”和“N”君。这种表现手法，即使在当代也是独特新颖的。它出色地解决了叙述中如何表现作者本身的现代难题。也许正因为如此，鲁迅才毫不犹豫地将之归于小说。 从上面论述中，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指认出鲁迅的《头》文本对现代小说叙述的贡献，在这一点上，鲁迅同当时世界范围的任何一位小说家相比都毫不逊色。但是，问题恐怕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必须回答技巧生成的背景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 从世界文学范围内的现代小说创新的经验来看，任何现代小说形式的革命，从来都是现实变化的结局。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是当时欧洲几百年社会政治革命所形成的人性化、世俗化、科学化等社会现实的结晶，卡夫卡的荒诞体验也不过是20世纪初西方人精神危机、信仰崩溃的现实产物。法国新小说实验大师深谙其理，曾不无委屈地辩护说，他的新小说并非为了在文学上出风头，哗众取宠，更不是追求广告效应，谋取某种商业利益，恰恰相反，他们的文学直接受到现实生活的启发。他说：“我们之所以采用不同于十九世纪小说的形式写作，并不是我们凭空想了这一形式，首先是因为我们要描写和表现的人的现实和十九世纪作家面临的现实迥然不同”[3](P17)。法国的新小说作为再现现实传统的延伸，它与巴尔扎克所开创的现实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现实主义忠实于看得到的现实，而法国新小说记述常人尚未来得及思考的真实，记述尚未渗入人们意识的现实本质和现实关系。对于以反映现实真实面貌为己任的作者来说，“真实性”不仅是一个根本要求，同样也是一件价值尺度，进而促使作者必须在表现方式上作出相应的调整，从意义上讲，形式本身已经隐含了内容。 《头》在叙述上的特色，无疑是隐含了内容的文本。《头》的叙述形式打上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灵现状这个文化密码的铬印，笔者将其称为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分裂现象。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讲，当一个民族进行文化转型时，其知识分子的精神出现自我分裂的状况，应该说是中外文化发展史上较为普遍的现象，这是由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决定的。一方面，知识分子生活在现实中，现实的束缚使知识分子不能不面对世界的压力而在部分上有所妥协，从而构成了知识分子世俗平庸的一面；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又受着理想的驱使，这使他表现为对思想的忠实，对理想的追求，从而显现出超越现实、反抗现实的一面。鲁迅的小说《头》的故事文本，是作者由“双十节”引起的对过去有关事件的联想，以及当下的感触而构成的，它实质上是一个现实中知识分子的心理独白，既有现实的因子，也有理想的因素，这种二重性的特征，通过现代知识分子对“双十节”事件的聚焦，呈观出复杂的形态。鲁迅的伟大在于，他非常敏感并痛苦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并成功地对此进行了审美的叙述转换，将单个人的联想、感触、部分外显为“我”与“N”君二人的联想和感触，让“我”与“N”君进行对话组织全篇。从文本中我们还可以鲜明地感受到“我”与“N”君既互补又对立的关系，尤其是对“双十节”态度的对立关系。文本用绝对大的篇幅叙述了“N”君的联想、感触，又表现了作者的审美所在。可以这样说，鲁迅在《头》中，表现了一个世俗平庸的自我，也表现了一个理想超俗的自我，这两个真实的影子在文本中来回晃动，向理想超俗的自我偏移，完成了小说中的审美转换。这正是作者使小说出现奇异的叙述面貌的思想根源，从中可以非常幸运地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初，文学是如何认识自我、转换自我、表现自我的。它在压抑了平庸世俗之后，又是如何痛苦地站在理想的高地上，精心塑造文学形象，确立自已的文学方向的。鉴于目前对鲁迅是否代表民族文化发展方向上的争论，我不敢据《头》这一短篇小说来武断地说明鲁迅在确立民族文化发展方向上的巨大贡献，但我敢断言，鲁迅在审美转换中的纯粹与健康。从《头》的分析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出鲁迅在平庸世俗与理想超俗两者中明显的选择。同时还应指出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初，包括鲁迅以及郁达夫、叶圣陶、冰心、许地山等作家都是这样进行选择与叙述的。中国现代文学之初小说创作中纯粹与健康的气息，得益于作者群体对超俗理想的高扬。这也正是形成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文学整体面貌的真正文化密码所在。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对鲁迅的《呐喊》曾有一个著名的论述，即《呐喊》集中的小说，一篇有一篇的形式，每一篇都是一种形式的创造。鲁迅研究者大都认同茅盾的这一论断，但对鲁迅“一篇有一篇的形式”的创造，却少有人进行过具体的论证或说明，更少有人对鲁迅小说形式创造进行理性的分析，揭示其强大形式创造力的源头所在。 鲁迅在小说《头》中的叙述方式，不仅表现了现代中国人灵魂的分裂状态，而且解释了鲁迅小说形式创造的内在动力，即作者的裂变扩大了文学对于“人”的表现力，使文学从自传、自述中干净利落地解脱出来，表现出在审美中皈依于时代、皈依于民族心灵探索的强烈倾向，这种倾向迫使文体形式发生了变化。由于鲁迅做到了对社会深刻独到的观测，对自身心灵的忠实表现，对文学审美转变方向的正确把握，所以，鲁迅小说一篇有一篇的形式。这说明了文学史上一个屡见不鲜的事实，小说文体形式的变化，其内在的最终推动力不在形式本身，而在于作者的生命感受。鲁迅的小说《头》不仅揭示了鲁迅小说内在的文化密码，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初，文学创作迅速繁荣的解码符号，更是奠定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文化密码。 [参考文献] [1]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M]·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4· [2]朱正·鲁迅传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格非·小说艺术面面观[C]·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甘智钢(1960—)，男，湖南省株洲市人，湖南工业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原载：《河北学刊》2010年3月第30卷第2期 原载：《河北学刊》2010年3月第30卷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