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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5月23日下午，“百年中国文学”学术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举行。这次座谈会是现代文学馆新馆开馆庆典活动的一部分。这是一次小型的学术座谈会，在京的部分高校和部分文化单位的人士参与了这次学术座谈会。 会议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著名学者吴福辉先生主持，会议的话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百年中国文学的回顾，一是对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的看法与批评。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第一个发言。严教授认为“20世纪没有白过!经过四五代人的共同努力，尽管历尽种种坎坷曲折，中国文学终于从古典形态不可逆转地发展成了现代形态。”他指出文学的现代形态有两层含义：第一，人的个体本位价值观念，只有到“五四”时期才成为一代人的共识。个体本位意义上的“人”的内涵是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和意志。既然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也就意味着人们不但要懂得自尊还要懂得尊重别人；自己不受别人压迫和损害，也不去压迫和损害别人。接受这种个体本位思想，对于历来只强调君权、族权、父权、夫权而不强调个人权力的中国人来说，是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是人文精神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第二，文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多样。白话诗文的出现，小说地位的提高，话剧艺术的引进，传统戏曲的革新，都使得人民大众在即将过去的世纪中有可能直接享受到自己的文学。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张炯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得出20世纪我国文学的历史贡献： 第一，它确立了以审美为主要特征的多层次本质的现代文学观念。从20世纪初到今天，我们已经明确认识到文学属于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是以语言符号作为表达手段的艺术，也是通过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人们思想情感的艺术。第二它大大拓展了文学的表现内容和形式。经过百年的引进和努力，凡是世界上有的文学形式，我们也都基本有了。而人家所没有的，例如旧体诗词以及相声、快板、鼓词等曲艺和传统戏曲形式，我们仍在丰富和发展。第三，它不断提升了文学的精神境界和社会功能。他认为抽象的人文精神过于软弱无力，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通过消灭阶级对立来达到人类解放的新人文精神以及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道德理想和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被革命文学和新中国文学广泛传播，这就使得文学不但成为满足人们审美愉悦的读物，而且成为提升民族精神素质，帮助和动员人民群众起来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最有力的传媒。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做了题为《我喜欢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言。他指出百年中国文学虽然没有什么太多值得显示与夸耀的地方，但它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的文化的与审美的价值。20世纪中国文学始终以呼唤人的觉醒，改变人民的命运为自己的责任。努力摆脱桎梏人性和个人自由的专制主义与道德规范，追求“真正的人”的产生，创造属于20世纪“人的文学”的历史文本，成为几代作家坚持不懈的精神追求。这种文学的精神呼唤与审美感召力，使中国文学固有的人本主义思想获得了一种突破性的血脉，从而以世界的现代性文化思潮相接轨，给2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迥异于自身文学传统的独特的亮色。20世纪中国文学所提供的新的思想与审美的创造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所长田本相教授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就是关于清理百年文学中的非学理性批评的问题。他认为，这种非学理的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并不是局部的、个别的、一时的现象；在某种角度来说，它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个负面的学统。这些非学理批评的主要特点是：首先，是先验的。它所采取的批评态度，不是建立在对批评对象的全面的深入的了解和客观的研究基础之上的，而是凭着主观的甚至先验的理念做出评估。其次，是情绪化的。它出于一种非理性的动机，凭着个人的、小集团的、党派的好恶来论是非，评高下，断取舍。其三，是政治化的，在学术论战中夹杂着政治动机。其四，是形式主义的，实用主义的。表现在批评方法来说，它是以偏概全、以点代面。田教授认为我们应当正视这些负面的学统，理清它的发展脉络，以及它的历史演变和特点。探究它产生的机制，以及它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根源。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景山有感于田教授的发言，针对学界不时存在的抹煞百年文学价值的这一现象提出批评，他强调指出只要历史不能够被抹煞，只要历史不能够被否定，那么作为历史产物的文学也就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否定被抹煞。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会林女士感慨于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认为百年中国文学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有它不可磨灭、不可推翻、不可否认的成就。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教授季红真女士从个案分析入手，认为萧红、张爱玲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重要的作家。她们以一些充分个人化的表达，完成了自己对时代的叙述，同时也以艺术的方式超越了自己的时代，跻身于世界伟大作家的行列。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樊骏刮目相看文学馆。他详细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感受与看法。首先，现代文学馆很好地利用他们特有的馆藏把展览办得很出色。他说三楼模拟的作家书房给人总的感觉是被展作家的清贫。文库既让我们感到自己的渺小，也感到自己的富有。其次，非常注意用各种艺术形态和艺术手段来表现、介绍、阐释现代文学。比如庭院里面的塑像，能让人感到不少的东西。看到曹禺、老舍、叶圣陶三人在聊天，禁不住想问问曹禺：过去你写过《雷雨》、《北京人》这样好的作品，为什么到后来，你的人生经验、艺术经验更丰富更强了，为什么没写出好的作品来？展览大厅的油画，一侧是受难者，一侧是反抗者，它让我们形象地看见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形象地感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特有的沉重感和战斗气息，形象地表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基本情调和基本风格。我们进现代文学馆的门，门上有巴金的手模印；二楼的展厅里陈列的作家的手稿、实物等，这一切使我们更亲切地接近现代文学、接近现代作家、接近现代作品。总之，现代文学馆是一个传播现代文学，进行文学教育的一个很好的场地。可是他觉得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作用与贡献是不能仅仅限于文学和文学教育。现代文学馆让我们感到了很强很浓的文化氛围和艺术气息。这是对在我们进行人文素质的教育和熏陶，而不仅仅是文学或现代文学的教育与熏陶。这恰恰是我们今天社会上非常需要的。他建议多做些展览，多举行些讲座。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阎纯德教授认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应该成为人文精神、爱国主义教育、理想教育的基地。可以成为培养作家，对青少年进行熏陶的一个很好的基地。他还为自己正在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家辞典》寻找合作伙伴。他建议建一个20世纪中国文学家网站，让全部的作家都上网。他说如果中国现代文学馆做这件事他觉得非常合适。 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陈漱渝认为20世纪的中国破坏太多，建设太少。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的建成是从建设方面做了一件大好事。同时他也就展览的细部提出了批评。华侨出版社社长金宏达博士认为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一具有鲜明风格的建筑里凝聚了一群风格各异的现代文学作家，是这一群作家共同打造了世纪文学的新风格。 参加座谈会的还有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杨沫的长子马青柯、萧军的女儿萧耘、老舍的女儿舒济等。其中舒济与萧耘两位女士都做了精彩的发言。舒女士认为现代文学馆是一个总馆，是个大本营。其下有四个作家的个人馆，即鲁迅博物馆、老舍纪念馆、茅盾故居、郭沫若纪念馆。首都有这五个馆，是在宣扬、弘扬我国最珍贵的一部分文学财富，而且是在重视文化和教育的作用。萧耘女士介绍了萧军展位里展出的某些展品得来的经历以及她父亲收藏这些展品的用心和艰难，她认为这些东西得到了一个好的归宿，最后她充满激情地倡导说大家有好的东西要往中国现代文学馆捐。 台湾明道文艺的社长陈宪仁，凑巧遇到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开馆的盛会，他说他心中的欣喜之情是没办法用语言来说明的。他非常感佩的就是有这么多的作家的家属愿意把这么珍贵的东西无私地奉献出来。他认为三楼展出的模拟作家书房会使得文学作品超脱文字超脱思想，进入作家的生活，进入对作家的仰慕有了更多的想象的空间里面去。这样的设计对于喜好文学的人或者说是对于作家本身都是相当好的。这是一个现代文学的故宫，她可以长久下去，而且她的丰富性及她的代表意义可以永远不朽地流传下去。他带给我们一个消息，台湾也在筹建现代文学馆，它的名字叫“国立台湾文学馆”。这个馆成立之后和我们的现代文学馆有一个相互补充的作用。 《文学评论》资深编辑王信，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晓琴女士，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翟泰丰、陈昌本、郑伯农、陈建功、王巨才等出席了这次座谈会。翟泰丰最后发言，他说中国现代文学馆是文学的博物馆、档案馆、文学教育阵地。她的功能到底应该怎样定位要大家来共同研究。对百年中国文学，他指出第一，要历史唯物主义地给与充分的肯定，因为百年文学和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连接在一起，唤起并振奋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的文学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队伍，去为人民呐喊为人民的命运奋斗，然后写下了这一阶段人民奋斗的历史，艺术地再现了这一段历史。第二，我们这一百年的经验到底是什么，要把这一百年文学发展的内在的灵魂，内在的和历史发展的整体的联系关系找出来，把这些方面连接起来一起研究这一百年我们的基本经验到底是什么。要把规律性的东西总结起来不能离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不能离开指导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不能离开人民和时代，同时要认识这个时代并抓住这个时代的本质，不能把枝节作为主流，把现象作为本质。 (杨 帆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2期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