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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以下简称修订本）是近年国内高校普遍采用的文学史教材，无疑也是迄今为止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种。虽然该书版权页没有写印刷数量，但自从1987年7月出版第1版（以下简称初版本）后，2004年4月第17次印刷，2005年7月第21次印刷，2006年5月第23次印刷，平均每年约印刷3次。该书不仅很受读者欢迎，也受到学界关注并给予较高评价。[1]不过，金无足赤，尽管著者在修订本《后记》中说，最后有专人负责“通读全书，并做了文字润饰和史实审核”，“清样稿出来后，经由严家炎、樊骏、杨义和费振刚等先生组成的专家小组的审定，封世辉先生和王信先生协助做了资料审核等工作”，该书初版本存在的若干瑕疵仍旧出现在修订本中。考虑到修订本是“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更是目前多数高校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指定教材，本文拟列举书中瑕疵[2]并予以补订，以供著者再次修订时参考。 一 “本章年表”中的瑕疵及补订 （一）前后表述不一致 1．“第四章通俗小说（一）”正文中说：“1912年同年出现的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还有李定夷的《霣玉怨》，三人被称为‘三鼎足’。”（第71页）该章所附“本章年表”1914年条下写道：“7月李定夷《霣玉冤》由国华书局出版”（第100页）。 补订：李定夷所写的是《霣玉怨》，而非《霣玉冤》。 2.“第十章 茅盾”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条下说“2月《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第184页）；“第十四章 小说（二）”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条下又说“1月茅盾小说《子夜》（长篇）由开明书局出版”（第257页）。 补订：经朱金顺先生考证，开明书店共出版两种《子夜》初版本，一种是1933年1月出版的平装本，一种是1933年4月出版的精装本。[3] “本章年表”先是说《子夜》初版于1933年2月，后又说初版于1月。有两个“证据”似可证明前一说法。一是茅盾本人在回忆录中说：“《子夜》初版印出的时间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初，我从开明书店拿到了几本样书后,就在二月四日和德沚一起，拿上《子夜》，还带了儿子，到北四川路底公寓去拜访鲁迅。”他还在引用瞿秋白《读子夜》时加注说：“瞿秋白此评写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六日，《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这是实际出版的时间,开明版《子夜》的版权页上印的初版时间是三三年四月。”[4]二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现藏一本“民国廿二年二月”开明书店版《子夜》。然而，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为再版本，并非初版；据朱金顺先生说，他收藏的《子夜》三版本版权页上，标明“民国廿二年一月初版发行”。此外，1933年2月3日《鲁迅日记》载“茅盾及其夫人携孩子来，并见赠《子夜》一本”。倘若如茅盾所言“《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那么，以当时印刷周期，这年2月3日茅盾怎能赠送《子夜》一书给鲁迅？因此，该书初版于1933年1月。不过，1月出版的，只是《子夜》平装本，因为，茅盾回忆说，他赠送鲁迅的是平装本，“精装本尚未印出”。那么，精装本初版于何时？1933年6月19日《鲁迅日记》有“午后保宗来，并见赠精装本《子夜》一本”。5说明，此时《子夜》精装本已出。目前，精装初版本较罕见，陈子善先生说，他曾在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的“增田涉文库”见过1936年茅盾赠送增田涉的精装初版本，此外，上海图书馆收藏有一本，其出版时间均为1933年4月。 3．“第十三章 沈从文”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条下有“10月《边城》（中篇小说）由生活书店出版”。（第292页） “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条下却写道：“同月沈从文《边城》在《国闻周报》第11卷第11期连载，至第16期止，单行本本年9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第219页） 补订：沈从文的《边城》由上海生活书店于1934年10月出版。 4．“第十二章 巴金”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条下有“夏 作《雾》。连载于《东方杂志》第28卷第20至23号”。（第272页） 而“第十四章 小说（二）”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条下却写道：“10月始 巴金《雾》（中篇）连载于《东方杂志》第28卷第19至第23号。”（第333页） 补订：巴金的《雾》在《东方杂志》的连载开始于第28卷第20号，页码为第89—102页。 （二）表述与史实不符 5．“第六章 新诗（一）”所附“本章年表”1926年条下说：“5月 闻一多的《诗的格律》发表于15日《晨报副镌·诗刊》。”（第144页） 补订：（1）经查《晨报副刊》，闻一多的《诗的格律》发表于《诗镌》第7号（1926年5月13日出版）。（2）把徐志摩、闻一多等在《晨报副刊》编办的诗歌周刊称为“《晨报副镌·诗刊》”，不妥。尽管徐志摩等当事人以“诗刊”称之，如《诗刊弁言》（发刊词）、《诗刊放假》（终刊词），但考虑到①闻一多曾亲自为这个诗歌专刊画了刊头画，画中写着“诗镌”二字（无“诗刊”），②“《晨报副镌·诗刊》”的简称“诗刊”容易与1931年徐志摩等创办的《诗刊》相混淆。故，建议以《诗镌》或《晨报副刊·诗镌》称之。 6．“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条下写道：“同月沈从文《边城》在《国闻周报》第11卷第11期连载，至第16期止。”（第169页） 补订：经查《国闻周报》，《边城》全文分11次分别发表于1934年1月1日—21日、3月12日—4月23日《国闻周报》第11卷第1—4期、第10—16期。 7．“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条下写道：“12月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第219页） 补订：《大公报·文艺副刊》于1933年9月23日创刊。创刊前一日，《大公报》曾刊登《本报增刊“文艺副刊”启事》：“本报现约定郑振铎，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梁思成，金岳霖，余上沅，杨金甫，沈从文诸先生及林徽音女士，编辑《文艺副刊》。”[6]可见，当初《大公报》社约定的《文艺副刊》编辑有10人之多，而沈从文只是其中之一，且排名倒数第二位。当然，这并不能推翻一些研究者认为此时由杨振声和沈从文共同负责编辑《文艺副刊》的说法[7]，因为，把郑振铎、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等“前辈”列入编辑名单，有可能：一是为了借助其名声，二是他们参与编辑但不负主要责任，实际上的主编只是杨、沈二人。那么，有没有可能“12月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从现存资料看不出这点。周作人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要撰稿人。查《周作人日记》，1933年9月10日记载：“（下午）四时往达子营三九（号），应沈（从文）君茶话之约，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作文事。”从同年10月开始，周作人的日记中，几乎每月都有出席《大公报·文艺副刊》聚会的记录。如10月22日，“午（和俞平伯）同往北海漪澜堂‘文副’之会，来者今甫、从文、废名、余上沅、朱孟实、振铎等共八人”；11月26日，“午往丰泽园应《大公（报）》‘文副’招，来者金甫、从文、平伯、佩弦、西谛、健吾、巴金、梁思成君夫妇等”。[8]在《周作人日记》中，每次都先述“今甫、从文”之名，显见杨振声、沈从文是聚会的主要人物。而与会之人，都是当初《大公报》约定的《文艺副刊》编辑，由此更可见，也许沈从文所做具体编辑事务较多，但这并不能说明就他一人是主编，事实是杨振声、沈从文两人负责主编。这是我们在介绍《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时，应该予以说明的。（至于1933年12月之后是否由沈一人主编，已不在本文讨论之内） 8．“第十六章新诗（二）”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条目载：“1月徐志摩主编《诗刊》创刊（本年9月移交陈梦家主编），创刊号发表梁实秋的《新诗的格调及其它》。”（第287页） 补订：（1）徐志摩并未在“本年9月移交陈梦家主编”《诗刊》。理由如下： 第一，第三期《诗刊》版权页标明“二十年十月五日出版”，也就是说，第三期直到1931年10月5日才出版；而刊登在这期的《叙言》是徐志摩撰写的，从其内容也可知，这期由他主编。因此，直到1931年10月5日第三期出版，徐志摩并没有把主编移交其他人。 第二，1931年下半年，由于任教于北京大学等高校，徐志摩多数时间住在北平，虽然数次回上海探亲，但他毕竟对于编辑部设在上海的《诗刊》编务已多有不便。正是考虑到这点，徐在第三期《诗刊》“叙言”中公布了两个收稿人和通讯地址，第一个是“邵洵美上海二马路中央大厦一九号”，第二个是“徐志摩北平米粮库四号”。这说明：直到第三期出版之后，徐志摩仍然没有把《诗刊》移交陈梦家主编，否则，他为何不公布陈梦家的通讯地址？ 第三，1931年12月，陈梦家在为《诗刊》第四期撰写的《叙语》中说：“三期的《诗刊》刚露出一点嫩芽，对花园起始照管的人听了上帝的吩咐飞上天去，他在那里？”所谓“对花园起始照管的人”，就是徐志摩。也就是说，按照陈梦家的说法，“三期的《诗刊》刚露出一点嫩芽”，徐志摩就死了（“听了上帝的吩咐飞上天去”）。此说颇可疑。倘若陈梦家所说无误，则直到徐志摩遇难的1931年11月19日，《诗刊》第三期尚未编辑就绪（“刚露出一点嫩芽”）。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第三期已于徐志摩遇难前一月出版。由此也可推断，陈梦家话中的“三期的《诗刊》”有误，应为“四期的《诗刊》”。也就是说，陈梦家那句话，不能证明他担负了第三期的主编。 第四，陈梦家主编的是《诗刊》第四期。关于这点，陈梦家在刊登于第四期卷首的《叙语》中有清楚的交代。此外，从1931年12月他写信让胡适把徐志摩遗留在北平的《诗刊》稿件寄给自己[9]，也可见第四期由他主编。 （2）经查《诗刊》创刊号，梁实秋发表在该期的文章标题为《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而非《新诗的格调及其它》。 二 正文中的瑕疵及补订 9．修订本仍以初版本中王瑶先生1985年所写的《序》作为序言。王瑶先生在《序》中谈及“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有关现代文学史的著作”时，列举了其中三部“较早的著作”，即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28年）和周作人《中国新文学之源流》（1932年）。 补订：（1）胡适那篇文章的标题，出现了两种写法，一为《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一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该文系胡适应邀为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而作。据《胡适日记》，1922年2月6日：“开始做《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一文。”3月3日：“回家，作文，到十二时，居然把《五十年的中国文学》做完了。”3月7日：“《五十年之中国文学》抄成了，又改作一节。”3月10日：“孑民先生有信，他很赞许我的《五十年的中国文学》。”10可见，在胡适那里，该文多数时候题为《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1923年2月，该文被收入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由申报馆出版，题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4年3月，该文收入“五十年来之世界文学”由申报馆出版单行本。需注意，据1924年3月申报馆印刷发行的单行本，其封面标题为《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而正文中的页眉却写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很可能由于这个缘故，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的阿英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论文集”所列《胡适文存二集》的目录中，写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而“专著”所列目录中却作“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据查，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胡适文存》时，此文标题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后来，此文标题大都写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比如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2003年9月出版的《胡适全集》。 既然如此，《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是几乎通行的写法，王瑶先生并没有像某些读者认为的“写错了胡适那篇文章的标题”。但王瑶先生认为这篇文章发表于1922年，却有误。由前引《胡适日记》可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写于1922年2—3月，初稿写完后，胡适还先后请蔡元培、鲁迅为此文提意见，1922年8月21日鲁迅致信胡适说：“大稿已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11]需要指出，在上海书店1987年3月影印出版的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扉页，有一段上海书店的出版说明，声称该影印本据“1922年2月初版本影印”，这显然有误，应据“1923年2月初版本影印”。 （2）周作人那一部书的题目应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2]。 10．“第六章 新诗（一）”在谈到早期白话诗人时写道：“新青年社中的沈尹默（1883—1971年）和新潮社俞平伯（1900—1990年）、康白情（1896—1958年）、傅斯年（1896—1950年）。”（第95页）。其中，康白情的生卒年有误。 补订：直到20世纪80年代，康白情的生卒年仍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可能由于这个缘故，初版本没有注明其生卒年。进入90年代后，陆续出现了一些考辨康白情生卒年的文章。经管林等考证，康白情生于1896年，卒于1958年[13]。修订本显然采纳了此说。管林是康白情建国后在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时的学生，后长期任教于该系，故其言本应可信。但，2006年12月华南师范大学举办了“康白情新诗创作研讨会”，与会的60多位专家学者中有些是康白情当年在华南师院时的同事、学生，他们对于康白情生于1895年、卒于1959年没有提出异议。[14] 管林根据当年与康白情同事的老教师的回忆，以及康白情生前写的有关材料，认为:“康白情于1896年4月9日（即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诞生于四川省安岳县来风乡井家沟的一个地主兼商业的家庭中。”[15]后来论者都从此说。笔者在华南师范大学查阅的康白情档案，也与管林的这一说法吻合。 但，康白情的卒年应该是1959年而非1958年。据笔者在广东省档案馆和华南师范大学查阅的相关档案，1958年4月8日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将康白情定为“一般右派分子”，同年5月康白情在华南师院办理退职手续后不久回家乡。曾专程前往四川省安岳县采访的范奎山说：“康白情的亲友回忆说,他死在巫山县他当年为军阀当幕僚的朋友家中，病死原因是得了霍乱，时间是1959年。”[16] 11．“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1927年春创办新月书店，由胡适任董事长。”（第156页） 补订：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1927年条下载：“春 与胡适之邵洵美等筹设新月书店于上海。”[17]学界大都从此说，修订本亦不例外。而实际上，新月书店创办于1927年7月1日。有两则史料为证： ① 1927年6月29日、30日和7月1日，《申报》连续三天刊登《新月书店开张启事》，明确说，新月书店“定于七月一号正式开张”； ② 7月2日，即新月书店开张次日，梁实秋主编的《时事新报·青光》刊出署名“严家迈”的《新月书店参观记》，详细报导了刚开张的新月书店情形，文中说：“胡适之、徐志摩等所办之新月书店，本月一日开张。” 12．“第十四章小说（二）”介绍刘呐鸥时，附注其生卒年为“1900—1939”。（第251页） 补订：大陆文学界一般认为刘呐鸥生于1900年，卒于1939年。持这种观点的有邵伯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马良春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谭楚良《中国现代派文学史论》（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陈安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许道明《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而台湾地区学者大都认为他生于1905年、卒于1940年。[18] 首先说生年。姑且不看台湾地区学者判定刘呐鸥生于1905年的理由，《读书》（1998年第10期）发表了彭小妍《刘呐鸥1927年日记──身世、婚姻与学业》。据刘呐鸥1927年日记，他的出生日期是1905年9月22日。这个记载应该不会错；1905年也不可能是1900年的误记。因为，日记中说“1912年7岁入盐水巷公学就读”、“1918年13岁毕业进入台南长老教中学”……刘呐鸥在日记中误记一次是可能的，多次误记就不大可能，更何况刘呐鸥所写的是日记。可见刘呐鸥于1905年9月22日出生。 关于刘呐鸥被枪杀一事，1940年9月4日《申报》刊登了《福州路昨日血案 刘呐鸥被击死》，兹摘录关键的一段话如下： 被击殒命之西装男子，经查悉名刘呐鸥，福建人，年四十一岁，为一新文学家。中日战前，曾任南京中央摄影场编导部主任，旋于去年任日方与亚院文化局所设之中华影业公司总经理。 除死者年龄与刘呐鸥不符之外，姓名和主要事件均相同（刘呐鸥祖籍福建）。 并且，同年9月5日《申报》有一条报道说，“因恐刘呐鸥被杀后，某方团体今日拟施报复暴行”[19]，警务当局采取了戒备。说明，9月4日报道的刘呐鸥被杀事件非虚。 因此，刘呐鸥于1940年9月3日被枪杀于上海为实。 13．“第十六章新诗（二）”中说：“新月派诗人曾试图引入多种西方诗体……转借十四行诗的试验，却产生了一批成果，如孙大雨的《决绝》、饶孟侃的《弃儿》、卞之琳的《一个和尚》、朱湘的《十四行英体》之十二、陈梦家的《太湖之夜》、罗念生的《自然》、李惟建的《祈祷》等。”（第361页）据此，显见著者视罗念生为新月派诗人。 补订：罗念生不是新月派诗人。理由：（1）除朱湘外，罗念生与徐志摩、陈梦家等新月派诗人素无往来；（2）罗念生没有在新月派编办的刊物发表过诗作；（3）1929年罗念生赴美留学，直到1934年才回国，是时新月派已解体。 对于一部近60万字的著作而言，存在某些瑕疵，实属难免，因而修订本仍不失为目前优秀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上述瑕疵，也许能为学界重写文学史提供两点借鉴： 第一，编修史书，尤其编写教材性质的史书，是一项“利于当代，功在千秋”的神圣事业，要求编修者治学更严谨、态度更客观公正，并且严格遵循“史出有据，论从史出”的修史原则。 第二，集体修史固然具有个人修史不具备的许多优势，但在编写过程中很难处理好个性与整体特色的关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钱理群等在编写和修订过程中采取了分工协作的办法，即根据各人所擅长，每人负责书中若干章节的撰写与修订，最后由一人负责统稿、审核。这确实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但书中仍然难免出现疏漏。前文列举的修订本瑕疵，其中前后文表述不一致处较多。如果追究这些前后文不一致的原因，不难发现，多数是因为三位作者每人负责不同章节，以致前后章节在表述上出现某些脱节现象。 王瑶先生在《序》中指出，初版本“吸收并反映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与发展趋势”，具有“比较鲜明的特色”。而著者也在初版本《后记》中说：“我们同时力图在本书中体现自己的个性，显示我们对学科研究的一些新的观点。”[20]由此可见，该书具有“比较鲜明的特色”，归因于著者对研究“个性”的追求。“个性”使这部书从众多现代文学史著作中脱颖而出，“个性”也使这部书与时俱进──不论在初版时的80年代末还是修订时的90年代后期，该书都能“吸收并反映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与发展趋势”。然而，对每位作者而言，既要“体现自己的个性”，又要保持全书的整体特色，这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轻易做到的。 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自1987年初版以来，可谓影响力几代人。笔者从本科至博士阶段都很喜欢这部书，并深受影响。上文列出修订本的瑕疵并予以补丁，是因为期待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先生再次修订该书。 注释： [1]修订本出版的第二个月，即1998年8月27日，北京大学召开了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出版座谈会。洪子诚、旷新年、吴晓东等在会上高度评价该书及其出版的意义（《现代文学的观念与叙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笔谈》，《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宋益乔、王同坤也对该书初版本和修订本作出简评（宋益乔、王同坤：《在沉思中拓进──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1999年第1期）。朱晓进称修订本为“一部有新意的文学史教材”（朱晓进：《一部有新意的文学史教材──略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博览群书》1999年第10期）。 [2]本文列举的修订本瑕疵，近年来有些已引起网民注意并以帖子形式公布在网络平台。由于这些网民未署真名，而且有些帖子已被删，本文不宜注明。其中有些对笔者写作本文有启发，在此致以感谢。 [3]朱金顺：《〈子夜〉版本探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 [4]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第115、117页。 [5]《鲁迅日记》之引文见《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3、85页。 [6]《本报增刊“文艺副刊”启事》，《大公报》1933年9月22日第一张。 [7]糜华菱：《沈从文年表简编》，《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3期，第191页。 [8]《周作人日记》（下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487、508、526页。 [9]《陈梦家致胡适》，1931年12月20日、29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509、511页。 [10]《胡适日记》，1922年2月6日、3月3日、3月7日、3月10日，《胡适全集》第2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511、528、534、537页。 [11]《220821致胡适》，《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412页。 [12]唐文一、沐定胜：《消逝的风景──新文学版本录》，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54页。 [13]管林：《“五四”时期诗坛上的一颗明星──康白情》，《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1988年第4期；丘立才、陈杰军：《矛盾而复杂的五四诗人康白情》，《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2期；范奎山：《康白情生平辩误》，《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14]《华师研讨康白情》，《羊城晚报》2006年12月12日。或参见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有关网页（http://wxy.scnu.edu.cn/Main/Show.aspx?NewsID=82）。 [15]管林：《“五四”时期诗坛上的一颗明星──康白情》，第1页。 [16]范奎山：《康白情生平辩误》，《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第56页。 [17]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1949年作者自费印行，上海书店1981年影印，第66页。 [18]例如：许秦蓁：《重读台湾人刘呐鸥（一九○五—一九四○）──历史与文化的互动考察》，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年。 [19]《法租界严重戒严 系维护境内治安》，1940年9月5日的《申报》。 [20]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第664页。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09年第六期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09年第六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