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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9月9日，胡风自上海给阿垅去信，写道： 得北平朱谷怀信，内中有一段，另纸抄下。我觉得他说得很好。这情形，到《天堂的地板》，就更甚了。我看，朱（朱声，即方然）与周（周遂凡，即绿原），行文都有聊以快意的成份，一种好像矫饰的成份，这会产生很大的害处。对自己，我们要求庄严，对战略，非有聚中的目标不可。像你的札海斯、夜壶等等，都是玩弄敌人的东西。对热情，对憎恨，我们决不能偶存骄纵之心的，一骄纵，它们就变质了。一开始，我提议《呼吸》要弄小些，就是担心这些，现在的《地板》，更是乌合之众，现出了轻敌之至的气概，完全忘记我们是在“群众”之中了。 现在是，无论在哪里，无论是什么东西，只要参有我们朋友的名字在内，人家就决不当作随喜的顽皮看，事实上也确实不是顽皮的意义而已的。什么派，今天，一方面成了一些人极大的威胁，另一方面，成了许多好感者的注意中心。两方面都是神经尖锐的，我们非严肃地尊重战略的要求不可，否则，现在蒙着什么派的那个大的要求就不能取胜的。 朱信，你们看后可转给朱和周看看。巧的是，今天逯（即逯登泰）来，也提到了差不多同样的问题。 该信被收入《胡风全集》第9卷。编者注云：“《天堂的地板》为绿原的诗。”其余关键词，如“札海斯”、“夜壶”等，皆未加注。 细读该信可知：1.《天堂的地板》并不是诗题，而是与《呼吸》相对应的刊名；2.该刊创刊于《呼吸》之后，也是由“我们的朋友”主办的；3.胡风对该刊的两位撰稿人（方然、绿原）极为不满，对阿垅的两部作品（“札海斯”和“夜壶”）也有批评；4.胡风认为要达成本流派的“大的要求”，就必须进行纠偏。 从该信还可知：该刊是连接方然主编的《呼吸》与朱谷怀即将接手的《泥土》之间的桥梁。[1]如果说《希望》停刊之后，[2]胡风同人刊物有过从“骄纵”到“变质”再到“聚中”的过程，那么，该刊就体现着“变质”这一阶段的全部特征。 过去，并不是没有人提到过这本刊物。 20世纪50年代，洪钟在其批判文章中曾谈及这个刊物。[3]他说1947年8月同时出版有两种《荒鸡》：重庆出版的为“渝版”，名曰《荒鸡文丛》；成都出版的为“蓉版”，名曰《荒鸡小集》；前者为方然主编，只出过一期（《天堂的地板》），后者为罗洛等人主编，出过四期（《孤岛集》《诗与庄严》《城市底呼喊》《血底蒸溜》）。20世纪70年代末，张如法为研究绿原的诗歌曾读过这个刊物，其论文中提到：“（绿原的长诗）《你是谁》最初在《荒鸡文艺丛书》之一《天堂的地板》中发表的时候，题为《口号》。”[4] 近年来，这本刊物似乎已被研究者遗忘。 1997年，钱理群在《胡风的回答──1948年9月》中介绍了“1946年创刊的《呼吸》”和“1947年创刊的《泥土》”，却没有涉及1947年创刊的这两种《荒鸡》。[5] 2005年，周燕芬专攻“七月社、希望社及相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在其综述文章《〈希望〉终刊后胡风同人的社团活动》中虽提到了罗洛等人在成都主编的《荒鸡小集》，却遗漏了这本在重庆出版的《荒鸡文丛》。[6] 有遗漏的研究肯定不是完整的。小而言之，读不懂胡风上面的那封书信；大而言之，则会模糊了抗战胜利后胡风发起“整肃”运动的宗旨（“大的要求”）及其对同人刊物的“战略的要求”。 一 本年初，重庆的友人帮我找到并复印了这本刊物。 该刊为16开，正文94页，加封面、扉页、目录页、封底共100页。胡风嫌《呼吸》太大，而这刊更大，相当于两期《呼吸》的容量。 封面文字皆横排，上部印着“荒鸡文艺丛书之一”和“天堂的地板”两行大字，中部列有“简目”九篇，一幅线条简略的透雕木刻雄鸡图压在其上，凸显出“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鲁迅诗《亥年残秋偶作》）的命意，底部则是“自生书店”四个楷体字。 该刊有两张扉页。第一张扉页以竖排格式印着三行字： 荒鸡丛书一辑： 天堂的地板 ──天堂的地板就是地狱的天花板 由此可知辑名的由来。附带提一句，诗句“天堂的地板就是地狱的天花板”出自绿原的长诗《口号》（载于该丛刊）。 第二张扉页以横排格式印着版权信息： 编辑者 丛刊社 发行者 自生书店 重庆中央公园口西三街 经售者 全国各大书店 民国三十六年八月渝初版 “编辑者”地址缺失，“发行者”地址不详；且“自生”通常与“自灭”连缀。由此可知，书店的名号是杜撰的。 该刊目录页似未经认真校对，有错字和漏目，笔者参照正文，一一予以订正。由于是同人刊物，同一作者有多篇文章，故多署“笔名”，笔者经过考证，将作者名标注在“笔名”后的括号内。或有误植，敬希指正。 详目如下： 口号（长诗），绿原 释“拨粪运动”，方然 论五四精神，舒芜 小札海斯是怎样伟大了起来以及他到底怎样死法，薄海江（阿垅） 我战斗（诗四首），罗洛 我的抒情（诗），孙钿 草黄色的影子（小说），杨力（贾植芳） 小故事（小说两篇），杨波 国境线（诗），亦门（阿垅） 饭余杂记，吴采 革命公子论，舒芜 少爷们的心境，埃让（舒芜） 关于绿原，路翎 冬心颂，舒芜 还乡（小说），柳石池 人渣和炮灰这样做了屠刀，曾心艮（阿垅） 略谈“译鲁迅诗”，孙阴（阿垅） “第五类型文化”，槐尼（阿垅） 奇文共赏录，达苟（阿垅） 饥民们（诗），纪明野（阿垅） 恋爱，工作，诗（通信），亦人（阿垅） 后记（5月30日） 从上可知，该丛刊作者约10人，其中7人是胡风同人。阿垅文章最多，有7篇；舒芜次之，有4篇；绿原、方然、贾植芳、罗洛、孙钿各一篇。柳石池与胡风有通信来往，先后在北平《泥土》和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过作品。[7]“杨波”、“吴采”两人情况不详，或为上述某人的笔名也未可知。 胡风在书信中痛斥《天堂的地板》撰稿人为“乌合之众”，应当视为不是认真的说法，因该丛刊的撰稿人都曾是《希望》和《呼吸》的中坚，究其实，胡风只是在信中发泄对他们“轻敌之至”的强烈不满罢了。 二 关于该刊的筹备过程及编辑者情况，所存史料不多。 洪钟在作于1955年的批判文章中透露了一点信息，文中写道：“方然们……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成都创刊《呼吸》……他们把《呼吸》刊行了三期……一九四七年方然到重庆，他们又在重庆编印了《荒鸡文丛》一种名曰《天堂的地板》。” 按照他的说法，《呼吸》的主编既为方然，《天堂的地板》的主编也应是他。 《舒芜致胡风信》[8]第118信（1947年4月15日徐州→上海）也透露了一点信息，信中云：“守梅昨来信，说是将与繁兄等另出从刊，要稿。我想就把五四精神寄去，可不可以？这篇怎样？并盼见告！”舒芜注云：“守梅，即阿垅（陈守梅）”，“繁兄，不记得是谁”。至于“五四精神”，全题为《论五四精神》，载于该丛刊。胡风复信虽已佚，但该刊的筹备及同人为该刊供稿事，他无疑是知道的。 根据舒芜信，《天堂的地板》的主编可能是阿垅或“繁兄”。 于是便产生了两个新的问题：1.1947年年初阿垅在成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任中校战术教官，他应就近在成都出丛刊，为何要远求诸重庆？2.“繁兄”是谁？ 笔者在张以英编《路翎书信集》（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中找到了答案。该书收录了阿垅1947年4月9日致路翎、化铁、冀汸的信[9]，其中有如下几段： 看到诗六种，文三种。这里卖得相当快，──证明了人所需要的是什么。财主上，我曾经想校过，而事情的遭遇使我放下来了，不知道已在再版否？下，谷兄曾在此打听；现在是不是也在着手呢？南京？上海？但接朱信，则诗二辑、文二辑等，均有在川弄之意。不知道到底如何？这里已勒令不做事。 但是恰好繁兄在渝，有人找他要东西，因此就和朱去和他们接洽，结果决定以丛刊出。还有，还是要我弄。估计起来，下月初就可以出来。那么，请选一点，抄一点，或者写一点就寄给我。 但是他们在渝较我方便。我欢喜做这类事。不过这样迂远的方法，我以为是不必的。所以，我想还是在渝弄简单。 朱极奇怪；一面对我拉住，对事情也不放手，另一面，态度上脾气上还是古怪的硬碰硬的。最近看到他给罗君和林君的信，莫名其妙地谈管兄和谈财主上。有这样的话；死板地抽取时代性格，艺术地玩弄人物云。 我以为：批评要有而且应该有。在友人，那就可以直接给作者提出问题，诚恳地，倒不怕不客气，这样才大家有帮助。然而他，只是一种他的英雄主义而已。 要朋友完全像自己，或者要自己完全像朋友，自然不可能。我极愿了解他，在某一程度可退后，即使如此，总像隔着一层玻璃。我还是如此，抓住他的好的，只有如此。 我在试着写繁、性忠、馨。难。有的时候似乎愈不了解愈难，而对友人，却实在愈了解愈不容易弄，有点狼狈，但是我想弄。 信中“诗六种”和“诗二辑”指的是《七月诗丛》第一辑和第二辑，“文二种”和“文二辑”指的是《七月文丛》第一辑和第二辑，《财主》指的是路翎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当时上海排版费用较高，胡风曾有意将这些书刊委托成都和重庆的友人排字，打成纸型后再寄往上海印刷。“谷兄”指的是胡风，“朱”指的是方然（朱声），“繁兄”指的是绿原（周遂凡），“罗君”指的是罗洛，“林君”指的是林祥治，“管兄”指的是舒芜（方管），“性忠”指的是冀汸（陈性忠），“馨”指的是化铁（刘德馨）。“写繁、性忠、馨”的论文不久便脱稿，分别为《绿原片论》《冀汸片论》和《化铁片论》，这也为“繁兄”即绿原提供了旁证。 这样，上面两个问题便有了答案：1.阿垅舍近求远在重庆出版丛刊，其原因是“这里已勒令不（能）做事”。据《阿珑年表简编》10，“1947年4月，（阿垅）得匿名信警告:‘你干得好事，当心揭露你的真面目’，知收集军事情报送中共地下党的事，已被发觉，乃于5月出走，逃亡重庆；其时，以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关麟征署名之通缉令亦到重庆，遂东下南京。”2.“繁兄”当指绿原无疑。 关于该刊的筹备过程及编辑者的情况也清楚了：起初，“有人”找绿原商谈出版文学书刊。于是，绿原便邀方然一起去洽谈具体条件，谈好以“丛刊”形式出版。随后，方然便给阿垅去信，提出还是由阿垅来主持（阿垅曾主持《呼吸》）。阿垅则认为既要他来主持，方然就应该“放手”。但方然不肯“放手”，阿垅只得妥协，于是形成双主编的局面。随便说一句，当时方然在重庆江北惠通中学执教，绿原在川北岳池县新三中执教，如果他们担任主编，当比远在成都的阿垅“方便”。 阿垅接手后便写信给外地的朋友约稿，方然则就近在重庆组稿。 当年5月初，丛刊稿基本筹齐，阿垅却出了事，他先“逃亡重庆”，不久又“东下南京”，丛刊“后记”（作于5月30日）或是作于南京，或是作于杭州。当年5月底，方然也出事了。据冀汸《活着的方然》一文介绍，《新华日报》被查封后，国民党特务从报社没有来得及销毁的文稿中发现方然写的东西，于5月31日将他逮捕，8月取保释放，直接遣送家乡安庆。丛刊付印时，阿垅在江苏，方然在安徽，操持印务者应是他们在重庆的朋友。 该丛刊的出生堪称多灾多难。 三 《天堂的地板》出版后，路翎也曾向胡风表述过对该丛刊内容的不满。他在9月15日的信中写道： 登泰兄（即逯登泰）来信提到北平朱君（即朱谷怀）对于《呼吸》的意见，梅兄（即阿垅）也谈到你曾有信谈到这个。我觉得那意见是实际的。看了最近的《天堂的地板》，就有这个感觉；有些东西，比方方兄（指方然）的文字，就依然是出气的做法。出出气有时自然是痛快的，但却把自己底存在漏掉了，没有了广阔的信念。好像挡住自己底路的只是文坛上的这一批人，好像是他们挡住自己底“文学之路”的。其实这些首先是社会的存在，单是知识份子式的厌恶和高傲的感情不能把握什么东西的。认真地说，这是颇为冤枉的：那些家伙其实又何曾挡住什么路！但自己不走，或自己希望得到和别人同样的“效果”时，却喜欢觉得是别人挡住了路！ 而梅兄的文字，是太老成、单调了！ 该信被收入《胡风、路翎来往书信选》（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3期），辑注者也未为“《天堂的地板》”加注。 上面已经提到，胡风在1947年9月9日给阿垅的信中，曾谈到北平朱谷怀来信对《呼吸》提出批评。胡风还由此谈及阿垅和方然新编的丛刊《天堂的地板》，认为后者发展了前者的不良倾向，并严厉地批评了方然、绿原和阿垅的作品。但路翎在信中只批评了方然和阿垅，没有涉及绿原，其原因待后述。 先谈胡风对方然的批评。方然在该丛刊上发表了一篇2万余字的论文《释“拨粪运动”》，据他说，“拨粪运动”的来由如下： 本年五四前夕，《观察周刊》的记者访问了胡适校长。这位记者有如此记载：“胡适先生是位乐观论者，遇事他有他自己的看法。如对政治黑暗吧，他表示美国有一种拨冀运动，有黑暗亦有光明”云。这里的“冀”字，疑作“粪”。姑且改之，而且在这里将借题发挥之。如果因为我不通洋文，不明美国的典章文物，改出了笑话，那末，笑一场也并不是坏事吧。[11] 该文从胡适“希望在政治以外去奠定思想及文化底新的基础”的观念说开去，讥讽沈从文提倡“一种新的文学观”的主张是“拾其唾余”，其实质是宣扬“妓女底‘道’和奴才底主义”；接着，又嘲笑“赵清阁底这张卖俏的小白脸”倡导的“纯文艺（又名曰‘真美善的文艺’与‘民主文艺’）”，认为她提倡“（文艺作家）勿须参与政治，甚而附骥于政治之尾，作其政治的策动之工具”的实质是宣扬“死人底文艺，或者，要人死的文艺”。非仅如此，该文还批判了吴祖光的《牛郎织女》《风雪夜归人》《夜奔》、陈敬容的诗《风雨夜》、李白凤的诗《动的世界》和小说《曹课长》、蒂克的《幸福》与丰村的《薄嫂》等，并一言以蔽之：“这些创作，虽然是千头万绪，但也可以用两个极简单的字来概括它们底特色，曰：扯谈。”文末总结道： 对于“第三种人”，对于他们底奴才主义，对于他们底“艺术”，对于苍蝇及其粪，我们没有一付雅兴来与之品茗谈天；也没有一付气概来拉一面大旗把他们与我一起包住；也没有一付义气来共走江湖，拜“老头”；于是，我们也就只能用这末一根破棒棒来拨一拨。但并不是搅动，想要澄清什么。 年前，方然在《呼吸》上发表《论生存》《死鱼的鳞》《读〈色情的瘦马〉》（载第1期）《文化风貌录》（载第2期）及《“主观”与真实》（载第3期），痛诋沙汀、臧克家、姚雪垠、刘盛亚等左翼作家作品为“人格的堕落”和“感情的堕落”时，所下的结语也是“两个极简单的字”，曰：“手淫”。此时，他的文风仍一如往昔，只是打击面更扩大了，扩大到了吴祖光、赵清阁、陈敬容、李白凤、丰村等民主作家。胡风当年虽不反对同人“整肃”民主作家，但似乎并不赞同方然文章的写法。 再谈胡风对绿原的批评。绿原在该丛刊上发表了一首政治抒情诗《口号》，全诗约四百行，分为十八节。因其初衷为配合当时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诗中不避政治口号，故诗题亦定为《口号》。绿原当时正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迫害而蛰居川北，故诗末记为“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九日夜一时急写成，在帕米尔高原底潮湿的角落里”。录第5节如下： 然而，亲爱的人民，/甲不是乙底仇敌，/乙也不是丙底罪人呀，/我们底对面是它，它呀/那个披麻带孝的活无常！/天堂底地板就是/地狱底天花板/它撕着我们的头发做窠……/为了打死它/我们要学习它底残酷/专门对它、和/对它的种族/来呀，/揭开我们底命运的盒子/让希望飞出来，/让我们更亲爱地作战，/让奴隶伊索/来校对他的寓言：/羚羊底角比/狼底爪子/要更壮，更大胆！ 丛刊的辑名就出自如上诗节。 此时，绿原的诗歌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曾卓在《绿原和他的诗──读〈人之诗〉》中谈到，绿原早期的诗是“带着梦幻色彩的、在纯真的心情中对生活礼赞的诗”，此时的诗却是“用痛苦的象形文字写成的歌”。当年他即向绿原提出过意见，说：“我感到诗里面流露出的某些情绪和所用的某些词句是过于凄厉了。作为暴露大后方的黑暗，表达人民受难的状况、强烈的仇恨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这些诗是有力的，但是，反映人民的战斗的欢乐和战斗的自信就显得有些不足。”绿原虽清楚自己“诗的木材给／热辣辣的／政治的斧头／劈开了”，但他愿意让艺术为政治作出牺牲。在《口号》的最后一节中，他这样自信地写道： 我底熟悉的和陌生的读者呵，/在喊口号，贴标语的今天/还能是一篇诗么？/如果只是一篇诗/我又何必写它呢？/如果你肯赏光/一口气读到这一行/而却叹息我底想像已不如前，/那么，你何必要读它？[12] 这类“喊口号”、“贴标语”的诗歌，当年却颇受青年学生们的欢迎，集会时经常有人朗诵这首诗，绿原因此得名“政治抒情诗人”。 胡风批评绿原的诗作“有聊以快意的成份，一种好像矫饰的成份”，与曾卓当年的批评非常接近。但路翎对绿原诗风的转变却是赞赏的，他在该丛刊上发表了诗评《关于绿原》，盛赞“现在证明了绿原是突进了”，并鼓励道：“我以为，绿原是属于这一类诗人的，他们具有向复杂的现实生活搏斗，与现实的人生并进的，坚韧的内在力量。”出于这种体悟，他在致胡风的信中自然就没有批评绿原。 接着再看胡风对阿垅的两篇作品的批评。“札海斯”的全题为《小札海斯（Kleir Zaches）到底怎样伟大了起来以及他到底怎样死法》，“夜壶”的正题是《奇文共赏录》。 阿垅的“札海斯”是模仿德国作家E.T.A.霍夫曼（1776—1822）的小说《侏儒查赫斯》改写的。据王欣《从〈侏儒查赫斯〉看霍夫曼浪漫主义小说的本质》（载《台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一文介绍： 《侏儒查赫斯》曾经被归入到“童话小说”一类，也有人称之为“艺术童话”，它的创作背景是霍夫曼所生活的落后衰朽的德国社会，故事则是法国大革命后王朝复辟时期的真实写照。这部小说里的主人公是个容貌可怕、性情古怪的小侏儒，由于仙女的怜悯而被赋予神奇的魔力，凭借仙女的梳子和赐给的三根魔发，他开始以齐恩诺贝尔的身份出现，神奇的魔力使他在现实世界如鱼得水，过上了富足而受人景仰的生活，然而，这样颐使气使的生活在他失去魔发之后便烟消云散，以致于最后落魄地淹死在御赐的浴缸中。 阿垅把“背景”改为19世纪的中国社会，把“故事”改为独夫民贼的发迹史，把他的死处从“浴缸”改在装满了“热腾腾牛奶”的“洗脸盆”里，处处影射蒋介石。由于该小说中充满了政治术语，如“他对于有思想、有正义和热情的人，不是称为‘奸’，就要叫做‘匪’；例如他宣称‘还政于民’，实际上是‘玩政于民’，或者‘还整于民’，‘整’者‘整饬’之‘整’”等等，已无霍夫曼“童话小说”的神韵，而变成了成人的政治寓言。胡风批评阿垅的“札海斯”不该如此地“玩弄敌人”，是从政治道德的角度着眼的；路翎批评阿垅“太老成”，则是从艺术表达的角度着眼的。 阿垅的《奇文共赏录》则是从“方屏”的一篇短文《夜壶》（载成都《光明晚报》副刊“笔端”第22期）说开去的。《夜壶》很短，全录如下： 这是旅店，人有这样的习惯，在陌生的床上，不能安睡。我的鼻子，乃搅合于尿臭──你，不甘于冷漠……撒吧，我起来，从黑角里提起──呵，你呵竟咚咚然迸出了欢乐之歌……昨夜，你向谁欢歌的呢？明夜，你又向谁欢歌呢？ 我回到床上，然而，夜壶仍然放出刺心的恶臭…… 我没有尿──我不能不任你冷落，在那黑角…… 然而，夜壶，仍然放出刺心的恶臭…… 有夜壶在，有臭在。 阿垅批评道：“这似乎是出于一个诗人的散文诗。又像是一种讽刺诗。但是，问题在，在这样的奇文中，我们一点也看不到明确的讽刺作用的。这样的事象，没有展开什么生活的暗示；这样的象征，也不能组织什么战斗的行动。讽刺的对象呢？打击的方向呢？一切不明不白。”这是从艺术表达的角度进行的分析，似乎不无道理。 他又批评道：“他们的‘尿’使‘夜壶’恶臭，他们并不羞愧，他们的‘尿’是圣水，他们的‘撒吧’是美德，只有‘夜壶’活该。天下大乱以及个人底感冒都由于这个夜壶，多么可惊的逻辑和多么可喜的文章！杀人犯用被杀者的血把他底手洗得多么干净呵！贼喊捉贼得多么理直气壮呵！这些伪善者们！──在大大小小的事件之中，他们居然伪善得，倒和目前的反民主的也就是反革命的独裁者们底统治艺术有了一些共通之点！不是么，他们反人民，但是他们却说爱人民和爱真理，而且指责人民反了。”这是从政治的角度进行的分析，脱离了作品文本，堪称诛心之论。 最后，他归纳道：“成都文坛，文章，那是无聊的，文人，那是无赖的，总而言之，那是伪善的。” 阿垅对“成都文化”的“憎恨”，其诱因是年前爱妻张瑞的不幸去世，由于个人生活的不幸而迁怒整个“成都文坛”，无论怎么说都是没有道理的。[13]胡风当年虽也鄙视“成都文化”，但他并不主张把视野局限于一时一地。1946年8月17日他在给方然的信中写道：“不仅成都，任何地方的文化知识分子群又何尝不这样，如把心情向着他们，那是非弄到自杀不可的。不向着他们，但战斗的努力只能一点一点地积起，而且积起以后也总有腐滥变质的情形发生，这些都是无法可想的。生在今天，我们几乎没有做任何一件痛快事的可能。”[14]胡风批评阿垅的“憎恨”由于“放纵”而“变质”，可以说是颇为中肯的。 四 阿垅收到胡风的批评信后并不服气，在复信中作了辩解。胡风又于9月13日去信，坚称： 关于《呼吸》的话，我只是以为大致似如此，因为《呼吸》我没有详看。刘（指化铁）徐（指路翎）当可以有参证的意见的。严肃，我还有不相信的？但多少年来，我总感到战略的要求和战斗配合，总不为大家所注意，总脱不了一种恃才的文学青年的气氛似的，这在朱（指方然）周（指绿原）方面特别明显。 信中虽只提到了《呼吸》，但似应包含《天堂的地板》在内。 阿垅坚称自己编辑丛刊的态度是“严肃”的，并非毫无道理。该刊“后记”可为佐证： 在急喘的呼吸之后，我们和读者相见。 读者如果翻阅到这里了，那末，我们不是早就已经熟悉了么？那末，为了坚持，我们所经历的一些艰难、痛苦、感激和期望，也不是已经为读者所熟悉的了吗？ 在这个日子里，一切问题都简单化了，一切现象都归诸本质了。或生，或死，二者择一。因之，我们底铅字也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游戏的，没有什么好欣赏的，没有什么好点缀的；它也只能是武器，印上油墨，等于印上血迹，为了要过人的生活，这个武器是参加战斗的。正如同我们底诗人所说的：“如果只是一篇诗，我又何必写它呢？”那末，写了是为着什么？ 当我们读到我们底诗人底几乎是疯狂的两个字：“口号”，亲爱的读者，这不是万心之心，万声之声么？在这个心里，在这个声里，难道不能激动你底心与你底声么？难道你不是马上就想到：要活还是要死的么？ “服从大家底仇恨！” 好象以往从来镇压着大家底仇恨的我们国家底这个统治关系，是个奇怪的统治关系，似乎是不代表阶层的利益；作洋奴，甚至也不使其主子得着利益。但洋奴又必得要作。至于，像小札海斯，这个赫赫之王，以窃取造成了他底“伟大”，而结果被一个小民底一口痰打上了脸，而跌进脸盆淹死了。这种荒唐之言，当然是不足信的了。于是，“上有所好，下必有所甚焉”。奴才主义便蔚然成风了。但不管“学者”、“诗人”、“作家”，这奴才主义总还是不能漂亮起来。他们底奴才主义是褴褛如乞丐。“释拨粪运动”，“革命公子论”，“少爷们底心境”，以及几篇杂文，也都算是拨了一下粪。其实，从“思想”上来拨，是不如从他们底“行动”上，从他们底“人身”“私生活”上来拨为妙的。然而，不管我们底老爷、英雄、才子、佳人是怎样把奴才主义装扮得花枝招展，我们小民底情绪现在是尖锐的，尖锐到必得要穿过一切，透露出来。穿过各种纸糊的衣冠，穿过各种变戏法的手巾，穿过血块刀丛，穿过“国境线”，穿过沉沉的，庄严的“冬心”…… 决死的意志，迫切的行动，尖锐的情绪，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生活内容；也就是我们底创作内容；如果，我们底艺术不能完成它，那末，让我们底生命与我们底时间来完成它。 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 但胡风坚称同人中普遍存在着“恃才的文学青年的气氛”，也有事实依据。该丛刊所载同人的其他作品也能提供许多佐证。 譬如，罗洛在诗集《我战斗》的第三篇“英雄颂”中，把月前上海《文汇报》上因李健吾剧作《女人与和平》而引起的论争及时地化为了“艺术”表达，其诗曰： 有这样的英雄： 一面搽脂抹粉，卖乖送俏，自己扮作女人去购买法西斯手上的和平， 一面请别人喝彩，拍手，导演自己底街头剧…… 有这样的英雄： 当在高高的擂台上站立，真是“娇风凛凛，小气腾腾” 维护粪土的偶像，板着面孔证明樱桃树以及樱桃虫底文艺价格 大声干叫，痛哭流涕，想（也只有想） 压倒一切朗朗的声音 然而跳下台来以后 在人看不见的地方，拱拱手马上承认错误 “老哥……” 有这样的英雄： 作了贼，除了也高喊捉贼之外 还挺胸跛立（灵魂的残废者啊，这是不是英雄的偶像？） 挨了耳光还捧着红脸说打了别人底耳光 甚至于情急而呼：我无罪！……与你不相干！…… 在逆流中，在英雄的泡沫里 生命的剑，笑着突击着，猛然前进！ 第一种“英雄”描摹的是李健吾[15]，第二种“英雄”刻画的是唐弢[16]，第三种“英雄”比拟的则的是郭沫若。[17]无庸深辩，罗洛的“剑”锋指向似有不妥。 又如舒芜，他在《革命公子论》中评价臧克家的《我的诗生活》，硬是把“诗生活”解读成“私生活”，打趣道：“既知公子之少历繁华，长寻旧梦，而又花丛照影，房里留春，我们已经知道了一半。另一半呢？不用说，当然是‘革命’了。盖公子于旧繁华梦已破，新温柔乡未得之时，也曾西奔夏口，北走辽阳，慷慨悲歌过那么一阵子的……”他在《少爷们的心境》中批评吴祖光的《少年游》和黄宗江的《卖艺人家》，对前者的批评是：“祈望能依傍和历史底道路紧密地结合的战斗底序列；又自认在拾得的老大中国封建主义底片瓦残雕中发现了凄哀的美丽。时而认为自己是最可爱的浪漫主义者，用象征的手法写道时代底希腊悲剧。而最后，终于颓伤，认为一切均不可救药；终于妥协，认为一切皆可原谅。”对后者的批评是：“这是一个老实而明白地在唱着他自己的和他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天鹅之歌’者。不管他是怎样在搬用契柯夫，他与那首先是真实地沉重地与人生搏斗的契柯夫那中间的距离是不可以道里计的。”容易见出，舒芜的酷评不无可议之处。 认真地说，罗洛和舒芜的“恃才”并不下于方然和绿原。然而，胡风只批评了绿原、方然，却未对舒芜和罗洛置一辞。看来，他并不反对同人的批判目标，只是对其批判的技巧有所品评罢了。 说到底，胡风对《天堂的地板》撰稿人的不满，是认为他们没有尊重“战略的要求”或没有服从“大的要求”。那么，他反复强调的“战略的要求”或“大的要求”究竟是什么呢？1947年2月8日《文汇报》组织了一次文艺座谈会，出席者有邓初民、胡风、潘梓年、翦伯赞、洪深、田汉、李健吾、周建人、胡绳等人，发言纪要载于2月23日《文汇报》“星期讲座”。胡风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他指出：“抗战后期，由于政治上的急剧倒退，社会退化，这在文艺上的反映，就是迎合堕落生活的趋向，甚至发展到用人民的进步的面具，伪装色情的东西，所以当时的情形是封建的文化、法西斯的文化，还加上色情的东西。”记录者从他的发言中抽出了一句话作为小标题，这句话是：“号召：动员一切力量与反人民反时代的文化作斗争！”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理解为胡风提出的“战略的要求”或“大的要求”，也许不会错。 当然，尚不能肯定丛刊的所有撰稿人都及时看到并充分理解了胡风在《文汇报》上发出的这个“战略的要求”或“大的要求”。 方然在《释“拨粪运动”》中引用的是胡风《关于抽骨留皮的文学论》中“更何况我们还活在相砍之世”那一段话，而罗洛《英雄颂》的题头诗则引用了胡风《逆流的日子·序》中“文艺在自己的阵营里面也经验着一种逆流底袭击”那句名言。说来有趣，几与《天堂的地板》同时出版的《泥土》第3期（19。47年7月25日）载有“勃弋”的《逆流里底文艺》，其文也引用了胡风《逆流的日子·序》中那一整段文字，并写道：“文艺在今天为什么不能成为配合民主斗争的武器呢？我们看见许多人都这样疑问着，而终于轻视文艺了。回答这一问题的，有胡风先生……” 看来，胡风同人基本上能正确地理解他提出的“战略的要求”或“大的要求”，只是部分同人在艺术实现的过程中力有未逮而已。 注释： [1]《呼吸》1946年11月创刊，第3期1947年3月1日出版后停刊。《泥土》1947年4月15日创刊，第4辑由朱谷怀接手任主编，1947年9月17日出版。 [2]《希望》于1946年10月18日出版，第2集第4期后停刊。 [3]洪钟：《为蒋贼反革命内战服务的〈呼吸〉与〈荒鸡〉》，载《西南文艺》1955年第9期。[4]张如法：《论绿原的诗》，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 [5]该文载《文艺争鸣》1997年第5期。 [6]该文辑入《待读惊天动地诗──复旦师生论七月派作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7]柳石池：《开会》（小说），载1947年2月5日《文汇报》“笔会”。石池《我思念》（长诗），载1948年3月15日《泥土》第5辑。 [8]载《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3、4期。 [9]该信原件仅记月日，未署年，编者误识为“1948年4月9日”。 [10]耿庸、绿原、罗洛编写，陈沛修订：《阿垅年表简编》，载《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11]方然所引胡适讲话出自“本报特约记者”《五四前夕胡适专访记──黑暗与光明的消长》，载1947年5月3日《观察周刊》第1卷第10期。 [12]青林诗社1947年10月初版绿原诗集《又是一个起点》辑入该诗，改题为《你是谁》，并删去第18节。 [13]参看笔者《胡风书信隐语考》之“成都流氓何企香”一节，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 [14]引自洪钟文，见注[3]。 [15]李健吾是话剧《女人与和平》的作者，该剧公演的当天（1947年1月11日），《文汇报》“笔会”曾以半版的篇幅发表了洪深、柯灵、凤子、阿湛、丰村的祝贺短文及叶圣陶的祝辞。罗洛讥之为“请别人喝彩”。 [16]唐弢时为《文汇报》“笔会”主编，试图调解因《女人与和平》而引起的论争，受到耿庸等人的批评。“娇风凛凛，小气腾腾”出自耿庸的《略说不安──兼致唐弢君》，载1947年3月17日《文汇报》“笔会”。 [17]郭沫若为平息论争撰写了《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载1947年3月24日《文汇报》“新文艺”。该文引起胡风同人的强烈不满。 [吴永平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邮编430077]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6期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