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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鹏旋先生寄来他新近出版的一部纪实散文《家住黄桥》，所写乃我衣胞之乡的情事。 对于一个古镇、名镇的人文纪事，是着眼于由精英文化、典籍文化构成的“大传统”，还是着眼于草根、乡井的“小传统”，原不过是一种选择。只是在这里我想到乔伊斯的一番话，他说，文学处理平凡的事物，那不平常和非凡的乃属于新闻事业。作者于此是否存在什么理论自觉抑或艺术偏嗜并不重要，有意味的是，鹏旋似乎有意绕开雄踞于“历史”的“大传统”而对散落“民间”的“小传统”青睐有加，恰恰是贴合了其艺术个性和书写优长的一种选择。对于坊间和日常的独钟，不只是因为其更具感性，更具根性，更处于文化结构的深部，更切近文学的特质和要求；同时，也是作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念使然。我指的是他以一颗平常之心眷顾于平凡生活中的普通人生，就是以一泓博爱之情关怀于普世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命运。当《校工马金福》、《铜匠天宝》、《秋儿瞎子》、《哑巴兄妹》诸篇主人公们的生活情状和行为方式被纤毫毕致地描摹出来，当那些“豆腐坊”、“铁匠铺”、“酱油店”——的生计和迁变被曲折有致地演绎开来，当作者经由那些素朴生命、家长里短的高清写真，和盘托出小镇毛茸茸的风土人情以及小镇人活脱脱的文化心理和人生操持；一方土地的文化色泽连同作者的挚爱心灵，就传导出摇人心旌的情韵。掩卷沉思，几十位不起眼的人物便带着沉甸甸的重量向我们走来，我们为之动容，为之唏嘘，是因为在那些生计维艰、人生困厄、人性委曲和命运抗争的人生活剧中，往往让我们从酸楚中品味出甘甜，从苦寒里体味到温热；在拮据中无改从容，在悲情中不失乐感，小镇人在窘迫的生存境遇下保有的几多坦然几多韧毅，固然体现了世俗生活得以生息不已的本真，体现了平民世界代代相因的性相，我想强调的是，也正是从这里，作者超越了通常会生发的居高临下的“悲悯”，达成对于生命真谛对于精神世界的深层体悟和心灵发见。 就像集子里那篇《仰视大李》明白标称的那样，作者对他笔下市井小民们差不多都怀抱了一颗由衷的尊重和真诚的敬畏之心。为了他们某种不懈的生活执著，不舍的人生依恋，不弃的道义守护和不泯的人格力量。“我真的忘不了哑巴兄妹，从心底里钦佩他们，那无言的世界里有那么多的纯朴和美丽，让多少伶牙俐齿的男男女女自愧不如”。《哑巴兄妹》里的这番感言，很能代表作者对于小镇人物素朴生命恳挚的态度、深切的领悟以及入骨浸肌的理解和贴心贴肺的相知。 毋庸讳言，跟平民意识、民间情怀互为表里，作者在小镇人生的历史展开中，一以贯穿了苦难意识。在我看来，苦难意识不只是意识到具体的苦难和苦难的具体。如同西哲所称，人生而自由无往不在枷锁中。苦难是对人类生存常态的一种领悟，是对人类向往、追寻幸福的“历程”的一种体认，人类就是在新生的苦难和苦难的新生中前行。明乎此，就不难理喻，鹏旋这本集子里苦难意识的泛化，不只是他作为一个穷苦出身的孩子和为民解困的地方官员的必然情愫，更是一个实诚的作者以文学的方式介入平民世界的出发点和归属。 鹏旋在他的底层叙事中，冷不丁就会爆出诸如此类的警策议论，借助这些议论的点化，在文学“世俗性”的执着中，彰显文学的“精神性”，在沉重的生活负荷面前，呼唤人的自重、自爱、自尊、自强。应该说，这正是作者对于文学精神的自觉、自守，按照福克纳的说法，文学的一个要义在于能帮助人“挺立起来”，在拒绝道义担当、自觉矮化精神成为物化社会某种时尚的情势下，鹏旋这本《家住黄桥》的意义不言自明。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旗下媒体： 文汇报 - 新民晚报 - Shanghai Daily - 东方早报 - 新民周刊 - 原载：《文学报》2011年07月21日 原载：《文学报》2011年07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