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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在一生的文学生涯中，除去创作了许多驰名中外的作品外，还曾经主编或参与编辑过许多刊物，这也是老舍从事文学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因而同样有必要加以认真研究。 然而，过去却始终未能看到这方面的成果发表，这自然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下面，笔者就根据近年来所积累的部分材料，做一些初步的考证。 1 《南开季刊》 1922年暑假开学不久，天津南开学校校务会议议定成立南开学校出版委员会。当时，老舍正在南开学校担任初中国文教员，并兼任初级二年级七组(班)辅导员，于是被学校作为职教员代表委请为委员。据《出版部组织》云：“本学期出版部组织，由校务会议议定，仍由师生合组。出版委员会由学校委请教职员及学生若干人组织之。现职员之委定者为赵水澄、马子久、刘博平、骆绍宾、王子甘、戴德邻、舒舍予……等。”[1] 10月13日午后3时半，南开学校出版委员会假中学教员休息室举行成立大会，老舍与赵水澄、王子甘、刘博平、喻廛涧、柳钟文等人出席了会议。[2] 值得提及的是，老舍在兼任南开学校出版委员会委员期间，由于《南开季刊》稿源缺乏，屡次推迟出版。老舍既是出版委员会委员，又是国文教员，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刊物编辑约稿的重点对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老舍创作了短篇小说《小铃儿》，发表在1923年1月28日《南开季刊》第2、3期合刊号上。小说写的是小学生小铃儿(德森)，为了实现长大打日本、雪国耻和为战死南京的父亲报仇的愿望，纠集了几个“身体强壮”的小伙伴，每天练习拳脚。后来，又率领他们把“北街洋教堂的孩子”当作“小鬼子”来进行袭击。结果，被校长以“不遵校规，纠众群殴”为由“照章斥退”了。 尽管现在看来，这部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艺术形式方面，都带有习作期间幼稚粗糙的特点；从创作和发表的时间上来看，也不能算作是老舍最早的短篇小说[3]，但它在老舍一生的创作道路上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然，当时的所谓出版委员会，与现在出版社的内涵完全不同，而是类似今天的杂志编委会，是办刊物的组织。同时，老舍当时也只是以一个普通教职员代表的身分参加南开学校出版委员会的，具体参加杂志的编辑工作并不算太多。但是，他却从中积累了出版和编辑方面的经验，为后来自己主编和参与编辑刊物做了最初的实践。 2 《齐大月刊》和《齐大季刊》 1930年7月，老舍应聘来到济南私立齐鲁大学任教之后，除去准备授课和进行创作之外，另一项重要工作便是主持和编辑《齐大月刊》。 当时，齐鲁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和医学院决定合办一个综合性杂志，除刊载学术论文外，也刊载一些文艺创作、校内动态、校际往来等稿件——这就是后来所出版的《齐大月刊》。 暑假开学之后，出版《齐大月刊》的筹备工作正式开始。首先，成立了由文学院、理学院和医学院共同组成的月刊编辑部。每个学院派两名教师和两名学生参加，共计12位编辑委员，他们是：周干庭、尤家骏、张惠泉、陈文彬、谢疑远、舒舍予、郭传经、许世钜、王墨园、王介忱、陈兰芳、李克斌。[4]其中，老舍为编辑部主任，具体主持该刊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该刊后来所刊载的一些《编后记》，也出自他的手笔。 经过老舍及其编辑部同人辛勤的努力和短时间的紧张操办，《齐大月刊》创刊号终于在10月10日正式出版了。封面上“齐大月刊”四个字，是由齐鲁大学的许炳离老师邀请当时担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先生给题写的。老舍为创刊号撰写了《发刊词》，阐明了该刊的主要内容和办刊宗旨。 《齐大月刊》从1930年10月10日创刊至1932年6月休刊，共出版两卷，每卷8期。假如将老舍所主持和编辑的《齐大月刊》与齐鲁大学过去所出版的《齐大半月刊》以及后来所出版的《齐大季刊》等刊物相比较的话，可以明显地看出它的突出特点是增加了外国文艺理论著作与文艺作品的翻译介绍，也极大地增加了新文艺作品所占的分量，这无疑是给当时死气沉沉的齐鲁大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老舍主持和编辑《齐大月刊》期间，他本人也在该刊上发表过一系列的文章。据笔者统计，《齐大月刊》是老舍1930年回国后至1932年底发表文章的主要阵地。在此期间，他写的文章绝大多数都发表在该刊上。 老舍在《齐大月刊》上发表的文章，主要是小说、诗歌、散文、论文以及译文等。其中，小说2篇。 一篇是《五九》(署名鸿来)，它是老舍最早创作的短篇小说之一。据作者自述：“《五九》最早，是为给《齐大月刊》凑字数的。”它通过讲述一个给外国人做仆人的中国男子，狗仗人势欺负中国人而谄媚洋人的举动，反映出作家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关心。另一篇短篇小说《讨论》，则进一步勾画出国民党官僚那种表面上道貌岸然，侈谈爱国，但骨子里却时刻准备卖国投降的本质。 老舍在《齐大月刊》上发表的诗歌共4首：《日本撤兵了》《音乐的生活》《国葬》和《微笑》。其中，新诗《日本撤兵了》，描写了日本军队仅仅撤退了几里地，竟然使某些中国人欢喜若狂的情景：女的换上了新裤新袄，男的脱了蹩脚的军装；墙上抹去了抗日的标语，操场上停止了习练刀枪；连日本货物也全摆上了市场——把一切和平幻想寄托在“国联”和美国身上。这对当时某些中国人所抱有的和平幻想是多么绝妙的讽刺!在新诗《国葬》中，老舍歌颂了一位无名无姓，“生在中华，为中华而亡”的中国“爱国的男儿”形象，并要为他举行“国葬”，从中寄托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老舍在《齐大月刊》上发表的惟一长篇散文是《一些印象》，分7次在该刊连载。作者以清新活泼的文笔，漫谈随笔的形式，幽默而细腻地描写了来到济南后所获得的一系列印象：马车的破旧，道路的难行，大葱的喜人，秋天和冬天的可爱，以及齐鲁大学校园的美丽等等。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散文的水平可以和中国现代散文名篇相媲美。 老舍在《齐大月刊》上发表的论文是《论创作》《论文学的形式》和《小说里的景物》。这些论文，集中地体现了老舍30年代初期的文艺观，对于我们研究老舍当时的思想状况和创作倾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老舍还在《齐大月刊》和《齐大季刊》上发表了12篇译作，过去一直不为广大读者所了解。 例如，《出毛病的大幺》《隐者》《学者》《但丁》《我发明的死》《爱》《维廉·韦子惟慈》《几封信》《批评与批评者》《文学与作家》《文艺中理智的价值》《文学中道德的价值》等。在这些译作中，有两篇应该值得我们特别重视。一遍是长篇译文《但丁》。因为老舍特别喜欢但丁，他在齐鲁大学开设《世界文艺名著》课时曾经详细地选讲过但丁的作品。后来，老舍曾经这样回忆说：“使我受益最大的是但丁的《神曲》。我把我所能找到的同种英译本，韵文的与散文的，都读了一遍儿，并且搜集了许多但丁的论著。 有一个不短的时期，我成了但丁迷，读了《神曲》，我明白了何谓伟大的文艺。”[5]另一篇是连载了前4章的译著《文艺批评》。作者在发表该译著第一章时，曾在《译者附记》中云：“上文系译自ElizabethNitchie的《文学批评》。这是第一章，希望全书继续译出。此书没有别的好处，只是清楚浅近，适用做教本。”老舍在齐鲁大学执教期间，曾开设过《文艺批评》课，是否就以此做教材，目前尚无定论，但老舍十分偏爱这部著作却是无法否认的。 当然，老舍在主持和编辑《齐大月刊》期间的所作所为，也遭到了所谓“国学派”的强烈反对，老舍本人也因此而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排挤和打击。在《齐大月刊》出满两卷(每卷8期)之后，学校当局遂决定将《齐大月刊》改版为《齐大季刊》。新成立的《齐大季刊》编辑委员会代替了原来由老舍主持的《齐大月刊》编辑部。新编委会由下列人员组成：谢疑远博士、陈文彬主任、栾调甫先生、侯宝璋大夫、郝蘅主任、舒舍予先生。[6]尽管老舍仍然保留着《齐大季刊》编辑委员的职务，但他除了在《齐大季刊》上续载他的译作——《文学批评》的前3章之外，其他连一篇文章也没有在该刊发表，这就足以看出老舍对改版后的《齐大季刊》的态度来。《齐大月刊》在改为“季刊”之后，终于从一个综合性的学术刊物变为纯学术刊物，刊物的内容也由国学、外国文学和新文学并存，变成几乎是纯国学了；刊物的形式也由原来的新颖活泼变为死气沉沉。 总起来看，老舍主持和编辑《齐大月刊》期间，在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方面，在宣传新文学方面，都做出过一定的贡献。这在当时国民党新军阀韩复榘统治下的济南和外国教会把持下的私立齐鲁大学，显得尤为可贵。 3 《青岛民报》副刊《避暑录话》 1935年夏天，老舍与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杜宇、李同愈、吴伯箫、孟超、洪深、赵少侯、臧克家、刘西蒙等12位“相识的人，聚集在青岛”，在《青岛民报》上合办副刊《避暑录话》。 当时的青岛文化生活很贫乏，所以被称之为“荒岛”。他们这批文化人认为：既然大家相聚在“荒岛”，就应该“干点事儿，不能荒废下去”。[7]于是在一次聚餐会上做出决定，假《青岛民报》办一个副刊，借避暑之名说点心里话，故取名为《避暑录话》。老舍对刊名的解释是：“宋朝，有个刘梦得，博古通今，藏书三万余卷，论著很多，颇见根底，这个《避暑录话》，也是他的著述，凡二卷，记了一些有考证价值的事。我们取这个刊名。要利用暑假，写些短小的诗文。”[8]洪深先生则作题解说：“避暑者，避国民党老爷之炎威也。”[9]“否则他们有沸腾着的血，焦煎着的心，说出的‘话’必然太热，将要使得别人和自己，都感到不快，而不可以‘录’了!”[10] 自然，《避暑录话》的同人，“作风不同，情调不同，见解不同，立场不同；其说话的方式，更是不同。”但“他们在一点上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爱好文艺的人；他们都能看得清，文艺是和政治、法律、宗教等，同样是人类自己创造了以增进入类幸福的工具。他们不能‘甘自菲薄’；他们要和政治家的发施威权一样，发施所谓文艺者的威权”。“此外，他们还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同人们相约，在1935年的夏天，在避暑胜地的青岛，说话必须保持着‘避暑’的态度。”[11]洪深在《发刊词》中的这些话，基本上含蓄委婉地表明了《避暑录话》同人的办刊宗旨。 《避暑录话》从1935年7月14日创刊，至当年9月15日休刊，每周1期，一共出了10期。青岛市由荒岛书店、平原书店代销，外埠委托上海生活书店为总经销处，每期零售大洋3分。该刊停刊时，又增印了合集本，添加了封面及索引，以便于保存。 老舍不仅参加了《避暑录话》的创办和编辑工作，而且还在该刊上发表了11篇作品。其中，散文7篇。《西红柿》和《再谈西红柿》是姊妹篇，以谈西红柿在国人眼中的地位变迁为名，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现实，讽刺了青岛日益洋化的现象。《暑避》和《等暑》亦为姊妹篇，以谈“暑”为名行揭露旧社会之实。在《檀香扇》中，老舍将“檀香扇”假托为“国粹”，以至于战胜了洋人的“香水味”，讽刺了中国落后的国民性。《立秋后》则描述了在青岛居住一年之后对青岛秋、冬、春、夏所产生的印象。发表在第10期上的《“完了”》，是为《避暑录话》停刊而写的“告别语”。旧体诗《诗三律》，是老舍在《避暑录话》终刊时所写下的“纪事咏怀”之作。另外，老舍在《避暑录话》上还发表了惟一的一篇短篇小说《丁》。它借鉴了西方“意识流”的写法，直感地、快节奏地、色彩鲜明地来表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都市生活，令人耳目一新。 《避暑录话》出满10期之后，撰稿人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克家早早地就回到乡间，亚平是到各处游览山水，少侯上了北平，伯箫赶回济南……”[12]留在青岛的诸位也结束了假期，开学授课，因而《避暑录话》也就不得不随之停刊了。 这个副刊虽然开办的时间不算太长(仅两个月左右)，出刊的期数也不算太多(仅10期)，但它却在海滨掀起了一层小小的波浪，为青岛文坛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页。 4 《抗到底》 《抗到底》是在冯玉祥直接支持和参与下创办起来的一个刊物。1938年1月1日创刊于武汉，后迁往重庆出版。其内容偏重于抗战救国道理的宣传和通俗文艺的倡导和介绍，形式上也丰富多样。 据《冯玉祥日记》记载，1937年12月10日王向晨向冯玉祥极力举荐老舍，他说：即将出版的刊物《抗到底》，“拟拉拢‘素名人’数位，如老舍、孙伏园辈，一则表明本刊之立场，二则推广本刊之销路”。[13]王向晨的举荐，正合冯玉祥的心意，于是他再三邀请老舍搬到千户街福音堂居住。12月17日，老舍从武昌云架桥华中大学搬过来之后，就应冯玉祥之邀开始参加《抗到底》杂志的筹备工作。 后来，老舍除去参加了《抗到底》杂志的编辑工作之外，还在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文艺作品。例如：论文《是的，抗到底!》、散文《本刊半年来的回顾》《通俗文艺的技巧》、杂文《事情要大家做》、京剧《新刺虎》等。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老舍逃离济南到达武汉之后所创作的长篇小说《蜕》，就连载在该刊上。它于1938年2月16日《抗到底》第4期开始刊载，至1939年3月16日第23期中辍，一共连载了16期。老舍这部写于抗战初期的长篇小说，无论从思想内容上，还是从艺术形式上，都能窥见到他一些新的探索和变化。小说写一群爱国学生，在平津陷落后流亡到“距血染的天津只有七百里之遥”的阴城，自动组织了慰问伤兵的爱国活动，想不到却受到了政府当局和警察机关的镇压逮捕。作品自始至终都充满着对国家、对民族和对爱国学生的爱，对敌寇、对反动官僚的恨。可惜的是，这部长篇小说未能载完即中辍了。 5 《抗战画刊》 1937年12月，冯玉祥在积极支持创办《抗到底》杂志的同时，也在积极支持创办另一个图文并茂的杂志——《抗战画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抗到底》与《抗战画刊》是一对双胞胎的孪生姐妹——两张牌子，一班人马。这一点，从《冯玉祥日记》及其他有关材料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所不同的只是《抗战画刊》比起《抗到底》来，在形式上图文并茂，更偏重于通俗和普及而已。 1938年1月20日，由画家赵望云主编的《抗战画刊》在武汉创刊，老舍与冯玉祥、田汉、老向、何容、张乐平、叶浅予、吴组缃、沙雁等人被聘请为该刊特约撰稿人。[14] 老舍除去参加了《抗战画刊》的编辑工作之外，还在该刊上发表过一系列的文章和作品。例如：诗配画《武汉小景》《二期抗战得胜图》《二期抗战》，新诗《“一·二八”》《雪中行军》《流离》，新三字经《女儿经》，杂文《此仇必报》《工作起来吧!》《儿童节感言》《血债——敌机轰炸重庆》，歌词《忠孝全(投军的唱得胜歌)》，洋片词《西洋景词画》，画评《连环图画》，论文《释“通俗”》《卷头语——宣传工作还不够》，儿童故事《小青不玩娃娃了》等。 老舍在该刊上所发表的这些文章和作品，从思想内容方面来说，自始至终贯串着一根抗日救国的红线；从艺术形式方面来说，短小精悍，尖锐泼辣，通俗易懂，较好地实践了当时抗战文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主张。 6 《抗战文艺》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大礼堂成立。会后，老舍与王平陵、田汉、安娥、朱自清(昆明)、朱光潜(成都)、成仿吾(延安)、老向、吴组缃、宋云彬、周文(成都)、郁达夫、胡风、胡秋原、茅盾(香港)、徐炳昶、姚蓬子、冯乃超、夏衍、陈西滢、张天翼(长沙)、舒群、阳翰笙、叶以群、叶绍钧(重庆)、适夷、郑伯奇(西安)、郑振铎(上海)、穆木天、锡金、钟天心(广州)、丰子恺、罗荪等33人组成了会报编委会[15]，积极筹备《抗战文艺》出版事宜。老舍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除具体主持总会的会务外，也将很大的精力用于《抗战文艺》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操办，《抗战文艺》创刊号终于在5月4日出版了。初为三日刊，后改为周刊、月刊。开始时在武汉出版，后来迁往重庆出版。 整个抗战期间，《抗战文艺》一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着，直至1946年5月4日出完第10卷第6期后停刊。前后历时8年，共出版正刊、副刊77期，是抗战时期国统区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文艺刊物，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作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抗战文艺》也是老舍在抗战时期发表文章和作品的重要阵地之一，他的许多重要文章和作品都是在该刊发表的。例如：短篇小说《人同此心》《敌与友》，论文《通俗文艺散谈》《保卫武汉与文艺工作》《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创作经验《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习作二十年》，创作谈《答客问》，创作自述《三年写作自述》《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讲话稿《欢送“文协”战地访问团出发》《“文协”第二年》《一九四一年文学趋向的展望》《关于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意见》，散文《别武汉》《怀友》《我所认识的沫若先生》《旧诗与贫血》《“文协”七岁》，杂文《以雪耻复仇的决心答复轰炸》《梦想的文艺》《大智若愚》，新诗《战》，旧体诗《哭王礼锡先生》，长诗《剑北篇》之九《潼关》、之十《豫西》，四幕话剧《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写)，童话《小木头人》，总结《“文协”的过去与将来》等。此外，老舍还以总务部的名义一连在该刊上发表了20多篇《会务报告》，两篇《总务部报告》，系统地、全面地报告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务。 7 《文坛》 1942年3月20日，老舍与姚蓬子、徐霞村、赵铭彝共同编辑的《文坛》创刊号在重庆出版。开始时，该刊为一种4开文学小报，半月一期；不久，就不能如期印行了；再后来，又改为以杂志的形式出版。其中的原因，正如编者的自白：“前面的困难还很多，经济不必说，从印刷到发行，也都不是几个书生所能顺利解决的。”“战争时代一切都无如意打算的道理，只能做到哪里算哪里。” 该刊自创刊到停刊一共出版了9期，老舍在上面一共发表了6篇文章：论文《略论文学的语言》《文学遗产应怎样接受》，散文《“四大皆空”》，杂文《我呢？》，书信《家书一封》《作家书简》等。其中，《“四大皆空”》是一篇重要散文，表现了老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文中说，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继而占领济南，致使儿女的教育储金、人身保险、图书杂志、家用器物等全部被毁。特别是对友人所赠字画的损失，更为痛惜至极。文中说：现在，“除了我、妻、儿女五条命以外，什么也没有了!”“且莫伤心图书的遗失吧，要保存文化呀，必须打倒日本军阀!” 8 《说说唱唱》 1950年1月20日，由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编辑的会刊《说说唱唱》杂志创刊，李伯钊、赵树理为主编，老舍与王亚平、田间、王春、辛大明、苗培时、马烽、章容、康濯、凤子、李伯钊、赵树理等12人为编委。[16] 1951年12月20日，根据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常委扩大会议关于展开文艺界的学习运动和调整全国性的文艺刊物的决议[17]，《北京文艺》杂志休刊；《说说唱唱》杂志改为由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和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共同主办，并组成了新的《说说唱唱》杂志编委会，老舍任主编，李伯钊、王亚平、赵树理任副主编。[17] 老舍除担任《说说唱唱》杂志的主编之外，还在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作品，使该刊成为老舍在建国初期发表通俗文艺作品的主要阵地之一。例如：大鼓书词《生产就业》，太平歌词《中苏同盟》《开国纪念一周年》，快板《和平解放西藏》《我们选举了毛主席》，新诗《十月颂赞》，散文《在捷克斯洛伐克观剧》，杂文《文艺作家也要增产节约》《化悲痛为力量》《大喜》，独幕歌剧《柳树井》，寓言小歌舞剧《消灭病菌》，六场歌剧《大家评理》，剧评《北京的“曲剧”》，讲话《向民间音乐舞蹈学习》等。其中，歌剧《柳树井》在宣传婚姻法的运动中，曾经起到过很大的宣传作用。 9 《北京文艺》 1950年9月10日，由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辑的会刊《北京文艺》创刊，老舍任主编，王亚平任副主编。[18] 1951年11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常委扩大会议通过决议：调整全国性的文艺刊物。为此，《北京文艺》根据决议精神暂时休刊。[19] 1955年5月20日，《北京文艺》复刊，老舍任编辑委员、主编。[20]老舍在这个领导岗位上辛辛苦苦地工作了十几年，直至1966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该刊停刊时为止。 老舍除担任《北京文艺》的主编之外，还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使该刊成为老舍在建国后发表作品最多的刊物之一。其中，主要作品有：三幕话剧《龙须沟》、两幕六场话剧《一家代表》、四幕八场七景话剧《青年突击队》、京剧剧本《十五贯》、京剧《王宝钏》，创作谈《怎么写快板》《态度问题》《创作与规划》《文艺工作者都忘我地劳动起来吧》《写通俗一些》《答友问》《一点小经验》《谈现代题材》《积极发挥文艺尖兵的战斗作用》，创作自述《赵旺与荷珠》，散文《梅兰芳同志千古》，杂文《美国的精神食粮》《对于观摩演出节目的意见》《大力推广普通话》《旁观、温情、斗争》，论文《散文并不“散”》《怎样写通俗文艺》《什么是幽默？》《论才子》《中苏文学的亲密关系》，讲话《剧本习作的一些经验》《多练基本功》《谈叙述与描写》《更好地发挥文学艺术的战斗作用》《创作的繁荣与提高》，太平歌词《庆祝“七一”》，序跋《发刊词》，歌曲《青年突击队员》，新诗《祝贺北京解放十年》，旧体诗《内蒙即景》，相声《家庭会议》《扫荡五气》《神仙辞职》《新年愉快》，山东快书《吓一跳》，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等。 在这些作品中，既有老舍在建国后赢得极大声誉的三幕话剧《龙须沟》，也有一些配合形势的“应景之作”。可以这样说，从老舍在《北京文艺》所发表的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老舍解放后所走过的曲折的创作道路。 10 《新戏曲》 1950年9月20日，由中国戏曲改进工作委员会主办的《新戏曲》杂志创刊，马彦祥任主编，老舍与王亚平、王瑶卿、田汉、宋之的、阿英、洪深、马少波、马彦祥、杨绍萱、张庚、赵树理、欧阳予倩等12人为编委。[21 ]老舍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相声《对对子》。该相声是将“人名、戏名、电影片名跟天下大事”联在一起，采用对对子的方式一口气尽快答出。此外尚未看见老舍有其他作品在该刊发表。 以上，就是笔者目前所能收集到的老舍主编及参与编辑刊物的情况，它对于我们全面了解老舍一生中的文学活动会有一定帮助的。 注释： [1]《出版部组织》。见《南开周刊》，1922年，第42期。 [2]《出版委员会聚会》。见：《南开周刊》，1922年，第44期。 [3]老舍所创作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题为《她的失败》。见：《海外新声》，1921年，第1卷第3号。 [4]《私立齐鲁大学印行月刊简章》。见：《齐大月刊》，1930年，第1卷第1期，第92页。 [5]老舍：《写与读》。见：《文哨》，1945年，第1卷第2期。 [6]《〈齐大季刊〉编辑委员会启事》。见：《齐大旬刊》，1932年，第3卷第5期，第25页。 [7]王亚平：《老舍与〈避暑录话〉》(老舍的故事之一)。见：《青海湖》，1981年，第4期，第46页。 [8]臧克家：《悲愤满怀苦吟诗》。见：《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9][10]洪深：《发刊词》。见：《青岛民报》(青岛)，1935年7月14日，副刊《避暑录话》第1期。 [11]老舍：《“完了”》。见：《青岛民报》(青岛)，1935年9月15日，副刊《避暑录话》第10期。 [12]冯玉祥：《冯玉祥日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03页。 [13]见：《抗战画刊》，1938年，第1期。 [14]《会报编委会》。见：《抗战文艺》，1938年，第1期。 [15]]见：《说说唱唱》，1950年，第1卷第1期。 [16]《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调整北京文艺刊物的决定》。见：《人民日报》(北京)，1951年11月26日。 [17]见：《说说唱唱》，1951年，第4卷第6期。 [18]见：《北京文艺》，1950年，第1卷第1期。 [19]《北京文艺界开始整风学习》。见：《人民日报》(北京)，1951年12月1 [20]见：《北京文艺》，1955年，4、5月合刊号。 [21]见：《新戏曲》，1950年，第1期。 [作者简介]张桂兴(1945—)，男，山东沂南人，山东师范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从事老舍研究。山东师范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济南 250014 原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1年12月第15卷第4期总46期 原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1年12月第15卷第4期总4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