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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的一生，是悲剧性的；相比较而言，他留给人们的普遍印象，最突出的莫过于“幽默”、“温厚”、“宽容”这些方面。而在家人和至交中间，老舍的“严肃”、“沉默”的形容举止和“悲凉”心绪，则往往更易为他们所感知。老舍对自己性格、气质的指认，与同时代其他作家比，也是更具主动性和自觉性的。他说自己的性格特征是“软而硬”，并且将幽默、温厚、宽容这些易为外界所感知的特征，归结为“悲观”的转化——悲观“能叫人把事情都看轻了一些”[1]。显然，他自己在指示着内心的压抑。 老舍是一位从青年时代起、从创作里程的开端起，就没有脱离政治、离开革命的文化人。不论他自身意识到与否，也不论是否有一种刻意的追求，他的艺术表现，包括幽默、悲郁、嘲讽，既是浑然天成，又确有一层似隐似显、时隐时显、隐约浮现在文字、创意间的“伪饰”。细加剔括，其中况味都是他与中国现代革命复杂微妙关系的折射或投影。 人们对幽默的理解和诠释，历来主要是从艺术风格的角度切入，偏重于创作显现的特征，而较少对主体特性的深入开掘。对老舍的研究也不例外。如果不是误解误读，这里也存在着一种“错位”。 将老舍的创作放在历史的、文学发生的框架中解读，即可看到，“悲喜交融”的“幽默”，是老舍个性气质、认知方式、对象特性与时代风云影响的复合物，是老舍追赶时代、投身时代洪流的心路历程的显现。 一 老舍是一个成长于北京市民社会底层的旗人。老舍的个性气质，直接根源于他独特的家境和生活时代。贫寒的家境和旗人社会的沦落、辛亥革命后歧视旗人的普遍社会心理，给了老舍沉重、压抑的个人情感体验。因此，老舍这样一个作家的观念形态的悲抑，及其表现在行为特征上的相对轻松开朗，实际经历的正是内心的压抑和挣扎。虽然挣扎的结局由幽默、轻松来显示，但那刻画在内心世界的痕迹和形成的内心世界的状态，不可能不是抑郁的、隐忍的。他的内心世界正是一个受压和释压的转换器。因此，对老舍感情活动的这一独特状况，更应该从其内在方面去研究，从其不得不转换的原因中去研究。 在这一点上，井上靖和石垣绫子这两个日本作家的直感似乎更接近我们所谈的“转换”的实际情形。在他们的眼中，老舍具有“不太明显的抑郁表情”、“老成持重的风度”、“有点神经质，有点古怪”[2]；显示着“郁郁闷闷的神情”、“自持坚毅的性格”、“比较谨慎、胆小”[3]。从这中间我们可以体会到，在老舍表现“幽默”渐趋减少的场景变化中，性格本色的内敛特征越来越明显。随之而突出的，也正是其个性气质的清晰、稳定的特征：抑郁、矜持和沉重感。这是一个承担着心理的重负和现实重压的人。老舍个性气质的独特色调，正是这种沉郁。老舍沉重、压抑的个人情感体验，形成他“抑郁寡欢”的精神状态[4]。但老舍对自己情感性质的清醒认识，却也以极大的忍从压抑着、以众多的“掩饰物”模糊着，体验与认识过程极其隐晦曲折。“幽默”就是最主要的“掩饰物”。 在老舍成长与性格形成时期的生活体验，也赋予他面对人生以至于文学创作的经验和智慧。老舍说，“有许多人是神经过敏的，每每以过度的感情看事，而不肯容人”。 其中就包含他自己的民族情感与民族沉沦中压抑的情感体验。老舍在创作中长期模糊自己的民族身份，以及他的创作对人力车夫、巡警与妓女充满深挚同情的表现等等，都与他自己的满民族情感有深层的联系[5]。因此他在谈论幽默写作时，才夫子自道地说出了自己的表现方式，即“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6]正是因为“不知是哭好哇，还是笑好”，老舍才将内心的压抑和悲观化作“一种苦笑”[7]，化作“一种难言的苦趣”[8]。 探索老舍悲剧心理的来源，也可以通过《骆驼祥子》、《月牙儿》、《我这一辈子》、《茶馆》中王利发等发出的“天问”(这也是老舍的“天问”)——“凭什么”，“我到底招谁惹谁了”等——追溯到中国政治极端的黑暗、个人一切向上的努力最终均成泡影，人的起码的尊严和生存权丧失殆尽来解释。其中就包含老舍早年深沉的穷苦生活的体验。而老舍的“悲”没有主要(或仅仅)以揭露、鞭挞来倾泻，却选择了悲喜交融，选择了幽默。老舍说，“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楞挨饿也不肯求人的人，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9]由此也可以说明，幽默对老舍来说，是深入地表现了面对人生的同情与迷茫的。 可以看到，老舍的情感体验，塑造了他极具个性的认知方式与表现方式——“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老舍才从感受市民社会灰色人物的灰色悲剧，转化为表现市民社会灰色人物悲剧的灰色，形成他“悲喜交融”的幽默。老舍的艺术个性和艺术才华正体现在对这一对象游刃有余的表现上，“悲喜交融”中的沉郁也是由此而萌发的。[10] 二 老舍同时也是一个由“五四”所催生的具有世界性文学视野的新文学作家，具有同时代作家广泛拥有的那种思想者的勇气。老舍说，没有“五四”运动他不会成为作家，没有英国的经历他也不会成为作家。考察老舍文学创作的情感体验、认知方式及所选择的文学表现方式，也不应该离开这一重要的视阈。 “五四”时期的这场思想启蒙运动，将中国人的思想焦点由政治转向了文化，时代的兴奋点转移到思想革命上来。它的重新估价一切的批判精神和文化批判的视角，对老舍的民族压抑心理显然具有疏导流向的作用。“五四”给了老舍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新的心灵，也给了他一个重新估价现实社会的新的心灵。这使老舍能够从他所熟知的市民社会生活中发现文化精神的巨大落差。域外的经历更使老舍亲身感受到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差异，而且使他获得了反观这种文化差异与文化精神落差的优越感。 老舍发现，英国人自傲、自重、正直、不讲客套而做事认真。这些普遍的个性特点跟老舍熟知的北京市民社会人物的特点形成极大的反差；却也跟中国儒者人格理想有所相通，跟老舍这个“硬气”的旗人的“作事人”特征一致。英国人与老舍自己个性特点相一致的这些方方面面，显然加强了老舍的自信，使老舍一直处于压抑中的情感世界活跃起来。狄更斯等著名作家的幽默作品，也给老舍提供了文学表现的范本。 正是“五四”批判精神和文化批判视角对老舍的启迪，得自域外的现代教养跟自己个性特点的一致性给予他的自信，使老舍在面对古老文化和道德传统的式微时，深沉的感伤叹惋淡化了理性批判的冲击力量。但老舍基于儒家文化理想和现代历史理性的、对于北京市民社会悲剧性的灰色人文精神的批判，却使他获得了一种理性的诙谐。这不仅使他超越了市民社会的礼俗文化，也显示着他对自我的不断超越。一方面，市民社会的敷衍苟且、圆通世故、消磨生命于无聊的礼仪应酬，为一己利益牺牲了群体和国家利益等一系列精神弱点，在他的公民观念、公德心、个人行为的社会效能意识等新理性的烛照下，得到了批判性的超越。另一方面，由于市民社会人物的某些习性仍为他所喜爱，而恰恰是这些习性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越来越显示出自身的不协调性、悲剧性。这样，当作者需要赋予对象喜剧性的幽默调侃时，势必含着泪容与悲色；当作者将他们送向悲剧性的磨难时，同时不能不含着无限的感喟和哀伤。 这悲剧意蕴尤其突出地表现在老舍30年代的创作中。回国后的失望情绪，曾使他在《猫城记》中以无限的感伤和激愤写了一种古老文明的灭绝。对古老文明在现代世界竞争图存能力的绝望情绪，与渴望它能起死回生的热切期望，真诚地融合在一起。老舍是个急于想办法的人，而且也设计了“知识与人格”这一救国方案，但他到底对这个方案在“猫国”所能产生的效能表示了怀疑。 经过《离婚》和《骆驼祥子》对不肯敷衍苟且的市民知识者悲剧命运的考察、对带着一身质朴和正气的社会底层劳动者身心沉沦的考察，老舍不断求证他的理性的实效，结果都是无望。他在一系列短篇小说中求证“知识与人格”效用的结果，都是如此。这使他的探索所产生的客观效果，与他的确信形成了明显的矛盾。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复兴道路似乎在他自己的方案之外。他因此失去了笑容。只有在抗战中当他发现民族坚忍的求生存，仍然来自于劳动者坚忍的求生这一基础时，他才能够在反观市民社会中重新获得笑容。 从这一分析中也可以看到：其一，老舍的喜剧意识来自他深层心理的悲剧意识，即来自他对所表现的那些令自己喜欢的人和事的悲剧必然性的认识；其二，老舍的幽默主要是出自于主体的压抑及其升华，而不是出自于主体的悲观。幽默、诙谐是主体超越对象的产物，要求主体与对象间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当对象的悲剧性超出了主体的判断力时，笑就无从产生了。而当对象的喜剧性已达到毫无价值的地步时，老舍也就只能施以无情的讽刺了，尽管老舍自己并不善于讽刺。 但不论在深刻的悲剧性压住了笑的时候，还是以幽默这一喜剧的形式表现悲剧的时候， 老舍创作基本的艺术气氛，都是沉重抑郁的。这是老舍沉郁的个性气质与他文化人的学养对象化的结果。 三 人们通常以“含泪的笑”覆盖那些描状民众艰辛尴尬的生存境况的中外作家的风格。这“含泪的笑”，就是悲喜交融，也是幽默与悲郁的互成。在老舍那里，幽默有时(特别是早期)难免清浅，多有机智的技巧，而深层的开掘欠缺。但更多的是悲苦，是深刻。老舍是个真正懂得幽默的人，他越幽默，其实内心也越悲苦。他的幽默，正是悲苦的“伪饰”。 老舍“悲喜交融”的幽默，是与他所发现的北京市民社会的特性紧密相关的。作为老舍创作核心内容的北京市民社会的人情世态，带着浓厚的乡土社会特征。老舍人物性格的喜剧情调则正来自“人物(并不是坏人)与环境或时代的不能合拍，或人与人在性格上或志愿上的彼此不能相容，从而必不可免地闹成悲剧”[11]，而多数的人物却对这一切浑然无知。老舍作为清醒的悲观者对这种人情世态和人物性格在现代的悲剧性的表现，因此就具有了喜剧甚至闹剧的情调。老舍作为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就是这样将自己悲郁的个性气质融入了对其对象的表现和批判，化为“含泪的笑”的幽默。在具有刚健理性的文学时代，老舍的这种幽默，在批判与嘲讽中包含了一丝温情。相对于同时代文学冷峻的社会政治批判，老舍的社会文化批判也就显示了一些温厚与宽容。其实，中国现代文学在进行文化批判时，是于冷峻中普遍含有一丝温情的。 老舍文学的最成功之处，无疑是对北京市民社会中下层人情世态的表现。从一种文化精神的意义上来看，在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这一社会阶层在长期的生活经验中形成的因循、保守的生存方式，变得既不合时宜，又难以找到出路。他们与生活搏斗、在没有办法中找出办法的生存智慧，既难能可贵，又极其廉价，经不住严酷生活的摔打和严峻的社会变局的检验。老舍对这一社会阶层人情世态的文学表现，也具有历史理性与经验直观相融合的特性。老舍出于为这种市民社会的人情世态照文化精神的“爱克斯光”的目的，写出市民人生的生活与生命依据时，各种人生样式的文化含量都如同生活本来的那样，是很厚重的。老舍长于以不同的年龄阶段划分人物所代表的文化精神来构成小说的人物组合关系，以不同的职业作为这种人物组合关系的补充来构成一个完整的市民社会。这样就形成了老舍以老、中、青年龄段为基本依托的人物形象系列。老年人物形象系列是那种稳稳地站在传统文化之上的角色。老舍要表现的正是这类人物的二重性。“他不好，也不怎么坏；他对过去的文化负责，所以自尊自傲，对将来他茫然，所以无从努力，也不想努力……他不大爱思想，因为事事已有了准则。这使他很可爱，也很可恨；很安详，也很无聊。”[12]而这种二重性就产生了“幽默”。与这种“根本不想天下大事”的老人物对照而表现的，是仅仅接过了西洋文化新名词，“除了天下大事什么也不想”，不仅不能改变现实的黑暗，而且成为现实黑暗中一部分的“孔教打底，西法恋爱镶边”的“新青年”人物形象系列。这种二重性也成为更加滑稽的“幽默”。与老年人物形象系列一样得到成功表现的，是一个阵容庞大的中年人物形象系列。老舍在散文《何容何许人也》中，为这一类人物画了一个更加简练的肖像，他们都“徘徊、迟疑、苦闷”，“差不多都是悲剧里的角色”。“他们有机会读书；同情于，或参加过，革命；知道，或想去知道，天下大事；会思想或自己以为会思想。”“礼仪廉耻与孝悌忠信，在他们心中还有很大的分量。同时，他们对于新的事情与道理都明白个几成。”在他们那里，“以前的作人之道弃之可惜”，而又“对以后的文化建设不愿落在人后”。“他们对于一切负着责任：前五百年，后五百年，全属他们管。可是一切都不管他们，他们是旧时代的弃儿，新时代的伴郎。”对这类人物的表现，老舍感同身受。他们是老舍“知识与人格”理性的且战且走的实践者，也是老舍小说文化批判根本视角的体现者，是老舍的自我表现。这类人“知道自己矛盾，也看出世事矛盾，他的风凉话是含着双重的苦味”[13]，既指向社会，也指向自己。这是老舍“含泪的笑”的幽默表现最深入的方面。我们也能从中体味出老舍对老年人物形象系列与“新青年”人物形象系列所表现的幽默态度。“矛盾与对照为招笑之源”[14]，老舍悲喜交融的幽默也是如此互成的。 老舍所表现的这些市民社会人物共同的行为方式，是经验的传习。不仅老年人物的作为“事事已有了准则”，中年人物也难免“站在自幼儿习惯下来的那一面”，显示着性格上“软而硬”的柔韧。而且那些“新青年”的游手好闲与打着各式新招牌作恶，也不能不表现为市民社会流氓的一般品性与手段。这种虽时有小动荡，但无大波澜，基本上是稳态的市民社会，正是依靠经验传习来维持的。在这里生活的人，职业往往是世袭的，人生的成败也常常有固定的模式。老舍的难能可贵，最主要的就在于，他在时代大变局中考验与判断这一切的价值而表现了它们的种种悲喜剧。对于表现者与批判者而言，这是充满焦灼与悲怆的。这样的悲郁就是老舍幽默的底蕴。老舍的幽默中含着比别的许多幽默作家更多的“悲”。在他小说中所反映的他的悲剧意识，是与我们的国民的“天问”多于“自省”、忍从多于抗争的习性紧密相连的。 老舍还缺乏鲁迅式的深刻和睿智，他也就只能如此去“幽默”。 毋庸讳言，老舍以对北京市民社会中下阶层无人能及的熟稔进行艺术的表现时，他的审度、掂量，在清醒、开明的理性中也常常带有明显的经验直观的色彩。作家自己也常常被情感带着走。正如老舍夫人所说，“老舍的幽默包含着同情，种种灾难在人们身上留下了各种各样的缺陷，用不着再使劲地一针见血”[15]。因此，在老舍的幽默中，就常常可以看到卓越与平凡并存的情况，“造成成就与限制的通常是同一东西”[16]。简而言之，表现对象自身生活方式的经验性特征，作家对表现对象感同身受的熟稔与同情之心，作家对表现对象的生活方式的经验性的审视，正是以“含泪的笑”为基本风格特征的中外作家形成其幽默的几个要件。老舍在进入创作成熟期及此前的幽默，因此更接近以果戈理为代表的俄国式的“含泪的笑”。机智、锋利、滑稽，但不很辛辣。 四 20世纪中国大多数小说的总色调是悲凉，但并不幽默；因为幽默对20世纪文学并不合时宜，正与讽刺对中国现代革命不合时宜一致。老舍和鲁迅、张天翼、沙汀、钱鍾书一起并称为现代文学史上五位优秀的讽刺小说作家，而他们的讽刺和幽默既折射出时代的风云、人生的况味，又是受到时代、政治压抑的结果。对他们的认可，也是要经过历史和时间的沉淀的。这也是老舍文学价值之重要所在。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格局中，老舍的幽默也可以理解为对革命、对现实的一种参与，反映了一种时代的症候。 正像20世纪中国作家的大多数是以文学革命、文化启蒙的姿态投身于时代洪流一样，老舍也是以文化人的忧思参与现代中国的改造事业的。只是在社会革命已成为时代重心的“红色三十年代”，老舍的创作主要是把20年代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文学的文化批判，持续地引申到对市民社会人情世态的文化批判，而出现了与时代主潮的错位。更主要的是与“革命文学”冷峻的社会批判相左，老舍的文化批判以幽默出之，显示了过多的温情，缺乏“行动的文学”的锐利。但实际上，对“革命文学”、“普罗文艺”的批评，老舍有时是通过一种“调侃”表达的。老舍的文艺思想，以及他与革命文艺理论的关系，正好说明了他对“革命文学”并不隔膜，在批评中表现出的是一种真诚的关心[17]。这不仅可以旁证老舍对革命的态度，而且还是当前思想界、文学界所非常缺乏的。 可以看到，老舍对“革命”和“革命者”的“嘲笑”，也是智者的焦虑式的幽默，是对现实革命的参与，而没有将自己置身“事”外，包括某些“偏见”。如他说，“幽默的人会郑重的去思索，而不会郑重的写出来”，他“只能写实，而不能浪漫”。不可能“因为希望革命一下子成功，会把英雄真写成个英雄，从里到外都白热化，一点也不含糊，像块精金”。他对笔下的人物难免会动“布尔乔亚的妇人之仁……未免留些情分”[18]。再如老舍因为他出身与成长于市民社会而获得的人生经验，使他对革命时代社会的大动荡与大动乱，对社会动荡与动乱中人性恶的膨胀及其破坏性，都有本能的惊惧。这使他在多部作品中表现了对学生运动与“革命”民粹式的混乱与“闹”的戏谑，甚至如同《猫城记》那样表现成一场噩梦。以至于茅盾多年后在谈到《赵子曰》时说，“从热烈的斗争生活中体验过来的作家们笔下的人物和《赵子曰》是有不小的距离的……对于《赵子曰》作者对生活所取观察的角度，个人私意也不能尽同”。但茅盾对作品反映的老舍“对生活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是充分认识的[19]。老舍不只一次说到他的“搔新人物的痒痒肉”。这也就是一种幽默，而且是老舍式的个性化的幽默。 而有些论者将老舍的这种表现视为“世俗的偏见”，却没有看到其中“智者的焦虑”。这恰恰是对老舍的“偏见”的偏见，最终可以毁掉一个杰出的作家，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 在30年代后期，老舍的幽默可以理解为是对左翼文坛不能理解他，甚至不能接受、容忍他的一种自卫。他的幽默调侃，其实就是向文学要求生活的真实，要求如同骆驼祥子那样的生活的血与泪，要求悲剧人生的生活与生命的依据。他认为文学的力量就来自于这种真实。人们常常忽视了他在幽默的调侃中实际表达的对左翼文学健康发展的真诚关心。而到了40年代，也不能认为老舍是“无法幽默”了。他是将自己与全民革命，“国家至上”紧密地融合了。30年代后期没有写完的小说《蜕》等作品，就是老舍与时代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的证明。 即便是放在30年代“革命文学”的环境中来审视，放在30年代《论语》等杂志形成的幽默风中来比较，“恶趣味”和低俗，在老舍那里，毕竟只是“极少”。从老舍创作全程的总体来看，他的幽默是知识者、文化人的高层次的幽默，反映了对生活的悲剧性、不协调性的审度。在主要方面，表现的是与民族解放、社会变革、穷人翻身做主人、人的现代化相一致。 老舍的幽默又不仅是一种“伪饰”，还是一种对悲郁的保存和稀释。有别于鲁迅幽默的深刻怪诞(这决定于鲁迅对现实的决绝)，老舍在悲郁中还保有一丝温情。但他的《猫城记》寓言式的叙事，却在向鲁迅笔下的女吊和刑天的怪诞走近了一大步。原因就在于，写《猫城记》时的老舍，恰恰缺少幽默的心情和准备，但他对中国革命、中国前途的关切和失望的程度都是空前的。小说中的猫国、猫人几乎去尽“伪饰”，而悲郁却大大浓缩。这也是老舍追赶时代、追随革命的一种表现。只不过老舍出于他对于革命的改良式的理解(其中也包含着深刻的人生智慧)，以一种对现实革命误解的方式表现了它，使它沦为民粹的形式。老舍对于民粹的困惑、对于如同市民社会个体劳动者的人物所形成的群体的怀疑，正是这种有较多滑稽以至于讽刺的表现的心理基础。老舍之要坚持幽默，是他要以幽默者的方式表现自己的真诚态度，表现他的发现。即使它与时代的主潮相左，老舍仍然希望它是可以提供补充或起提醒作用的一得之见。 老舍的个性气质、情感体验特征、认知方式及其文学表现方式等主体特性，既是时代的产物，又决定着他与自己的时代建立关系的方式，决定着他的表现对象的形形色色，决定着他的文学表现。在大变动的时代里，老舍以悲喜交融的幽默反映了中国社会相对沉滞一角的世态人情。老舍的这种表现，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是无人能及的。而这一切又都是老舍以他的方式追赶时代主潮留下的足迹，其中也理所当然地折射着时代的光与影。老舍对时代的追赶与贡献，跟时代主潮对他的影响一样巨大。离开老舍的主体特性，与离开时代的巨大影响，都不能很好地读解老舍的“悲喜交融”、读解老舍的幽默、读解老舍。对于老舍，成熟的幽默是生活自身的混融状态，是高超的智慧，是多解的人生合乎理性的破解过程，并不断地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注释： [1]老舍：《又是一年芳草绿》，《老舍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2]井上靖：《壶》，《老舍和朋友们》，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56页。 [3]石垣绫子：《老舍—在美国生活的时期》，《老舍和朋友们》，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623页。 [4]老舍：《神拳·后记》，《老舍文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 [5]关纪新：《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251页。 [6]老舍：《谈幽默》，《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页。 [7]老舍：《与日本友人的一次谈话》，《老舍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9页。 [8]《老舍幽默文集·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9]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页。 [10]吴小美、古世仓：《老舍个性气质论》，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11]老舍：《论悲剧》，《老舍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46页。 [12]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174页。 [13]老舍：《何容何许人也》，《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14]老舍：《滑稽小说》，《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3页。 [15]胡絜青：《老舍的幽默》，载《文学报》1981年12月24日。 [16]赵园：《北京：城与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页。 [17]石兴泽：《老舍与中国左翼文学》，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18]老舍：《“幽默”的危险》，《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527页。 [19]茅盾：《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老舍和朋友们》，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89页。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 730020) 原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11期 原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