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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丧失了对历史资源的借用，葛亮的笔力就难以透彻书写对象，更难操控整个小说，只能凭借对读者而言相对陌生的符号来炫奇争胜。而猎奇到了极致，恰如悬崖高蹈，一不小心就会迈入虚空。 1 当一个作家，有时与上帝无异。传说巴尔扎克的书桌上有一尊拿破仑雕像，上面刻着“他用剑未完成的事业，我将用笔来完成”几个字，大概可以为其佐证。这种做上帝的感觉太好，以至于每一个写作者都追求创世的野心。但野心若过于蓬勃，也就变成了牢狱，写作者时时刻刻面壁图破壁，不胜焦灼，既是君王又是囚徒，既骄傲又软弱。 《朱雀》就有一种既骄傲又软弱的里子。“在纸上留下南京”的“面子”下，读者既看到作者在修辞方面的雄心，也看到他在叙事上的气弱体虚。因为篇幅的缘故，长篇小说中修辞的价值往往低于叙事。从最低的标准来讲，把一个或一系列故事讲得完整圆融，往往比修辞的花团锦簇更为重要。长篇小说应是一座坚固的城池，砖石铁木当有胶结黏合的效果，叙事随意漫漶大忌大弊。而阅读《朱雀》，就仿佛是在看《但以理书》中的尼布甲尼撒做梦———以黄金的头颅开始，以铁泥的脚掌结束，金银铜铁泥杂陈其间。秩序不够整饬，法度也有欠森严。整部小说读至末篇，前后迥然，让人有颓然之感。《朱雀》之读一如犹太先知语中所述一般：“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 2 《朱雀》以一种庞大的野心书写始，却以追求性关系的炫目而终。这种预期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差距，就使得很多人物情节显得有些造作。小说以家族三代女性的传奇为主干，书写时移世易、困顿挣扎、情欲禁忌，不算新鲜，但也中规中矩。叶毓芝、程忆楚、程囡三代女子的人生都与禁忌的性爱相缠绕，并因之发生命运转折，其间又交杂着大学教师与非洲留学生的偷情、非血缘关系兄妹间的暗恋、男工人对女教师的强暴，以及隔代之间的乱伦。实际上，正是这些“被禁止的性”，把持着情节的转折点，催动着故事的前进。而“南京”这个关键词，就变成一种褪色疏离的背景。作者的趣味一直在情欲和禁忌之间徘徊，甚至沉溺其中，这也让《朱雀》的猎奇性更强，情节愈加不惊不休。同时，小说也就忽视了对人物、事件准确性与逻辑性的追求。 例如，小说对商人的描绘就颇为隔膜。叶楚生行商多年，主持“江南四大药局之首”，却被描绘为一个耽于棋道，对家事、国事甚至商业往来都不甚关心的人物。一个身处市井，靠经营药店为生的人，被描述得如终南隐士般出尘高逸，这种气质个性的书写显然已脱离了具体的人物和时空，显出生硬造作。换句话说，当作者需要一个漫不经心的父亲、得道高人般的棋士、恬然淡定的巨贾时，他就不假思索地将这些要素撮合到了一起，却并未考虑这些要素叠加起来的后果，更未考虑到这种草率对小说全篇造成的影响。这种随心所欲、不细加琢磨的写法，会大大削弱小说的严肃性，使小说的走向更偏于猎奇，轻薄了历史，失去了厚重。 写作的随意性随着妓女程云和这个人物的出现得到了遏制。应该说，在整部小说中，只有这个形象的塑造是“一掴一掌血，一鞭一道痕”，虽然其中也有不尽细致之处（如临终前她与程忆楚划清界限，话语中夹带金条所藏的信息，她的衣襟夹层里藏着三十年前的毒药，这些描写都显得过于轻易和玄虚），但总体而言，这个人物仍是饱满精致的。在作者笔下，程云和历经离乱，活过南京屠城、活过国共内战，一直隐忍坚持到“文革”时期。虽然生于乱世，她却不曾苟且，也从未丧失纯良。她应对日军的沉稳坚忍、安度紧巴日子的聪慧精明、遭遇“文革”时的勇毅无畏，都透露出作者的笔力与匠心。 如果葛亮可以仅就程云和这一个人物写一部中短篇小说，可能会写出更扎实有力的文字。可惜的是，在这部三十余万字的长篇中，他笔下的大多数人物更像叶楚生，而不是程云和。 3 一旦丧失了对历史资源的借用，葛亮的笔力就难以透彻书写对象，更难操控整个小说，只能凭借对读者而言相对陌生的符号来炫奇争胜。而猎奇到了极致，恰如悬崖高蹈，一不小心就会迈入虚空。 从第十二章“母亲与一个丧礼”开始，《朱雀》更显得文气涣散，叙事难以为继，故事陷入梦游状态。在这一章里，作者开始炫耀性地以商品名牌、学术论著、行为艺术和都市青年的颓废生活填充版面。里面的人物如雅可、韶韶、芥川龙一郎，望之不类活人。他们的性格气质，都是依靠了如“杰克丹尼”、“ Elton John”、“《知识考古学》”、“豪宅”、“吸粉”、“蓧笛”之类商业符号、学术符号和域外符号拼贴起来的。这种拼贴让人想起卫慧、安妮宝贝和郭敬明的写作，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作品本身的虚弱和无以为继。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作者并未深入到南京这座城市的肌理，他对历史的借用和对种种后现代符号的借用，都只说明了他在试图掌控长篇小说这一文体时的力不从心。 长篇小说通常被视作小说创作的终极。作家如果拿不出一部立得住脚的长篇，其写作的含金量就往往会遭到质疑。这种评判标准的是非姑且不论，但很明显，仅有野心是不能征服长篇的。一个年轻作家如果没有通过更多中短篇写作的磨砺，没有更多的耐心，想写出优秀的长篇，仍是不可能的。 作者说《朱雀》葛亮，1978年生，原籍南京，现居香港，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著有小说集《七声》、《谜鸦》、《相忘江湖的鱼》，文化随笔《绘色》等。曾获2008年香港艺术发展奖、首届香港书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等奖项。长篇小说《朱雀》获“亚洲周刊2009年全球华人十大小说”奖。《朱雀》的扉页上，葛亮写下了“谨以此书献给祖父葛康俞教授”。这是这个青年作家引人注目的原因，家世。葛亮家族中的文脉很有来头——太舅公是陈独秀，祖父是著名艺术史家葛康俞，叔公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家学的渊源使他拥有同辈作家罕可企及的人文积淀。 朱雀作为星宿四象之一﹐是一个具历史感且优雅而坚韧的意象。“晋咸康二年﹐作朱雀门，新立朱雀浮航，在县城东南四里，对朱雀门，南渡淮水，亦名朱雀桥。”(《六朝事迹编类》)李白有诗云：“朝别朱雀门，暮栖白鹭洲。”(《宿白鹭洲寄杨江宁》)。朱雀既是这南方城市的象征，也是葛亮小说中贯穿时代的线索。《朱雀》故事发生在千禧年之交，苏格兰华裔青年许廷迈回到父亲的家乡南京留学，在秦淮河畔邂逅了神秘女子程囡，由此引生了三个世代的传奇。一九二三年，女孩叶毓芝随着父亲来到南京继承祖业。一九三六年，亭亭玉立的毓芝与日本人芥川热恋，在战争前夕生下一个女婴。毓芝在南京大屠杀中惨死，她的女儿辗转由妓女程云和收养，取名程忆楚。时间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忆楚已经是大学生，爱上马来西亚侨生陆一纬。然而好事多磨，一纬被划为右派，发送北大荒。“文化大革命”爆发，程家无从幸免，云和自杀，忆楚下嫁给强暴她的一个工人。“文革”结束，忆楚守了寡，旧情人陆一纬却又不期然的出现…… 在这部小说中，葛亮抛给自己最大的难题是一个年轻人对于历史的态度：“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这批作者，相对来说历史感比较稀薄。所以我自己更加重视对历史情景的重新建构。书中涉及到很多历史事件，特别是写南京1937年，还有‘反右’、‘文革’，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生的，即使是‘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初期，其实我也很缺乏记忆。我们看”文革“和我们父辈那种切肤的感觉，有一种天然的差别。实际上你很难去讲哪个好、哪个不好，哪个主观、哪个客观。我在《朱雀》里，把做一个结论的权力交给读者，你怎么去看完全有你的自由，每个人看到的结果都可能不一样。” 但《朱雀》写的毕竟是年轻人笔下的南京：“这本书想传达的历史部分是来自年轻人的方式，但同时也涵盖了很多真正属于年轻人的元素。比如南京是一个很古典的城市，但它始终受到现代化影响，始终受到全球化影响，每个年轻人都不免会卷入到其中。这种卷入的过程也非常有意思，年轻人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如何自处，怎么看待自己。我自己觉得它不但是历史的小说，同时也是关乎年轻人自己的故事。包括一个年轻人跟父辈之间的一些交缠，因为写了家族三代的事情，你会觉得有血脉传承的东西。但不同的时代又会有新的血液出现，实际就是在不断地碰撞过程中。” 本报记者金莹整理 多声部王德威：葛亮选择《朱雀》作为他叙述南京的书名，显然着眼这座城市神秘的渊源和历史沧桑。然而《朱雀》又是一本年轻的书。葛亮生于南京，刚刚跨过三十岁的门坎。他写《朱雀》不仅摩挲千百年来的南京记忆，更有意还原记忆之下的青春底色。小说横跨二十世纪三个世代，但葛亮要凸显的是每个时代里的南京儿女如何凭着他们的热情浪漫，直面历史横逆，甚至死而后已。神鸟朱雀是他们的本命，身覆火焰，终生不熄。 在古老的南京和青春的南京之间，在历史忧伤和传奇想象之间，葛亮寻寻觅觅，写下属于他这一世代的南京叙事。而连锁今昔的正是那神秘的朱雀。仿佛遥拟六朝那跨越秦淮河的朱雀航，葛亮以小说打造了他的“梦浮桥”———跨过去就进入了那凌驾南方的朱雀之城，进入了南京。 莫言：葛亮是具有超人禀赋和良好训练的青年才俊，《朱雀》是兼有人文地理和灵魂拷问的新型小说。他像写自家的家园一样写出了一个他的南京，他像写自己的亲朋一样写出了众多的人物。 韩少功：（《七声》）这个作品对一般政治和道德立场的超越性在于﹐它昭示了一个人对艺术的忠诚﹐对任何生命律动的尊崇和敬畏﹐对观察﹑描写以及小说美学的忘我投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这个时代感觉僵死症的疗治者之一。诸多“人已经退场”﹑“个性已经消亡”﹑“创作就是复制”一类的后现代大话﹐都在这一位年轻小说家面前出现了动摇。 张瑞芬：葛亮的故事里没有历史的笨重感，也没有走火入魔的实验手法，他以一条清亮嗓音，三十岁不到的年龄，另辟蹊径，重新回归说故事的趣味。他的语言，干净洗炼，节奏迅疾，有三月阳春的飒爽与清奇，冬雪落在地上般鲜明的印子，带领着读者步步寻向不可知的径外人世。 马季：葛亮作品的重要价值，在于把文字转化成一种衡器，用以衡量时空变迁中人的心灵变化，并将此作为一种指标体系，互为因果地评价时空纬度对人的影响。这仿佛科学研究一样的方法，令他的写作充满了历史感。历史感通常是一种使命感，但这种使命不是“受命于天”，而是来自于作者本人对时空变迁充满的失力感和焦虑感。 遆存磊：三个时代，三代人，一座城，葛亮的野心不可谓不大。葛亮作为新一代的书写者，虽有对历史脉息的承接与浸染，却也有着自己的观察与体味，那就是于南京旧都金粉气之外的日常凡俗性的着意刻画。于是，我们在《朱雀》中看到这种日常凡俗性有了新的底色，因为这种“寻找与走访”，是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在原本以为熟识的地方，收获出其不意，因为偏离了预期的轨道”。在这样一种视角中，这座城的当下与历史融汇在了一起，时代漩涡与“人之常情”并置，焕发出别样的神采来。 如果要挑剔这部作品的话，却也有一个关涉整体结构的问题。评论家王德威说《朱雀》的“故事情节刻意求工”，其本意未必是批评，但我想这也说出了此部作品的一个特点来，即作者创作立意的痕迹过显。不过这是对一个年轻的小说家把握“鸿篇巨制”的更高要求了，毕竟，《朱雀》为诉说“自己的南京”已展现出很好的气派，留下了不可忽视的瑰丽之色。实习记者何晶 潘懿敏整理 原载：《文学报>2011年8月4日 原载：《文学报>2011年8月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