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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歌的解读及其陷阱 诗歌作为文学的格调之一，它对社会提出的术语是具有挑战性的，它是凌驾于朴素文学之上的。如果把诗歌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形式来研究，那么这无疑是荒谬的。大众文化它所分析的 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的范畴，它主要是指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 关的，并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这种形式具有普遍性，但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在消解这种形式时，具有片面性或是跳跃性，当然，这与我们自身的文化知识结构有关，如个人的文学修养，知识消费的彻底性与消费材料的生产方式。既然，消费文化的生产需要批量性，因此往往就要对消费材料进行复制，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是极其凝练的，这必然加剧了它的文学含量，消解这种文化，也就变得具有阶级性，毫无疑问，诗是属于贵族的，没有一定的文学素养，那么在理解、消融诗歌时，就会变得不可信，就会对诗歌进行跳跃式的阅读或思维性的间隔与加速。如果我们试图将诗歌进行复制，对大众进行强制性的阅读与培养，那么其结局必然也是可悲的。文化风景线的延伸需要的不仅是空间，而且需要时间，需要生产方式的无限扩大与延展，仅仅将消费材料的生产进行扩大化，这必然引起社会文化消费市场的混乱。特定的文化结构需要特定的人文环境和特定的人文精神，在这种理性的精神基础之上，才能建构出繁华的文化地图。诗歌有其特定的人文消费阶层，如果仅仅是因为消解人数的不断减少，商品性的淡化，而否定其存在方式，那么，整个民族的文化背景与文化消读将受到极大的冲击。这正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高尚的艺术正因为建构在平化的大多数之上，才有其平等的首席之位。诗歌的高尚性不是为了让绝大多数人读不懂，而是为了目前的少数和以后的多数的需求。当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都需求诗来表达，传布自我的意识与情感时，那么，我相信我们的整个人文结构、人文消费结构将会自然消涨。到那时，也就无所谓非要借助工具来消读诗这种特型的文学符号。 特定的文学符号（诗歌），也逃离不了特定的文化背景，如顾城的《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黑夜”在这里无疑是指特定的时代，特定的人文背景，而“黑色的眼睛”正是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延伸的怪种，视线不再正常，诗人看到了除风景之外的废墟，这是既定存在的，也是迷茫的表现之一，作者在质问内心时所表现出来的痛苦与焦灼，字里行间，针针见血，方向感在这里只是一种暗示：有准备，但是没有目标。寻找只不过是为了突出方式，强调它的非正常性。“光明”已逃离轨道，稍纵即逝，这本是自然现象，人是无法左右的，但作者在鞭策自我时，似乎更有一种来自外在的思流在影响自己，迫使自己追求那种神圣而又不可侵犯的光亮。无疑，诗人顾城是痛苦而无助的。从《一代人》中，我们能看到一个真实的顾城，在这里，诗人完全占有了自己，顾城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这正是我们所为之努力的极端精悍的诗文化。但是它似乎总是给人一种尝试勾勒出一副当代文学最高深的文化地图的努力。我们也可以从中剔取我们所需要的精英文化。但是自80年代以来的诗歌文化为我们设置了一处镜城：层层叠嶂、奇峰突兀。如何突围与浮现，是我们所困惑的。脱离特定的文化背景，文化镜城，一味追求所谓的先锋，那么，我们的后工业时代的诗歌创作将会脱离跑道。我们将会进行盲目的理论旅行，不再能对现实进行观照，这也是诗这种艺术作品所不能承载和包容的。 文学作品是反映现实的，而诗尤为反映现实中的深沉性，何谓深沉，首先要有观照现实的紧张性，离开生活谈艺术，无疑是盲目的，消级的，需要奔放，需要的是在刀口上的紧迫感。当然，我们还需要表达的平淡性，梅尧臣曾提出“平淡是艺术审美的最高标准”。平淡不是寡然无味，不是风格单调，而是要在字里行间体现出内容的翔实性，成为一种美，这样，人也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这是对人性的终极关怀。这也是文化风景线的归宗。而诗人们所肩负的担子，就是把形式丰富的文化符号转化为平淡而深隽的腹文。 诗歌的技巧应是趋生而避熟的，可能当我们面对一行陌生的文学符号时，更需要的是材料的可剖析性。 先锋创作的自由化与大众禁忌 与传统诗歌相比，先锋诗歌更具有不可解读性和排斥性，当然，它也不打算掩盖自己与政治的关系。它更像建构在大众文化之上的一座塔尖，可望而不可及。当我们手拿文字化的工具试图去解读先锋文学，那么，我们会把怀疑对象扩展到自身，这其实，是艺术发展的阶段性症状，就像路口的意外，可以说是一种必然，与季节和风都无关。可能我们随着尝试的不断深入，会有一种在雾中行走的感受。先锋诗人，追溯他们的思想来源，大多来自艺术感受的累积与沉淀，迸发出来的必然是助产式的快餐，在意识触发的瞬间，意象自然回粘贴出来，这是意识丰富、思维长期活跃而未得到充分解读与实践的结果。而诗人们所要传布的正是这种内在的不安与禁忌的解放。从解放人性的方面来讲，他们生活的比较晦暗，行为常态都是常人无法理解的。他们被认为是最喜欢故弄玄虚的一族，最无知的一群人。可是，我们对先锋诗一直存在着偏见与误读。从某种意义上讲，先锋诗更逼近人文精神的领域，更关注当代文化的深沉与情境。如森达的《亮色》： 门洞空空 树桩在深夜勃起 女人纤细的手 牵着鸡脖子 往井里塞 火在井里烧得很旺 太阳转向了东方 无疑，森达先生的这一首诗给我们首先是视觉上冲击。“门洞、树桩、鸡脖子、井”一系列意象都是性器官的代名词，作者似乎要呈现给我们一种力与美的交融景象。“在深夜勃起”中的“在深夜”是一个特定的观念，强调的不仅是特定的时间背景，还有隐蔽在时间下的窃喜与躁动。这种勃起只有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才会勃起，这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此时，无需借助任何外在的形式。“门洞”是空的，是有目的的，是有预想地守侯着的，留守的洞已经在那里选择了既定对象，这也反映了人性善良而有满足的一面。女人的手是“纤细”的，“纤细” 醒目而又惊心，“纤细”是柔和的、温馨的，是爱情折射下的表现材料。“鸡脖子”准备开始休息，生理的需要使它再次醒来，它发觉自己渴得厉害，生理的欲望无可厚非，“火在井里烧得很旺”，这种火产生于焦灼的爱，只有爱的焦灼，火才会烧得很旺。“太阳转向了东方”，旭日东升，新的一天又有新的打算，又会向新的目标靠近一步，生活是美好的，亮色它总在呈现，所有这一切，作者要告诉给我们的无非生活是有规律的，人的欲望是正常的。在这里，人完全占有了自己，因为，动物性的人，在生理方面会有更野蛮的表现方式，当人的终极关怀得到提升，性这种特殊且必要的东西，将被看得如何正常，无所谓谁是主动性的提出者，那么，性也是一种美的东西，排除了好奇感、陌生感，一切的非正态系统也将得到瓦解。从这一点上来说，或许，我们的先锋诗歌，更加倾向于人的理性化。 事实上，从90年代以来，先锋诗始终是一位最为重要的在场的解读者。一方面，它必须小心翼翼地绕过官方诗歌的礁群：一个近在咫尺却无法靠近的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码头，因为它潜在地包定着对大众文化、对官方诗歌的深度地诠释与表现，它被人为地深度化，与大众隔离开。 另一方面，先锋诗人还要寻找跨越官方诗坛的栅栏，努力得到某中权力话语的评价，得到社会某些“共识”，而进一步生产并扩大化，接近或比较接近后工业化的文化资料的生产与消费，拒绝成为被质疑、追问的对象。只是这必须以“过去完成时态”而存在，于是乎，先锋诗人们只能借助民刊或诗友会等形式拓延自己的生长空间，与整个社会的进度和发展相比较，这是一种“病态”的存在。或者说，这整个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遗忘的过程，但诗人们深知这是“不能忘记的”，为了保留某种“空洞的能指”，即使是空洞也要让其至少保留反映形式的某一片段，某一工具，等到绝大多数的人文结构完全断裂开来，先锋诗就会有其存在的空间、指向性，到那时，先锋诗已成为一个隐喻，对大众禁忌的针对性否定与隔离，文化的阶级性将会再一次断裂，但当这种禁忌完全破灭时，大众会转而加重它对这种文化符号的惊奇与偏爱，我把它叫做一种集体的“窥意识”，当先锋诗被重读时，文化市场及其消费机制将会空前活跃，并暗示一个潜在的、特定的卖点即将诞生，对文化的贩卖者来说，这是一个可挖掘、可利用的消费心理，对先锋诗人来说，这是一种对误读的肯定。这种情境产生的是善意的欺骗性快感和消费方式。 看来，与诗歌的主流范本相比较，我们的先锋诗人要做的还很多，我们不仅要炸掉建在废墟上的拱桥，更要建一座供大众阅读的浮桥。 个性化创作与精英文化 进入90年代，诗歌创作已不再构建在特定的文化模式之上，似乎越凸露越锋芒，越显个性，但个性化的创作乃至“私人化的写作”，有时使诗歌不再切近个体自我的真实存在，与客体完全对立割裂开来，沦为生命的庸俗化，在向度上，他们确实突破了以往诗歌在表达上的死区与禁忌，具有开创作用。但是，脱离现实的盲目表现，一味追求语言的陌生化与极致性，给读者带来理解上的不可知性和迷惘性，诗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已不再表达特定意义与价值的特定的生活方式，不再存在于制度与日常生活之中。所以，任何新诗在寻找出路时，都必须依据一定的文化特性，当经济转型，文化也要随着经济转型，以前的主流要进行扬弃，在适当的时机，可以突出个性化写作，前提是真正的与现行的人文精神相适应，如果以单纯的诗歌线条来勾勒文化视图，那么，在表现向度上，以及表现内涵方面，将会顾此失彼。所以，个性化创作不是单纯的个人创作，而是以个性的内在可塑性为基础，在对消费材料的重构与汲取中不断深化、拓展。建立起一套权力机制之下的独立话语。 个性化创作作为一种尚未被承认的话语实践，它似乎达成了一种社会“共识”：个性就是诗歌。 但是，当代诗歌的叙事空间已被主流文化的叙述与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所填满，放逐出去的是未被官方承认的个性化话语和先锋话语。但在当代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我们对历史景观的把握与对现实的观照，似乎总缺乏使命感与紧迫感，诗歌被无耻地复制，诗人们跳出了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最大的“裂隙”：不再涉猎政权和意识形态领域，社会制度的变迁、意识形态的断裂，似乎已不在诗人的关注范围之内，文化转型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影响了诗人们的诗歌创作，而所谓的精英，也正是在这种转型中产生，但是，这种转型正是大众参与并确立的。大众成为真正的文化主导者，而精英是在引导大众，并取得非人的影响的情况下才得到公认和许可的。尽管在诗歌创作中，精英是极少数的，但他们对社会、对人文所做出的贡献却是立竿见影的。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在人的理性精神方面，有过详细而又充分的论述。应该说博尔赫斯不仅属于现在，而且属于未来，他从来都是否定时间的流逝性，他经常提出“无时间性”，他承认时间的存在，而否定时间的状态，时间被人为地永恒地固定在特定的介度上，时间被作者无情地控制了，不再前进，在它未达到的界面上，时针也不会达到，他总是先于时间到达于目的地，他歌唱的不是世界的本身，而是世界的轮廓。所以诗人提出的“ 无时间性”即淡化时间的既定存在方式，而在生命的横向和纵向发展中体会时间的细节。 就像海德格尔所说：“时间性已不再成为缘在的最根本的世缘。”诗人更关注的是人性的自我占有。即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这是对人、对社会的终极关怀。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正如诗人在《愧对一切死亡》中所说： 死者一无所在 仅仅是世界的堕落与缺席 我们夺走了它的一切 不给它留下一种颜色，一个音节 “死者一无所在”，死者未被肯定，未得到应有的待遇和尊重，没有安身之所，没有计划中的那么完美，甚至是一种彻底的欺骗，而这一切的一切又是多么地令人感到不安与惭愧，这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悲哀，这是对人性的泯灭。语言在这里的意义只在于表征语言之外的现成的东西，不管是心理的还是物理的。语言只不过是主体间交流的手段而已。（海德格尔） 个性化创作不仅要追求空间的边缘化还要追求时间的焦点化，语言是需要慢慢构造的，尤其是诗样的语言，它更要开启格式化的“间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