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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一个漫长的故事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让历史情绪充溢在故事的时空之中。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无论故事如何娇媚，历史都会像一套不合身的衣服，反衬出故事本身的粗鄙和放纵。 ■通过文本阅读所积累的大量审美经验，本应是葛亮写作时进行借鉴与转化的巨大优势。然而，沉浸在经验的仿制与挪用中的葛亮，就像一个画坛的新手，在落笔处总是惦记着向诸位大师致敬，却忘记了要用颜料、色调、画布调制一幅属于自己的画。 1 读完青年作家葛亮的长篇小说《朱雀》和中短篇作品集《德律风》（除《朱雀》外，本文所提到的其他文本均出自《德律风》），不禁有话要说。 葛亮有中文系的博士学位，所以我并不怀疑他的文本阅读量及相关的审美经验和审美判断能力。但是，从年轻的研究者转变为年轻作家，他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把建立在文本阅读基础之上的审美经验转化成自身的审美实践。其次，作家该如何面对自身的经验。作家是否愿意直面现实，并非一个道德的问题。但如果作家强行书写自己不熟悉的经验并试图引发道德评价时，那写作本身所承载的道德兴味便会显得浅薄。而浅薄往往和伪善相连。 葛亮与我年纪相仿、专业相同。作为同龄人，我怀疑的是，在这样的年纪，他如何才能依凭想象与知识来叙述一个长达六十余年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背景是真实的历史时间，这段历史本身充满了众所周知的禁忌和扑朔迷离的暧昧。叙述一个漫长的故事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让历史情绪充溢在故事的时空之中。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无论故事如何娇媚，历史都会像一套不合身的衣服，反衬出故事本身的粗鄙和放纵。 葛亮无疑熟悉各种中外经典文本，经典作家作品的身影在他的文本中影影绰绰显现。葛亮的文字细密、纠缠，时不时在细节处停留荡漾，这是他从校友张爱玲那里习得的技巧。但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张爱玲的停留就像缓缓流动的河流，在浅湾处迂回盘旋而成的小漩涡，可以从从容容地来，不急不慢地去；而葛亮的停留更像是一辆旅游大巴，每到达一个景点便一厢情愿地刹车，不考虑游人是否愿意在此驻足。 在具体经验的处理上，葛亮的写作有着更为浓重的“前人旧影”。在短篇小说《退潮》中，葛亮叙述了中年丧夫的女子在一次外出旅行中性爱意识的复苏与幻灭。施蛰存小说《春阳》里的经验在这里非常清晰地显形。《离岛》的文字和结构都精巧，只是每种经验的呈现都让我联想到另外的名字与文本：张爱玲的私语、施蛰存的魔道、仇父恋母的潜意识与少年情欲交织、人物在鬼魅魍魉与现实之间恍惚等种种经验相互交错，精巧就显得匠气十足。《朱雀》中，毓芝抄下“子时风兼雨，五更云渡月”的诗句，由丫鬟交给了情郎芥川。是夜，两人云雨。这一刻是《西厢记》借尸还魂。通过文本阅读所积累的大量审美经验，本应是葛亮写作时进行借鉴与转化的巨大优势。然而，沉浸在经验的仿制与挪用中的葛亮，就像一个画坛的新手，在落笔处总是惦记着向诸位大师致敬，却忘记了要用颜料、色调、画布调制一幅属于自己的画。 2 葛亮是个勤奋的作家，他一直在试图拓展自己的书写范围，时不时把好奇的目光投向陌生的经验。但有些经验具有一定封闭性和排他性，并不是匆忙一瞥，就能依靠想象转化为写作资源。但葛亮依然忙不迭地将目光投向了偷渡者、城市打工者，然后写下隔靴搔痒的苦难，留下几句轻嘘短叹。《阿德与史蒂夫》讲述了一个偷渡者的故事。在故事快要结束时，葛亮感叹道：“很久以后，每每想到阿德，我已不再感到悲伤，只是感到迷惑，为生活的突兀。”偷渡者为身份认同所付出的血泪与艰辛，在葛亮云淡风轻的感叹中化为乌有。在《德律风》中，葛亮用声讯台小姐与夜总会保安的声讯对话和自白的回忆架构了整部小说，但其中许多细节经不起推敲。声讯小姐告诉保安，“德律风”是“telephone”的音译，然后保安就为这份意外的知识而欢欣，认为自己也能说英文了。在此，葛亮将保安自白与对话中的“我”置换成“俺”，以此来标示保安的乡土身份。一个有着殖民色彩的时尚名词和一个北方方言中的通用人称代词，就这样成为城市边缘群体的标签。 我并非反对作家对陌生经验与陌生群体的探索与表达，只是葛亮的书写中有着强烈的道德补偿与时尚消费意味，让我产生一种警惕。这个社会的部分中产者会在茶余饭后从网络、报纸、电视里浮光掠影地获取一些模糊的信息，然后无伤大雅地长吁短叹，从中获得一种道德安慰与心理平衡。葛亮没有比他们更伪善，但是也没有比他们更诚实。他并不熟悉书斋外的经验，只能依靠间接经验想象、揣摩城市边缘群体的言行与情绪。他像咀嚼自己的小小悲哀一样，虚构着别人的故事，编织着关于苦难的文本。这种书写或许能为葛亮带来了道德上的崇高感，但在我看来，这种崇高与悲悯是浅薄与虚幻的同义词。当他的文本在市场上流通、消费时，他的道德感也就传递给了那些与他相似的群体。当道德被消费，这群人也可重新获得内心的安稳与平和。然而，苦难依然在那里。其实，葛亮在书写自己熟悉的经验时，也会在无意间暴露出一些伪善的情绪。一回到自己熟悉的经验范围时，他的叙述就变得兴奋。这在他的短篇小说《私人岛屿》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私人的岛屿》讲述了一个城市白领女性婚外恋的故事。在小说中，葛亮熟练地调动咖啡、美酒、电影、音乐、艺术展等代表某一阶层品味的时尚元素，游刃有余地游走于叙述空间。但是，当阿德走进叶葳的生活时，他的企图便变得暧昧起来。阿德是个因赌马而破产的货车司机，在叶葳情感低落时充当了她的性伴侣。葛亮在此中设置了一个细节，即这个不懂音乐的阿德居然可以根据音乐来调节自己的做爱节奏，这让城市白领叶葳非常享受。这个细节让葛亮的叙述呈现出另外一种效果：当葛亮在这些时尚元素中流连忘返时，他已经将与此相关的情节铺展成了一种文化资本的炫耀，陪衬的底色正是那些他曾经试图关怀的人群。坦率地说，在这里，葛亮再次放大了他中产阶级的道德伪善。 3 回到《朱雀》。令我难以理解的是，葛亮为何非要在年纪轻轻时如此急迫地通过一部长篇来进入历史。他将《朱雀》的故事放置在长达六十余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进行叙述。从抗战前夕到千禧年前后，这段历史对今人而言可说是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仅仅依靠阅读与史料，能否建构起一个足够可信的历史想象？在此，葛亮显然是试着在营造一个真实的历史空间。在涉及抗战、南京大屠杀、国共内战、反右、四清运动、文革、毛泽东去世等重大历史事件时，他用了一些真实史料的记载来强化历史情境的真实性。比如说国民党军官鲁耀相在南京屠城时的逃难细节，文革中批斗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的情景，南京市两个最大的造反派“八二七”、“一一八”武斗的场面等，这些真实的历史细节都在《朱雀》中得到体现。 然而，在涉及虚构人物时，葛亮想象力便显得稍微薄弱。比如，大学生传看《牛虻》、被革命异化的孩子、被批斗的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与唯唯诺诺、女大学生与工人阶级的结合、脸谱化的红卫兵形象等等，这些人物的言行大多只是20世纪80年代小说文本的不断重复。葛亮像处理史料一般处理细节和经验，所以他的虚构与想象始终无法靠近那个真实的历史空间。 叙述转到20世纪90年代，葛亮才重新活跃起来。不难理解，这才是葛亮可以靠自己把握的经验范畴；同时，这一时期之后，中国没有再发生那种大面积影响国人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摆脱了历史羁绊的葛亮开始天马行空地书写。他笔下的人物再也无需一边表演，一边偷偷试探历史的反应。于是，他一不小心就叙述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否则，他是无法将《朱雀》的第四章和第七章重新编排成一个短篇《罗曼司》，收录在文集《德律风》中的。这个短篇其实是《朱雀》20世纪90年代故事中不可剥离的关键情节。这个片段可以不追溯历史缘由，却决定着此后的情节走向。这个游移在《朱雀》之外的片段，足以说明葛亮的叙述企图与历史并没有多少关联。换而言之，葛亮本想叙述一个温婉、凄迷的城市爱情故事，又怕这个故事过于狭小、媚俗，于是，他就为故事披上一件历史的外衣。为此，他把这个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故事，追溯到更长远的上世纪30年代中期。可惜的是，这个媚眼抛得过于做作，历史终究不为所动。葛亮在《罗曼司》与《朱雀》中写道：“再不好事的人也会遐想，男女之间，有什么可以超越伦常和民族大义？那么，只有性。人们在无尽的遐想中扼腕与愤慨，同时灰暗地笑。性，跨国情，婚外恋，外加暴力。一部成功三流小说的所有元素，在一个月里，凝聚于高尚美貌的女博士身上。” 事实上，这不正是葛亮在《朱雀》中所青睐的故事和他所能达到的精神境界吗？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旗下媒体： 文汇报 - 新民晚报 - Shanghai Daily - 东方早报 - 新民周刊 - 东方体育日报 - 文汇读书 原载：《文学报>2011年8月4日 原载：《文学报>2011年8月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