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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论及闻一多的文艺思想，对其美学观念的定性不外是极端唯美主义、唯美主义、具有唯美主义倾向以及并非极端唯美主义这四种说法。其第一种观点，是季镇淮先生根据闻一多当年给吴景超信之内容进行推理并在1984年出版的《闻一多全集·年谱》中提出。 1922年9月29日，在美国留学的闻一多针对着当时清华文学社吴景超拟创办杂志“所陈三条理由”即“与文学社以刺激”，“散布文学空气于清华”，“与国内文坛交换意见”等内容，说他“以为比较地还甚微琐”，因为，他“的宗旨不仅与国内文坛交换意见”，而且还“径直要领袖一种文学之潮流或派别”。也是在这同一封信中，闻一多还谈了对郭沫若的看法，说他“迩来复读《三叶集》，而知郭沫若与吾人之眼光终有分别”，因此，“谓彼为主张极端唯美论者终不妥也”[1]。据此，季镇淮先生以果断的语气认为其“主张‘领袖一种文学之潮流或派别’”的是“极端唯美主义”[2]，并且，直“到1986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闻朱年谱》中”，仍“不改初衷”[3]。撇开中间两种观点不说，唐鸿棣先生认为，在“论及闻一多文学本体观时”，其“极端唯美主义”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这个问题一直纠缠不清”[4]。于是，不同意该观点的他“在1989年9月就这个问题请教了季先生”。“季先生答复”说，他之在《年谱》“……引号里的话”即领袖一种文学之潮流或派别“是原文”，那“后面的话”即极端唯美主义是他“接上去的”。他还解释说，其所“接上去的话，也是根据信的下文……”，而“不是随便添上……”。为了使观点更使人信服，季先生在抄录闻一多信之原文后又说：“否定郭沫若等终不是极端唯美论者，则先生主张‘领袖一种文学之潮流或派别’，以意逆之，不必说，就是极端唯美主义”[5]。 应该说，季先生的观点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足以令人信服。然而，康鸿棣为了“除去”强加“给闻一多的‘极端唯美主义者’的恶谥”，在其专著《诗人闻一多的世界·“极端唯美主义”辨析》里却错误地认为季先生所“进行的是形式逻辑中所说的反传递性关系推理”，并且将其整理为“吾人之文学眼光不同于郭沫若之文学眼光，郭沫若文学眼光不同于主张极端唯美论者，所以，吾人同于主张极端唯美论者”。而且，还列出了公式即“aRb∧bRc│─CRc”。应和着这种推理及其公式，唐先生反驳说：“……反传递关系推理是根据反传递关系性质进行推演的……”但“在季先生所运用的关系推理里，关系R(不同于)是种非传递关系，因此不能用作有效推理，即作反传递关系推理”。所以，“aRb∧bRc的关系推理结果就不一定是aRc”。如果事实如其虚设的季先生这种反传递关系推理，那么，唐先生的论证自然正确。只是，也许唐先生认为孤证不能服人，因此，他又将季先生的论证整理成“不相容选言推理的否定肯定式”即“闻一多要领袖之文学派别或者是极端唯美主义，或者是郭沫若的类似(或非极端唯美主义，不是郭沫若的类似(或非)极端唯美主义，所以，闻一多要领袖之文学派别是极端唯美主义。”若唐先生果真如此认为，那么此分析不无道理。然而，唐先生却认为这个不相容选言推理的大前提是虚假的，因为他说：“在季先生暗地里进行的这个不相容的选言推理中，其大前提的选言肢实际上没有穷尽……。”而这种推理之“大前提的选言肢”又“必须穷尽一切可能……”。因为，“若不把所有可能的选言肢都列举出来，就不能从其中必然地选出正确的选言肢……”。于是，唐先生列出了他认为“应该是”的公式即“Pvqvrvsvtvu……”。这就是说，在唐先生看来，除了上述的选言肢外，“还应有其它的选言肢”，并“设为××主义，××主义……”以“供选择”，然“而季先生”却“把它们都排除在外了”。他还进一步分析说，即使“在p与q间”也“并未相互排斥，而相互有所重合(即闻一多的文学主张与郭沫若的文学主张有不同处，也有相同处。)”，因此，这“就妨碍了季先生进行正确的选言推理”，所以，“其推理出来的结论……就不正确”[6]，亦即闻一多并非极端唯美论者。 我们认为，在唐鸿棣所谓的反传递关系推理中，确实不能推出季先生的观点。虽然如此，但唐先生明显忽视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同样也推不出他的观点。因为，在这个反传递关系的推理中，无论认为闻一多是“极端唯美论者”，抑或不是“极端唯美论者”，都不具必然性而只能是一种可能。这也正如唐先生所说，“关系R(不同于)是种非传递关系，因此不能用作有效推理”。正所以此，唐鸿棣也就自个说明了该推理的不合逻辑。我们这样说，并非关于闻一多是否极端唯美主义这个问题陷入了二难的境地，而是唐鸿棣本该由闻一多之推理的结论即“谓彼为极端唯美论者终不妥也”，再根据小前提即“郭沫若与吾人之眼光终有分别”和三段论省略式的恢复规律，将其大、小项组合成省略的大前提即“吾人为主张极端唯美论者”，却误当所谓“反传递关系推理”进行论证。这就难怪他推不出季先生的观点或者说闻一多在其推理中省略的前提。 也许，有人会认为，“谓彼为主张极端唯美论者终不妥也”经整理后为“郭沫若不是主张极端唯美论者”，这样，“主张极端唯美论者”在大前提中不周延而在结论中周延犯了“大项扩张”的错误。其实，这种观点是非常勉强的。因为，逻辑是从形式的角度进行研究的。不然的话，就不能说唐先生的“反传递关系推理”推不出闻一多是个“极端唯美论者”。正所以此，这种从意义的角度将“谓彼为主张极端唯美论者终不妥也”整理成“郭沫若不是极端唯美论者”后再从形式角度进行的分析，显然是没有遵守逻辑的规律。 我们之所以说我们的论证正确，这是因为，若从形式的角度看，“谓彼为主张极端唯美论者终不妥也”这个负判断中的“主张极端唯美论者”仍然是不周延的。因此，也就不犯什么“大项扩张”的错误。当然，也许又有人会说，在闻一多的推理中，其小前提是否定的，那么其结论也应该否定却为负判断。其实，也正是因为如果结论否定则势必犯“大项扩张”的错误，闻一多才利用虽句式变换而意义不变的汉语特点，推出了他之虽为负判断形式却实为否定判断内容的结论。自然，我们没有必要再将闻一多的省略推理恢复并整理成标准的三段论。只是需要说明的是，在《诗人闻一多的世界》里，因为唐鸿棣在引用“请教”季先生的答复里，前后都用了省略的标点“……”[7]，无从知道季先生是否用了我如上的严密论证，也许，季先生根本就不需要如我这样分析，然而我以上整理的结果，却明显地和季先生“以意逆之”的思想相吻合，即闻一多和郭沫若的孰为“极端唯美论者”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显示出唐鸿棣之“反传递关系推理”的多此一举，而且，更显示出他“不相容选言推理”的“选言肢……没有穷尽”说的错误。 根据以上的论证，不仅能够证明季先生观点的正确，而且，也能推出闻一多当年在清华时经常谈论“极端唯美主义”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这样讲还不能服人的话，那么我们可用王康所说即“闻一多在同朋友们谈诗的时候，曾说过要做一个‘极端唯美主义者’的话”[8]以佐证。但在唐鸿棣看来，这是错将季先生的观点当作“闻一多的原话”而“以讹传讹”[9]。只是需要辩论的是，“要做一个‘极端唯美主义者’”是否是闻一多的原话，因为他当年和朋友们所谈的内容不可能都如录音式有据可查地保存下来而无从考证，但是，此语出自闻一多的学生且亲戚王康之口，就不能不让我们相信。更何况，即使王康在当时也不认为“唯美主义”是溢美之词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就更应该承认闻一多就是说过“要做一个‘极端唯美主义者’”。 实在说，我们无论如何从逻辑的角度推论闻一多是个“极端唯美论者”，但是，撇开其文学批评和创作实践，还是不能认为他就是一个“极端唯美主义者”。这，就不能不让我们从闻一多的“理论”和创作里寻找答案。闻一多明显地受到了济慈的影响。1922年11月26日，坚持“艺术为艺术”[10]的他在美国给梁实秋的信里，就谈及了他们“以美为艺术之核心”[11]的观点；在1923年3月22日给梁实秋的信里，又说他所“主张的”是“纯艺术的艺术”，“相信”的也是“纯艺术主义”[12]，因为，他要“纳诗于艺术之轨”[13]；闻一多坚持认为诗应该“艺术化”，“因为要‘艺术化’才能产生艺术”[14]。因此他说，“以美为艺术之核心者不能不崇拜东方之义山，西方之济慈”[15]，这才先后写出了赞颂济慈的诗歌《艺术的忠臣》以及其他表现“纯美”和“纯真”思想的诗篇《李白之死》、《红荷之魂》和《美与爱》等。而且，他之“艺术的最高目的，是要达到纯形Pure fore的境地”[16]观点，无疑也是济慈之“艺术的纯美”说法的变换。而如果将闻一多和王尔德比较，则更明显地显示着追随的印记。他在《诗的格律》中批评“诗国里的革命家”要“皈依自然”时说，“自然界的格律不圆满的时候多，所以必须艺术来补充它”。因此，“……绝对的写实主义便是艺术的破产”。就是在这时候，他引用了王尔德的名言即“自然的终点便是艺术的起点”，并认为“王尔德说得很对”。他还进一步阐述说，“自然并不尽是美的，自然中有美的时候，是自然类似艺术的时候”。他认为，“最好拿造型艺术来证明这一点”。并说，“我们常常称赞美的山水，讲它可以入画，的确中国人认为美的山水，是像不像中国的山水画做标准的”。还说，“欧洲文艺复兴以前所认为女性的美，从当时的绘画里可以证明，同现代女性美的观念完全不合；但是现代的观念，不同希腊的雕像所表现的女性美相符了”。这种现象，闻一多说“是因为希腊雕像的出土，促成了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以来，艺术描写美人”，又“都拿希腊的雕像做蓝本，因此，这才改造了欧洲的女性美的观念”。基于此，闻一多又说他在赵瓯北的“绝似盆池聚碧潺，嵌空石笋满江山。花工也爱翻新样，反把真山学假山”这首诗里，“发现了同类的见解”。据此，他归纳说，“这径直是讲自然在模仿艺术了”[17]。在此仍需说明的是，闻一多在这篇诗论里，不仅有关于“自然类似艺术”的论述，也有关于“自然在模仿艺术”的观点，然而唐鸿棣却撇开后者，刻意地分析闻一多的“类似”说和王尔德的“模仿”[18]说不同，但是，他显然忽视了这样一个现象或者说事实，即闻一多在说“是自然类似艺术的时候”和“这径直是讲自然在模仿艺术了”时，是将“类似”和“模仿”当作类似概念使用的。在我认为，即便是王尔德“艺术模仿自然”中的“模仿”，其意义也和闻一多所说的“类似”相同或者说相似。因为，无论你如何说“自然模仿艺术”是本末倒置，而其“模仿”的实质，也只能是一个弱动词和“类似”一样。因此，不论唐鸿棣如何认为闻一多和王尔德不同，都不能让我们否认闻一多和王尔德二人文艺思想的一脉相承。所以我认为，闻一多在《诗的格律》时期，无论其文艺思想还是创作实践，都达到了“唯美主义”的高峰。仅以《死水》为例，在想象和幻想的强调下，他运用对比和象征的表现方法借现实之“丑恶”，心灵之“厌恶”，迸发出绚美的艺术之葩。这，是谁也不能否认受到波特莱尔奇崛诡奥的《恶之花》影响。 为了说明闻一多不是“极端唯美论者”，唐鸿棣先生还有一个重要的论证即闻一多的“艺术为艺术”和王尔德的“为艺术而艺术”并非同一论题。他说：“‘为艺术而艺术’与‘艺术为艺术’，两者表面看来”虽然“很相似”，但“其实不能把它们等同”。因为，“王尔德的‘为艺术而艺术’是他的人生哲学与艺术哲学的集中体现，而闻一多的‘艺术为艺术’只是对文艺本体作出的表述，是对自己的艺术哲学观表述。王尔德的‘为艺术而艺术’是追求一种‘美而不真’的谎言，要彻底地离弃生活，抛开现实与‘真’；闻一多的‘艺术为艺术’是要求美与真的统一，他不忘却现实人生……”[19]。“艺术为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是否等同或者说相似？带着这个问题，笔者曾请教过在《闻一多评传》中将“艺术为艺术”说成是“为艺术而艺术”且在其著述过程中被闻家驷“热忱地审阅了全部书稿”并“当面一一给予指正”[20]过的刘煊先生，刘先生诚恳地告诉我说，其实闻一多的“艺术为艺术”和王尔德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内涵是相同的。他还说，闻家驷先生就这样认为。而闻家驷不仅是闻一多的弟弟，更是精通西方现代各派文论的专家……。鉴于此，我想，假如“艺术为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果真像唐鸿棣所分析那样具有诸多的差异，那么，闻家驷一定会让刘煊先生纠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此，笔者认为，从表象看，二者只是主语不同，但实质却是相同的。前者的意义是，艺术是为了艺术，而后者是为了艺术而艺术。但因为艺术是人所从事的，因此，当时的闻一多们从事艺术是为了艺术，亦即“为艺术而艺术”。其实，我们如果根据闻一多1921年在清华主讲“艺术为艺术呢？还是为人生”[21]的专题得出是“为艺术”而非“为人生”的结论后，亦可推知他是“为艺术而艺术”。据此，我们又可以肯定地说，“为艺术而艺术”也是闻一多们在清华时常谈的话题。也就是在那时候，作为更年轻的他们，在遭遇前期创造社标榜“为艺术而艺术”，“排斥功利与目的”，尤其是提出“艺术独立”的口号时，才理所当然地认为郭沫若等是“极端唯美论者”并视为同道。只是，闻一多后来于美国因“复读《三叶集》”，才终于发现了他和郭沫若的“文艺思想见解”如唐鸿棣在《诗人闻一多的世界》中所分析的那诸多不同，因此亦“知郭沫若与吾人眼光终有分别”，这才“谓彼为极端唯美论者终不妥也”。我们这样分析的意义在于，不仅能够证明季镇淮先生“以意逆之”的正确，而且，更能正面说明闻一多“结论”的自然。 虽然如此，然而关于闻一多的“极端唯美主义”，为什么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乃至今天，“一直纠缠不清”？这原因，我想不外或是认识的误区，或是故自立一家之言，或是为贤者讳。为贤者讳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片面重视社会功利，尤其是政治功利的狭隘文学观念支配下，过去的理论界虽然承认西方“唯美主义”派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不满，但又不满他们在早期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艺术中找到了自己的理想而走进“纯美”的世界，以至于认为是“颓废”的表现。因此，这也正如唐鸿棣所说是将“事情倒了个位置”，而“这种颠倒也临到闻一多头上”[22]。当然，他这样说并非是为贤者讳。虽然说为贤者讳可以理解，然而将“事情倒了个位置”是不允许的。因为，我们必须尊重事实。而事实是闻一多无论其文艺思想还是创作实践正如卞之琳所说，都是“受过英国十九世纪浪漫派传统和它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变种以至世纪末的唯美主义和哈代、霍思曼的影响是明显的”，并且“受波特莱尔和他以后法德等西欧诗风的影响”也“是少见……”。更重要的是，卞之琳紧接着的另一句话我们更不能忽视，这就是，但“波特莱尔……的《恶之花》也不是用‘颓废’一词所能一笔否定得了”[23]。鉴于此，如果我们根据朱寿桐关于“闻一多是新月派中唯美主义色彩最浓丽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渗透着唯美主义的绮丽摩绯，关于文学本质论的表述也常呈现出唯美主义式的斩钉截铁”，更有甚之，“他对唯美主义的‘艺术至上’论和由此派生的各种形式主义论调每无讳言”[24]的论述，再结合闻一多的创作实践如《死水》等诗看，无论他后来如何说其中蕴藏着火，并且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否认其在愤激中显示出一种无可奈何抑或说是“颓废”的情绪。当然，我们更不能否认其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愫。更何况，即使认为西方“唯美主义”是颓废消极的，然而王尔德却并非是西方“唯美主义”的惟一代表，而作为“唯美主义”代表之一的梅里美，其作品就喷发着积极向上的内容。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就不能简单否认闻一多是“极端唯美论者”，或者因其是“极端唯美论者”而对其否定。然而过去，由于受强调文学社会功用等因素的影响，研究闻一多主要是从其后期的斗士着眼，而避开了其前期的创作实践尤其是文学批评。即使谈其文学创作，也多是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分析，从而一个倾向掩盖了另一个倾向。虽然，闻一多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都犹如一个“金银盾”，如他认为“文学底宫殿必须建在现实的人生底基石上”[25]，但是，他又说，“美的灵魂若不附丽于美的形体，便失去他的美了”[26]；虽然他认为“文学……完全脱离思想……自然办不到”，可他又说，“文学专靠思想出风头，可真……没有出息了”[27]；虽然他极愿介绍雪莱以“增高我们的Hu-man sympathy(高尚的同情心———笔者注)”[28]，但他“主张的”却是“纯艺术的艺术”，“相信”的也是“纯艺术主义”。因此，他才说其“诗能有所补益于人类，那是”他“无心的动作”[29]。但在这对立的统一中，我们还是不能否认其是“艺术至上”主义者。虽然说唐鸿棣又认为闻一多的“文学本体观”是个“复合体”[30]，但承认其是个“复合体”也不能以掩盖或者说牺牲矛盾的主要方面为代价。而就因为闻一多的文艺思想是个多棱镜，更兼之他由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而逐渐成为一个民主斗士，这才使不少研究者抓住了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因此，在过去的文学史教材或者论文论著里，有说闻一多是带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有说其是浪漫主义的，有说其是象征主义的，也有说其是现实主义的，这都不无道理。只是，论者却明显忽视了以上的这些“主义”，多是交叉而并非排斥。因此，就不能肯定一个而否定另一个。倒是李广田先生在分析闻一多的《忆菊》时说得正确，认为“这正是唯美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结合”[31]。这就是说，爱国主义是闻一多诗歌表现的内容，而唯美主义则是他创作的美学追求。二者是并行不悖的。既然如此，就连“波特莱尔的《恶之花》也不是能用‘颓废’一词否定得了”，那么，我们不是应该为“唯美主义”正名吗？只有这样“正本清源”，才能还“唯美主义”的本来面目并除去强加给闻一多的所谓“恶谥”。这也正如唐鸿棣先生所说：“一个文艺家、诗人，讲求些艺术形式，艺术的美，艺术的技巧，不仅无害而且有益，应受肯定；但一个文艺家、诗人如果不讲求艺术形式，艺术的美还自诩是一个文艺家、诗人的话，那倒是让人感到吃惊和奇怪的。”[32]至此，我们便可设置这样一个“二难”来结束本文：即如果你是一个艺术主义者，你就应该承认闻一多前期的艺术主张；如果你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你就应该根据他的经历分析其后期文艺思想的嬗变。但就是不能否定其前期是一个“极端唯美论者”这样一个事实。因为，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注释： [1]闻一多：闻一多全集之十二致吴景超、梁实秋P81，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季镇淮：闻一多全集之十二年谱[M]474，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3][4][6][9][18][19][22][30][32]唐鸿棣：诗人闻一多的世界[M]168、164、168-170、167、185、180、164、164、164，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5][7]季镇淮：诗人闻一多的世界M168、168，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8]王康，闻一多传[M]73，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 [10][11][12][15][28][29]闻一多：闻一多全集之十二致梁实秋[M]95、128、159-160、128、159、160，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3]闻一多：闻一多全集之十二致梁实秋、熊佛西[M]233，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6][27]闻一多：闻一多全集之二戏剧的歧途[M]148、149，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7]闻一多：闻一多全集之二诗的格律[M]136-142，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0]刘煊：闻一多评传[M]39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21]郭道晖、孙敦恒，闻一多纪念文集之清华学生时代的闻一多[M]446，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23]卞之琳：闻一多纪念文集之完成与开端：纪念闻一多八十生辰[C]215，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24]朱寿桐：新月派的绅士风情[M]146，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25]闻一多：闻一多全集之二泰戈尔批评[M]126，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6]闻一多：闻一多全集之二评本学年《周刊》里的诗[M]42，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31]李广田：闻一多纪念文集之闻一多选集序[C]12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作者通讯地址：洛阳师院教育学院 邮编：471000)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4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