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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的祖籍不在武汉，但她对武汉却有很深的感情；她内心的感情虽然看不出来，但通过她的文学创作，却可见一斑。早年写武汉的哥们姐们，在人们觉得他们被“文革”搞垮掉了，是“垮掉的一代”的时候，她却写出了他们心灵的率真，颇感动了也激励了许多青年读者，因而被青年引为知音。后来又写武汉的市井细民，从住房问题，写到爱情问题，从母子关系，写到夫妻感情，从汉口的河南棚子，写到武昌的大学校园，从街道妇女，写到下岗工人，写尽了武汉人的生活变迁，写活了武汉人特有的个性。再后来，因为一些写作的机缘，她把对武汉人这份现实的关切，转向了武汉的历史，近些年来，又把笔头转向了历史上的武汉。 武汉的历史不同于中国一般的城市，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但真正要知道到底是哪儿不同一般，却要走进武汉历史的深处，才能略知一二。比如说辛亥革命，在常识中，没有人不知道发生在武汉，要不，为什么叫武昌首义呢。但这个首义到底是怎么酝酿发动的，其间经历了哪些瞬间波折，革命党人冒了哪些杀头的风险，付出了何等生命的代价，民众又是如何从革命前的翘首企盼，到起义时的惊恐不安，而后欢呼胜利，顺乎潮流，成为共和子民的……如果不了解这其中的细枝末节，还不能算是了解了辛亥首义。方方说：“政治教材只告诉意义，历史教材只告诉结果，但小说却可以用最感性的方式还原它的过程。”她就是抱着“用最感性的方式还原”武昌首义的历史过程这个信念，写下了中篇小说《民的1911》。 这部中篇小说，以一个叫民的孩子的视角，全景式地再现了1911年发生在武汉的那场惊天动地的革命。作者设想这个叫民的孩子“无处不在”，让他得以全程观察、全方位参与辛亥首义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方方笔下，可能不那么合乎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也可能不完全合乎某种对历史人物忠奸善恶、进步保守或革命反革命之类的评判标准，她要写的不是一部被抽象了的标准化的辛亥首义的历史，而是“那种因无数偶然和必然的交织碰撞，令一场几乎全军覆没的起义、因下层军人的绝地求生而获得大胜”的历史。 方方笔下的这部历史，既是对真实的辛亥首义历史的感性“还原”，也是对辛亥首义历史的独特解读。这解读，不但表现了方方独特的历史观，同时也包含了方方对武汉这座城市和武汉人的一种特殊情感。在作品中，她不但让许多辛亥首义的遗址，从历史的尘封中重新显露峥嵘的面目，而且也让当年的武汉人得以再现历史的本色。尤其耐人寻味的一笔是，方方在作品中设置的那个叫民的孩子。这个叫民的孩子，既是一种叙述的视角，也有一种象征的意味。她让他“无处不在”，时时刻刻注视、关切，也参与、援助这场革命，难道不正是时时刻刻游荡在革命党人头脑中的民魂，活动在革命党人身边的民众的身影，激励革命党人奋斗牺牲的人民的意志和精神吗？方方在作品中虽然没有花费更多笔墨去正面描写武汉民众对起义的支援，但让这个无处不在的民魂附着在一个叫民的武汉伢身上，不是让武汉人在这场革命中作了人民力量的象征吗？这既是历史的机缘，武汉人的荣幸，也是方方对武汉人的礼敬。 方方对辛亥和民国题材情有独钟。一方面有其家族渊源，她的曾外祖父是二次讨袁檄文的执笔人，祖辈与辛亥党人多有过往。另一方面，则与方方独特的个性有关。方方为人耿直，率性认真，对历史常有洞见，对人性颇多妙解，唯其如此，她笔下的历史和人性才不会简单化，也唯其如此，她“还原”的辛亥首义和武昌围城，才如此声色壮丽，多姿多彩。在写《民的1911》之前，方方已写过一些与辛亥革命有关的作品，如《汉口的沧桑往事》、《汉口租界》、《到庐山看老别墅》等历史文化散文。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名为《武昌城》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写法特别，材料取自北伐战争的武昌战役，具体情节是北伐军从围困武昌到攻克武昌共40天的惨烈过程。小说上部为“攻城篇”，下部为“守城篇”，攻城的是北伐军，守城的是北洋军，前者革命，后者反动，二者泾渭分明。按照通常的理解，前者要写出革命的正义和胜利的趋势，后者要写出反革命的残暴和失败的必然。但方方把攻城和守城的双方都看作历史地存在过的活生生的个人，她要“站在他们各自的角度、按照他们的思想逻辑设身处地写出各自内心深处的感受”。 因此，读这部作品，给人的感受同样也十分复杂。 方方是一位善解历史，也善解人性的作家，因其善解，所以才不会将历史和人性简单化，也因其善解，一百年前发生在武昌的首义历史和革命志士的形象，才能在她笔下活灵活现地走到今天。 原载：《 人民日报 》（ 2011年10月13日 24 版） 原载：《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3日2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