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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历史其实也是不同民族互相发现的历史，地理上的发现只是一个开始，最为精彩最为有益的发现可能就是文化。不同的文化在相互的发现中互相借鉴与重新整合，会给人类带来新的希望。我不同意美国思想家亨廷顿认为世界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在本质上是文化冲突的论断，那是由于他对文化的理解还停留在泛文化的阶段，他还没有触及到文化的精髓，他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文化。真正的文化是超越物质利益或政治派别的最纯粹最通透也是最有普遍性的人类精神形式，它是能够让人类共同理解、共同认同的意志表达，它能够让不同语言的人类互相谅解、互相宽容。比如优秀的诗歌，就是数千年来人类一直信奉的重要文化形式。文化是可以化解人类精神障碍的最好方式，只有在文化的交流中可以存在暂时的差异，但绝不会存在冲突或利益的对抗。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基本上都是由于各种各样的物质利益所致，文化只能让冲突缓和。因而人类要消除误会和冲突，文化就是人类最理想的对话场所，在这里不仅《圣经》中的上帝和人类可以对话，穆斯林的真主也可以与人类对话，佛教的佛陀也可以和人类对话，人与人之间会有深层、广泛友好的交流与接触。 语言几乎显示了人类全部的存在，而不同的语言是人类不同存在的证明。其中，诗歌无疑是语言艺术最高、最简约的形式，它是人类本质存在中最经典、最精彩的道场。诗歌不仅是语言艺术的高峰，诗歌更是人类文化的最高形式之一。不同民族的诗歌无疑会穿越时空的迷雾，在晴朗的高空互相辉映、互相印证。 在人类的诸多文化形式中，诗歌自远古以来有很长时间一直占据着主流文化的形式，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诗歌一直是传统文明的标志。传统中国最值得骄傲的可能就是诗歌，我们曾经是一个诗歌的大国。西方现代派诗歌的教师爷美国诗人庞德，在二战后因政治原因被关入疯人院后，曾痴迷地通过英汉字典，翻译中国的《古诗十九首》，他曾经根据中国古诗改写的现代诗歌，影响了西方现代诗坛。我要说明的是，影响是相互的。而在这之前，也就是上世纪初，西方的文化开始深广地影响中国社会，首先在诗歌领域进行的白话文运动，改变了此后中国书面语言的总体命运，人们选择了通俗易懂的口语，作为书面表达的主干。在此基础上逐渐成熟的中国新诗，深受西方诗歌的影响，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从中国新诗开始，中国诗歌界一直在密切关注西方诗歌的动态(当然排除“文革”前后文化被禁锢的若干年)，这一点也被现当代中国诗歌史所证实。那些在中国现当代诗歌中有一定代表性的诗人，几乎都有着深厚的西方诗歌背景。郭沫若、李金发、戴望舒、穆旦、艾青、绿原、李瑛以及上世纪70年代末崭露头角的朦胧诗派，从他们的诗歌中，都能够找到西方乃至俄国文学的影子。尤其是80年代短短的十年，中国当代诗坛几乎重复和上演了西方现当代诗歌近百年的历程。从第三代先锋派开始的后朦胧诗各种流派，都可以在西方现当代诗潮中找到模式。这个交流的过程已经让中国当代诗歌受益匪浅，现在看来谁也不能否定。中西诗歌领域的交流，恐怕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密切和集中，这对于人类诗歌发展的总体水平和发展方向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就中国新诗的整体水平来说，可能截至目前，近30年中国诗歌总体上所达到的高度是能够得到肯定的，只不过需要更有眼光或更深入的理论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几乎没有展开，人们的欣赏与阅读大多建立在一些短视或受功利驱使的不良选本上，许多好的诗歌还远远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同样对诗歌的理论与鉴赏也完全有必要在借鉴与交流中得以调整视角与提高标准。 经过吸收、交流与体验，中国诗坛趋于成熟，到了现在，依然坚守着诗歌创作的诗人们，变得更为冷静和深入，这时候，中外诗歌的交流可能变得更加趋于正常与主动。 原载：《文艺报》2011年10月21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10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