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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我对“80后”的诗歌写作持犹豫的态度，这一方面缘于身为这一诗歌世代中的一分子，我很难以客观的态度对之进行评判，对同代人唱赞歌或挽歌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缺乏像波德莱尔议论他同代人时的勇气和睿智。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我现在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的，是对这一代人写作的不太自信。任何真正有效的文学——以那些伟大的经典标准来看——都内蕴了丰富的历史和自我。但“80后”的历史和自我何在？是那些无病呻吟的青春期躁动吗？还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矫揉造作？尤其是，当这些“文学”在市场营销的资本模式下越来越成为搔首弄姿的“主流文学”时，我们还能不能提供真正的文学来建构我们的历史和自我？ 我以为，新世纪以来所有的“80后写作”，无论是边缘化的“80后诗歌”，还是稍微大众化一些的“80后小说”，都必须面对历史语境。对这一历史语境的态度和意识，将会决定着这一代人写作的成就与位置。据我观察，在“80后”最流行的那些小说中，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本质化的意识形态对抗已经影响了小说作为一种严肃文体的可能性。但同时期的诗歌，却在不动声色地肩负起重构历史和自我的任务。在我看来，新世纪以来“80后”的诗歌写作至少有以下几种美学倾向显示出了这一特点。 第一是“现场美学”。建构历史就是建构一种“在场感”。上世纪80年代，诗人海子曾在他的长诗中追问：“谁在？”他的追问是一个时代终结的标志。一部分知识分子从宏大叙事的广场上撤退，却转身去拥抱市场意识形态。“谁在”的空缺使得90年代的诗歌写作只能是匍匐在一些大师的面前亦步亦趋。最真实的存在就是“我在”，这就是郑小琼诗歌所要回答的问题。“我在”在郑小琼的诗歌中(如《黄麻岭》《钉》《铁》等)表现为一种尖锐的声音，她几乎是用肉体之躯去撕开市场意识形态的血腥逻辑，这是“80后”个体在诗歌中的一次苏醒，肉体的疼痛带来了精神的疼痛。郑小琼关于南中国非典型工人生活的写作构成了一种陈述，这一陈述既回应了她自我的一种成长，也回应了一个时代的成长。这种成长所具有的特征并不明显，它是一个特殊历史时刻的回声，是风暴的前沿，是现场在历史中的一种残酷的自我呈现。每一个“80后”都要面对这个历史时刻，因为我们同时在遭受剥削和欺凌，在这个意义上，郑小琼的写作是一种“原始的”、“生命主义式”的写作。 回到现场也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在李成恩的诗歌中(如《汴河》系列、《高楼镇》系列)，“现场”总是与“过去”联系在一起，“现场”在空间上叠加为多种历史时刻的交织，李成恩抓住的是那些时刻：新的“现场”尚在形成之中，而历史的幽灵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收编它们。因此，在李成恩关于“故地”的书写中，却是对无法把握的“现场”最有力的捕捉。她诗歌中的传说、神话和民间故事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李成恩提供的是一个今昔参照的现场，文明的断裂在这个现场里触目惊心。有必要把李成恩和另外一类写作区分开，在这些写作中，以一个女性的视角构造一个想象中的“桃源胜地”是主要的修辞方式，这种想象陈旧不堪，毫无撕裂的痛感，过度夸饰女性的身份意识而陷入一种低级的意淫之中。 第二是“智性写作”，我以此来指称“80后”诗歌写作中强调修辞、形式和内省的美学倾向。在上面提到的两位诗人中，其整个精神的思考方式是趋于“外向型”的，充满了一种与她们的女性身份形成鲜明对比的扩展性的力量。但是在肖水的诗歌中(如《绝句》系列)，力量是以一种“内敛”的形式凸显出来的，就好像一个物体不停地浓缩自我，原来是为了凝聚全部的精华。肖水的“绝句体”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古典诗歌的典范形式，实际上肖水本人也确实受到甘阳所谓的“通三统”理论的影响。但我个人认为，肖水诗歌的魅力所在恰好不是这种似乎道貌岸然的呼应传统，而是一种现代的、现场的、完全个人化的思维的方式。“绝句体”是思维的节点，是“精致的诗歌之瓮”的一次裂开，诗歌借助这一节点和缝隙得以呈现其内部的广阔深度。在这个意义上，肖水的诗歌是“非文人式”的，他在绝句中刻意制造了一种身份(性别)的迷乱，形式的清晰与内容的含混构成了诗歌的张力。相对于此的一种“智性写作”可以说是“仿文人式”的，如茱萸的诗歌(如《花草市场》等)，“物象”——尤其是通过花鸟虫鱼的大量暗喻使得他的诗歌具有一种“文化展示”的意味。他是企图利用这些带有文化能指的符号来谴责当下粗鄙的现实吗？还是完全在寄托一种刻意为之的个人趣味？无论如何，智性写作的背后总藏有“知识”的幽灵，王东东和徐钺的诗歌(如《冬夜》《隐喻》等)在不断推进的情绪中力图廓清某些形而上的思考，徐萧在诗歌中揉进历史的细节，胡桑将异质化的文本引入自己的诗歌(如《皱褶书》)，造成一种冷静的审美上的“离间”。这些写作因为对修辞的过分依赖而导致有些内倾式的封闭，但是却有某种可以被召唤出来的生机。对于普遍具有学院背景的“80后”诗人来说，“智性写作”也许仅仅是一个起点。 回到现场，捡拾自我的历史，不管是“外倾式”的还是“内倾式”的书写，最后的问题依然是——谁在？所以最重要的、最根本的问题依然是“个体”的建构。正如一些关注“80后”诗歌写作的评论家所关心的，“80后”能够挣脱集体主义的桎梏而获得一个独具一格的自我吗？我在那些最有创造力的同代人身上看到了某种危险的信号，各种形式的集团以各种方式在引导着和规训着我们的思考和写作，当“打工诗歌”或者“底层诗歌”被炮制出来的时候，那个在诗歌中左右冲突的鲜血淋漓的自我也许就被“招安”了，当我们陶醉于趣味、智力和修辞的时候，也许回到历史的现场就是一场自我欺骗的语词之旅，那些堪称典范的诗歌、那些被仰视的大师之作恰恰都是无法被普遍化的历史存在。也许我们应该学习鲁迅式的清醒和决绝：“一个都不相信”。雅各的角力归根结底是自我和历史的角力，是意识到了一切终究无所依靠，惟一依靠的只是残存的身体和个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80后”诗歌写作中那种与一切疏离的，完全醉心于一己经验的强烈情绪。在杨庆祥的诗歌中(如组诗《好事尽》等)，这种个体经验以一种“爱欲”的形式展示出来，旅馆和床是他诗歌中被反复提到的空间，这种空间是公共性和私密性的奇妙结合体，它暗示了一种带有冒险色彩的纵欲本能。而在唐不遇的诗歌中(如 《情诗》《硬币》)，个体经验就是青春和死亡的狂欢，就像硬币的两面，互为依存。最好的在场不是思想的在场，也不是概念的在场，而是身体(肉体和灵魂的统一体)的在场，只有身体的在场，才能体会到现代的风暴在当下中国最残酷的肆虐，才能以诗歌的容器来装置已经被击打得支离破碎的精神世界。 “80后”垂垂老矣，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已经远离的时刻，来检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80后”的诗歌写作，我感到自己既没有“立”也没有“惑”，也许我最应该做的，是要彻底解构掉这个概念——“80后”——早就该进垃圾桶了！一个真正的诗歌时代必须通过那些孤独的个体来铭刻(比如陶渊明和李白的时代，比如维吉尔和但丁的时代)。“80后”只不过是历史大幕中的一个背景，它必将黯淡无光，失败得无地自容，但真正的诗歌——再强调一遍——内蕴了丰富的历史和自我的诗歌，会得永生！(杨庆祥) ■主持人的话 继上一期发表关于“70后”诗歌精神走向的文章后，我们这一期所讨论的，是“80后”诗歌的精神倾向。作为一位“80后”诗人和“80后”的诗歌批评家，杨庆祥的文章，实际上也是“80后”的自我反思。前不久，我刚和两位朋友做了一个关于新世纪文学中代际问题的对话，在这个对话中，我一再强调，我们在对“70后”和“80后”的命名中无视和忽略了他们和历史之间的深刻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强化而是进一步弱化了他们本就薄弱的历史意识，所以读到杨庆祥的文章，确实感到精神一振，感到“80后”自身终于也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了。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杨庆祥认为与那些虽很流行但却缺乏历史意识的“80后”小说相比，“80后”的诗歌“却在不动声色地肩负起重构历史和自我的任务”，并且因此表现为建构历史的“在场感”和建构切实的“个体自我”等精神倾向，对这些倾向，杨庆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此，我当然非常赞同。我以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是对“80后”文学，还是对于我们整个的文学写作来说，重新“肩负起重构历史和自我的任务”，都是一种非常必要和非常急迫的精神选择，义不容辞。 ——特约主持人 何言宏 原载：《文艺报》2011年10月26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10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