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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杀威棒》 《飞天》2011年第10期 “现实主义文学的彼岸”、“文学的穿透力”等话题，之所以一度成为文坛争论的热点，是因为它的稀缺和珍贵。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喜欢秦岭的读者，为什么会对他的现实题材写作充满期待。短篇小说《杀威棒》是秦岭的新作，也是一篇在表现对象、表达主旨上别开生面的佳作。与他近期引起关注的《鬼扬土》《一头说话的骡子》等小说一样，总是在稳中求变中，让我们体味到好小说的力量。 多年来我们习惯了这样一种阅读：反映极左时代知青生活的小说，不管视角如何变幻，理念怎样翻新，一般很难跳出知青作为当事人身心被扭曲、精神遭压抑的表达模式。而《杀威棒》令人欣喜地跳了出来，它一反常态地从农民受害者的角度，借助杀威棒——一根教鞭对“城里人的孩子”的当头棒喝，让我们从社会不同的痛感神经末梢上，感受到了嵌入历史阴影中农民精神世界那些根性原则和心灵的秘密。一般来说，小说指向那里容易，抵达那里却有很大的难度，而《杀威棒》不仅顺利地直达终点，它还启发我们思索这样一个现实问题：以文学的方式考察一段历史，路径有很多。 小说表面上讲述了一位乡村民办教师曹尚德体罚自己学生的故事：音乐课上，四年级学生甄文强举手纠正了曹老师领唱中的明显错误，立即遭致曹老师用蛇皮包裹的教鞭——杀威棒的暴揍。若以为曹老师疯狂的报复是因为学生当众损害了他的自尊，那就大错特错了。请注意，挨揍者的身份不同于穷苦农民子弟，而是一位为了逃避极左牵连、由知青带到乡村小学借读的“城里人的孩子”。小说的深度主要体现在三点：一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农民和知青命运的双重对峙和妥协。一度在乡下同学面前“傲气”、“有优越感”的这位小小“城里人”，在蒙受不白之冤后，与他的知青叔叔一起，顺水推舟地颠倒了黑白，主动承揽了所有的“错误”。面对像真理一样无可争辩的农村大地，他们把自己意志屈服的一面和盘托出，给了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二是十分可贵地表现了农民自身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及反思。杀威棒的呼啸声里，蓄满了一个觉醒中的知识农民对知青、对社会、对历史的所有情绪和质疑。遭受蒙蔽和屈辱的农民，不可能像知青那样有逃离土地的机会，土地给了农民生存与生活的广阔舞台，却同时消解着农民的理想，埋葬着农民的尊严。当他们不得不凭借中国古老的“教书育人”这个幌子惩戒“城里人”的时候，我们从这种“名正言顺”里，窥视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黑洞。三是巧妙地借助知青在农村土地上的来与去，对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农民与城里人的公民权利、平等意识设置了层层的追问。极左的天平上，农民和知青，到底谁才是最大的受害者？生为新中国的公民，谁来为坚守土地者、逃离土地者以及城乡等级落差做起码的价值分析和良心判断？一声又一声当头棒喝，让我们感受到了政治、历史、道德、儒家文化、农民人格在土地上钻心的疼痛。 作者特意把社会背景扩展到改革开放时期。挨打者返城后最终成为当红歌星，打人者也因昔日“鞭挞有方”很符合现实逻辑地成了地方名人。尽管时过境迁，彼此心灵的伤疤不但未曾冰释，反而愈加纠结。打人者死后，挨打者祭祀“启蒙恩师”的方式，选择了像学生时期一样先举手，再鞠躬，然后要求把那根杀威棒带走。祭祀、举手、鞠躬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里十分寻常的基本元素，而作者不露声色地给这些元素巧设机关，在娓娓叙事里埋设了极大反讽意味，一如在文本里绵里藏针，让我们在乡村肌体上，冷不丁发现那些寒彻的针眼儿，或者即将插入肌体的针头。 挨打者为什么要带走杀威棒？高明的作者把答案留给了读者。 原载：《文艺报》2011年10月21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10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